婦女節談女權

由於西方強勢文明的全球性影響,今天的知識女性受到西方女權主義的影響是必然的。女權主義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沒有之前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女權主義。經過幾千年的反思和能量積聚,終於在工業革命猛烈衝擊父權制度的時候,女權主義運動全面爆發。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奮鬥,女性已贏得了教育權、參政權,相當數量的女性正在接受教育,參與經濟和政治活動。雖然女性以家庭為主,男性以在外掙錢為主的“男外女內”的格局並沒有根本改變,但女權運動畢竟推動了兩性分工模式固定化的破除。此時,若停下來公正地評價一下女權主義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我們會發現,這時的兩性關係寫照更接近于先知時代由商界典範赫蒂哲、知識精英阿依莎等眾多精英女性,以及抽空回家幫妻子做家務的先知穆聖等聖門弟子共同勾勒出的中正的兩性關係。因此,就此而言,前期的女權主義者的抗爭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女權主義的矯枉是必須要過正的,她們要求絕對平等。兩性間的心理及生理差異,在她們看來都是社會化的結果,正如女權主義旗幟性人物波伏娃所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社會建構出來的。”因此,她們強調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只要給她們平等競爭的機會。她極力否認兩性之間的差異。此時的“女權主義”,已經進入“轉基因時代”,其結果很可能是排異、對抗和病變。正如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在西方女權運動的宣導,許多女人們沖上街頭要求絕對自由,採取極端手段對抗傳統,例如飲酒、吸煙、吸毒、換夫、性自由、同性戀、反對結婚、終身不孕等,這些荒唐的行為並沒有給女性增加一點自尊,而是促使女性心理變態、暴露了她們更為深層的自卑。“女性解放”對男人沒有一點損失,他們可以自由地喜新厭舊,而造成的後果都由女人承擔,如懷孕、墮胎、無父子女、青春賣笑、與商品捆綁展示等。甚至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拉米斯•費爾斯通聲稱,婦女因她們的自然特性如為人母、分娩、家庭主婦等而成為下人。她建議,婦女為擺脫這種下人的狀態而逃避為人母、逃避發揮作為一個母親所發揮的作用和所承擔的義務。

因此,今天矯枉過正的女權運動給現代婦女造成的傷害越來越明顯,正如李小江在《女人的出路》中所總結的“男女平等”追求中女性發展的痛苦經驗:“30多年我們走過的道路,已經切身體驗到‘平等原則’在有性差的男女之間造成的非公平效益。……它的結果不是解放婦女,而是造成一代(甚至幾代)女性的深層身心創傷。”

事實證明,所謂的“性別平等”不僅挑戰著男性的權威,也挑戰著女性的性別特徵。從“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賢慧的女人” 、“成功的女人背後都有一個失敗的家庭”這些具有較高社會共識的社會現象以及二者形成的鮮明對比來看,現代社會表現出來的所謂男女平等實際上僅僅是一種幻象。因此,近代以來,出現了從“男女都一樣”到“男女有別”的理性回歸之聲。

《古蘭經》雲:“男女是相生的”(3:195)“通道的男女相互為彼此的保護者。”(9:71) “她們應享合理的權利,也應盡合理的義務”(2:228)伊斯蘭認為,男女同根同源,都有平等的人格、尊嚴,沒有男尊女卑之說,不同在於生理與心理的差異。伊斯蘭的兩性觀強調的是互補而非獨立更非對立。“男主外,女主內”是穆斯林家庭兩性關係的基本架構,但它不是絕對式的隔絕,而是相對性的互補。婦女的人生價值是社會的需要,而其不可替代的母性價值是家庭幸福之必須。讓女性回家不意味著關閉其社會公共空間的大門,讓女性走向社會不意味著讓其脫離家庭,喪失母性。

然而,被現代媒體無限放大的穆斯林女性往往以較為負面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方面是西方媒體從文化霸權主義的視角誇大事實,惡意炒作;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反思,我們的互補性兩性觀是否僅停留在純理論層面?在這個不象農耕社會那樣凸顯男人力量的數位化、資訊化時代,我們如何本著兩性互補的原則來調配兩性分工,在現代社會中進一步充分發揮女性的家庭責任和社會價值?

【來源:微信公從號“懷清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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