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不會被遺忘

5月21日，經歷了11天戰火的加沙，終於回歸了暫時的相對平靜。逃離以色列轟炸的平民得以返回可能已經被毀壞的家園，瓦礫之下還有新發現的遺體被不斷挖出。接下來是國際上的援助資金輸入，加沙重建，等待另一輪戰火的洗禮。

本輪衝突的起源並不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簡稱“哈馬斯”）向加沙地帶之外的以色列控制區發射火箭，而是發生在謝赫-賈拉的驅逐事件。謝赫-賈拉是東耶路撒冷的一個社區，距離耶路撒冷老城僅兩公里。針對幾個巴勒斯坦家庭居住的房屋，以色列法院以猶太人擁有這些房屋的產權為由，要求這些巴勒斯坦人搬離。

此舉激發抗議和衝突。接著一些以色列青年在東耶路撒冷街頭遊行，高呼“阿拉伯人去死”，這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矛盾。隨後巴勒斯坦民眾與以色列軍警在聖殿山和阿克薩清真寺發生暴力衝突，數百人受傷。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東耶路撒冷部署的安全部隊，在以色列沒有反應後發射火箭，這一輪大規模戰爭爆發。

以色列方面把謝赫-賈拉的衝突簡單化地稱為產權糾紛，理由是那些土地的產權原本是猶太人的，是猶太人早在1948年之前就已經買下來的，所以阿拉伯人應該搬出去，讓給那些猶太人的後代居住。相關判決以以色列的相關法律為依據。

然而，謝赫-賈拉位於東耶路撒冷，而根據國際法和國際共識，東耶路撒冷是被占領土，以色列不能在被占領土上適用其國內法，而是要遵守國際法的相關規定，尤其是不能把本國居民遷移到被占領土上。而且，這些房屋是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約旦控制約旦河西岸地區時，約旦政府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合作，為逃離到那裡的巴勒斯坦難民修建的，難民入住後，從約旦政府那裡獲得了房屋產權，無論其產權手續是否完備，以色列作為佔領國不能以其國內法撤銷這些產權。

此外，以色列法院在審理中忽視了有利於這些阿拉伯居民的其他證據。再者，以色列的那項國內法本身就是一項種族歧視性法律，因為它只允許猶太人獲得1948年戰爭之前的產權，而阿拉伯人，包括以色列內部的阿拉伯人，即使有再清楚的產權證明，也不能收回戰爭中被奪走的房屋或土地。此四點足以說明，這不是單純的產權糾紛，而是披著產權糾紛外衣的驅逐事件，這種行為是違反國際法的。

上述法律論述並非強辯，相反，對以色列這些行為的性質的判定，有聯合國發出的明確聲音為證。5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發言人科爾維爾（Rupert Colville），如果以色列實施其驅逐行動，它將違反根據國際法應當承擔的義務。他表示：“鑒於過去幾天在謝赫-賈拉發生的令人不安的場面，我們要強調，東耶路撒冷仍然是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一部分，國際人道主義法適用於這些領土。佔領國必須尊重被占領土內的私人財產，不能沒收這些財產。”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溫尼斯蘭（Tor Wennesland）也敦促以色列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義務，停止在謝赫-賈拉的拆毀和驅逐行動。

謝赫-賈拉驅逐行動背後的更大圖景是以色列試圖進一步將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猶太化，即由猶太人佔據原來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區，以一方面為以後到來的猶太移民開闢空間，另一方面製造“既成事實”，為以後正式吞併這些土地創造條件。要阻止以色列的這種企圖，巴勒斯坦人就必須寸土必爭，並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

這一次的加沙武裝衝突雖然巴勒斯坦人傷亡慘重，也蒙受了巨大的物質損失。但對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來說，也出現了一些也許有利的新情況，略述如下。

首先，幾十個以色列城市發生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暴力衝突。有猶太人圍攻阿拉伯人的情況，也有阿拉伯人圍攻猶太人的情況，一些警車、民用汽車和建築物被縱火燒毀。以色列員警逮捕了一些騷亂者，但主要逮捕的是阿拉伯人。《紐約時報》的相關評論以《以色列真正的生存威脅》為標題。以色列總統利夫尼也說，假如以色列發生內戰，對以色列來說，這將是比“外部威脅”更大的危險。其實這些暴亂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長期歧視，如前文提到的在產權法律方面的歧視，此外還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歧視。這種歧視將培育以色列內部未來的反抗因數。

此外，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的行動威脅到阿克薩清真寺等穆斯林共同尊崇的地方，也勢必引起以色列內部穆斯林的警惕。無論如何，以色列的內部暴亂說明，雖然以色列封鎖了加沙地帶，在約旦河西岸修建了大量的隔離牆，但它無法憑藉這種高壓手段獲得安全，衝突還是會在內部爆發。

其次，5月18日，生活在以色列內部的巴勒斯坦人，和生活在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一起，舉行了大罷工。這是多年來一次比較罕見的，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近乎全體巴勒斯坦人，展示團結與聯合的行動。不僅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因法塔赫和哈馬斯的政治分歧而割裂，而且生活在以色列內部的阿拉伯人也展示了，雖然生活相對更好一些，但因為自身所受的系統性歧視，他們與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是命運共同體。這場大罷工有力地反駁了所謂巴勒斯坦人沉迷於內訌、不可救藥的說法，也為未來進一步的民族團結行動奠定了基調。

第三，世界各地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聲援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遊行。這不僅發生在穆斯林國家，而且發生在南非、巴西、日本、新西蘭等非穆斯林國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美國的支援巴勒斯坦遊行示威規模很大。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費城、洛杉磯、邁阿密、新奧爾良、達拉斯等多個美國城市發生了遊行。

美國“NBC新聞”報導說，在長期支援以色列的美國，爆發如此規模的支援巴勒斯坦遊行，是以往沒有出現過的情況。具體原因包括：社交媒體起到了動員作用；去年美國黑人生命權運動（BLM）造成了影響，大家日益認為巴勒斯坦事業和美國黑人平權事業具有一致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經的親密關係，以及兩人政治風格上的一致的極右色彩，激怒了美國的進步主義者，等等。

第四，美國進步派國會議員開始針對以色列採取行動。奧凱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波坎（Mark Pocan）、特萊布（Rashida Tlaib）等進步派民主黨眾議員提出一項動議，試圖阻止美國向以色列出售價值7.35億美元的精確制導武器。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也提出一項決議，試圖阻止向以色列出售這批武器。儘管這兩項動議都面臨重重困難，幾乎不會獲得實際進展，但在兩黨均堅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國，這種情況是以前所沒有的。作為巴勒斯坦裔的女性眾議員，特萊布還直接向美國總統拜登施壓，批評美國對本次衝突的態度和政策，呼籲讓巴勒斯坦人得到保護。蓋洛普民調顯示，2008年時，只有33%的民主黨人認為美國應向以色列施加壓力，迫使以色列做出妥協，而現在這個數字是53%。西方媒體評論認為，拜登已經與民主黨內的新一代進步人士產生分歧。而未來因美國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進步派的力量還可能會繼續壯大。

當然，上述這些好的跡象，距離使巴勒斯坦問題得到公正解決，還非常遙遠，但至少說明形勢並不令人絕望。無論如何，本輪衝突及世界各地的輿論反應充分否定了所謂“巴勒斯坦問題已經被邊緣化”、“可以漠視巴勒斯坦問題”的說法。

2020年底特朗普主導以色列與幾個阿拉伯國家建交後，反巴勒斯坦的力量就在宣揚這種說法，吹噓得好像全面的“阿以和平”指日可待，就只剩下了巴勒斯坦這塊頑固不化、“不解風情”的“絆腳石”，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碾過巴勒斯坦，世界縱使遺忘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也不會承擔什麼成本一樣。而當前的一系列事態發展證明，情況並非如此。相反，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其他問題都解決不了。同時，以色列的錯誤行徑及其應當承擔的責任，也勢必得到全世界日益猛烈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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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波，原《經濟觀察報》記者，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人、翻譯家，有譯作十餘部。

圖文來源：微信平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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