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民“是什麼”

對穆民來說，考驗總是在不同的時代以大致相同的面貌出現著。

2005年，作家張承志寫了一篇文章，叫《辯誣與解答的時代》。文章講述了上世紀50年代，河北阿訇劉殿凱對幾本蘇聯人歪曲伊斯蘭的小冊子做出的辯駁（《人類起源的科學解釋與宗教傳統》，出版於1950年，上海作家書屋發行）。   

劉阿訇的遺著篇幅不大，上下兩個部分，分別為《辯誣論》和《回民常識問答》。從著作結構，可以看出劉阿訇的思辨邏輯：先糾正歪曲，再陳述真相。糾正惡意強加的汙名，不在外來的攻擊下沉默；陳述自我本真的面貌，去表達基於信仰的生命態度和世界觀點。

1950年的世界，正是一場時代風暴的醞釀前期。劉殿凱阿訇的舉動，除了對信仰的守護之外，對整個中國的穆民群體，都有著重大的啟迪意義——面對歪曲、抹黑、妖魔化，作為穆民應該採取的反應和立場：摒棄沉默，理智地發出聲音。

張承志先生寫出《辯誣與解答的時代》，與劉阿訇的遺作隔了剛好半個世紀。50年過去，世界已翻了幾番，而穆民的現實依舊，甚至更加殘酷。當新世紀的大門洞開後，肆意的抹黑和歪曲就像擴散的細菌，在一些不可知力的推動下，散播在能聽能觀的任何角落。

應當從2000年9月11日之後算起。由此之後，辯誣和解答，比劉殿凱阿訇所處的時代更為迫切。

在這樣一個節點，張承志先生撰文劉殿凱阿訇的事蹟，意義是鮮明的。

直至2017年後，在無處不在的網路媒體的覆蓋下，汙名攻擊的瘋狂達到了頂點，即便一個一輩子在地頭勞作的穆民老漢，都能說出有個叫“穆黑”的人和它所從事的工作。落後、極端，甚至恐怖，一頂頂滴著髒水的帽子，生生扣在了穆民的頭上。在周圍漸漸合圍的警惕目光中，沒有聲音辯解，沒有能力辯駁。或者沉默是有選擇的，談及派系毫孔，個個雄辯無比。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全世界的穆民都處在被動的聲音寥寥的辯誣當中，主體全面的表述一直握在動輒抹黑的那些手裡。

環顧周圍，穆民正處在新的詰難之中，網路上處處釋放著敵視的戾氣，捕風捉影的、生安白造的、篡改歷史的、詬病服飾建築的種種發難洶湧而至，穆民經受的考驗已升級換代，乾淨的空氣尺寸難覓。

在窘迫的處境裡，反倒站出來幾位主流的知識份子，在公正表達著對伊斯蘭的客觀認識。他們在高校講堂和大眾媒體解讀伊斯蘭，在各自的範圍裡糾正著被成見拉偏的人群。

自然，穆民群體也有零星優秀的例子。

如前些年一位烤羊肉的維吾爾青年，在貴州用自己的辛勞所得資助了大量的留守兒童，讓他們有學可上，《感動中國》記者採訪時，他說：我只是做了一個穆民應該做的。

2014年8月5日，雲南魯甸地震災區，又一位維吾爾青年捐贈了5噸切糕，據說可以解決五萬人在一天之內不會挨餓。這番舉動在網路上影響巨大，讓疆內穆民形象在大範圍裡得到了刷新。

他們都是優秀的典範。可零星的表達只能出現在一個有限的範圍裡，要實現普遍的自我表述，則需要穆民整體的覺醒和實踐。

正面表達——是繼劉殿凱阿訇之後的，當下中國穆民應該面對的迫切使命之一。命題很大，可並非淩空蹈虛。實踐是樸素的。如果前幾十年裡，面對責難和歧視的穆民應該說：我不是什麼！那麼現在應該說的則是：我是什麼！

如果說，以上事例並不是人人可為，那麼，還有最生動的例子。

各地有不少公益組織。他們長期堅持社會公益，幫助別人，受益者不分民族、信仰、地域，在維護了地方族群關係的同時，也對當地穆民形象做出了最好的正面表達，會讓曾經心存成見的人回過頭來重新認識，打破固有的認識。

那座清真寺雄偉美觀，吸引了各地的遊客。當地穆民組織了一個志願者團隊，他們義務給前來觀光的遊客充當導遊，提供免費的糕點和茶水，陪同解說穆民的信仰禮儀等問題，服務溫馨周到。曾有人親耳聽到遊客互相交談：回族人是這樣，很好打交道呀，跟以前聽說的不一樣嘛。

當每個到來的遊客都揣著這樣的印象離開時，成見就會消失，他會把新的見聞瞭解告訴周圍的人，從而建立新的交流基礎。

還有這樣一幕，很多頭戴紗巾和白帽的人，在黃河沿岸、在城市廣場義務勞動，他們拿著鏟子掃帚。簸箕，鏟地下牆上的牛皮癬，打掃著人行道上的垃圾和紙屑，看見的市民們說，回回愛乾淨，現在這麼有素質的年輕人很少見，人家是有信仰的……

這些不正是我們缺失的表達嗎？這樣的表達方式，不正是符合信仰要求的嗎？溫和、敦厚、友善，這樣的形象不正是穆民的本真面貌嗎？

當然，方式不拘一格，凡是優美的都是提倡的。

如果全國各地的穆民都用相同的舉意和各自方式去實踐，去表達自身形象，讓社會大眾切身感受到穆民“是什麼”，那還需再三強調“我不是什麼嗎”？

事情都很微小，都是碎片，可合在一起，就是一個整體。

從反面辯誣走向正面表達，從個體解答走向整體言說。無需擎旗執筆，那是少數人的使命。對芸芸的大多數，這就是應盡能及的責任。每個堅定正直的穆民，都應釋放一縷微光於這無邊的暗夜。

【來源：《我們》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