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的伊斯蘭形象

在伊拉克烽火亂飛、狼煙四起的時候，讀到梅諾·里夫斯（Minou Reeves）的《穆罕默德在歐洲》，也就明白了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那麼高的美國民意支持率，因為在歐美的文化中，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的負面形象早已根深蒂固地纏繞在許多人的心中。在媒體的鼓噪下，埋藏在文化深處的伊斯蘭教形象躍然而出，浮出水面，從而為西方民眾支援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心理支撐。

梅諾·里夫斯精心地梳理了一千多年來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在歐洲的形象。儘管歐洲也不乏文化的良心，也不乏對伊斯蘭教及其創建者的正面描述，但是那些負面的形象是如此的觸目驚心，它們在歐洲各階層留下的影響實在太惡劣了，遠非那些正面描述可以抵消。當這種負面的東西從西方文化的深層被媒體喚醒的時候，歐洲傳統上對伊斯蘭的敵意就成了西方民眾支持政府攻擊伊斯蘭國家的強大民意基礎。

作者通過對歐洲各個語種大量文學文本和文獻的閱讀，勾勒出歐洲政界、文化界、宗教界在歷朝歷代對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精心醜化、矮化、妖魔化的軌跡。在歐洲作家、詩人和畫家的筆下，穆罕默德被醜化成騙子、色鬼、魔鬼、惡棍、邪惡之神。《古蘭經》的德文譯者奈勒特（D.D.Neretter）將穆罕默德稱為“偽君子”、“色鬼”、“卑鄙的傢伙”，著名的哲學家康得則把穆罕默德視為最惡劣的“盲信者”、“空想家”、“狂熱者”。

對於那些妖魔化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的歐洲作家、詩人、畫家，梅諾·里夫斯拉出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尊者比德、大馬士革的約翰、保羅·阿爾瓦羅、威廉·朗蘭、威廉·鄧巴、拉納爾夫·希格登、曼德維爾、但丁、約翰·利德蓋特、拉伯雷、馬婁、路德、普裡多、皮提、伏爾泰、雨果、狄德羅、吉本、拜倫、雪萊、德拉克洛瓦、薩克雷……在這些人的筆下，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同伴和同盟，還有他的妻子，甚至他的敵人以及他所遇到的人，都被他們“以不可思議的、漫畫式的諷刺形式加以書寫”。被這些歐洲名人加以歪曲的還有穆罕默德的教條以及他作為先知的種種傳說，它們在長期的歐洲知識的鏈條中被傳遞，被誇大，被扭曲。

梅諾·里夫斯指出，好鬥的十字軍戰士、為可能出現強大的伊斯蘭威懾力量而憂心忡忡的教士、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家、基督教廷的改革家、理性啟蒙時代的先鋒、為充滿異國情調的東方所迷醉的作家、詩人和畫家，以及無法摘除基督教有色眼鏡的傳記作家，都曾為這種言論造勢，使其愈演愈烈，甚囂塵上，直到當代，“他們的作品所傳遞的精神在拉什迪的作品中復活了，魔罕德真的再生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作家，他們對穆罕默德的詆毀也不至於造成多大的影響，但是，我們從這些名字裡看到的盡是各個時期歐洲文壇的巨人、思想界的巨擘、宗教界的翹楚，從尊者比德到路德，從但丁到拉伯雷，從伏爾泰到狄德羅，從拜倫到雪萊，一直到當代的拉什迪，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豈容小覷？越是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其文學的技巧越是高超，其作品所產生的力量越是強大。比如但丁的《神曲》。

以歐洲著名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對穆罕默德的攻擊為例。他對自己的信眾說：

在蕩婦床上學習的穆罕默德也沒有在他的聖經上找到證據。因此這些卑鄙醜惡的人就誇耀他們的上帝（其實其本質是魔鬼）賜予了他無窮的體力，讓他可以接連與四十個女人交媾還不滿足。事實上，他的所謂聖書《古蘭經》，就是淫婦的淫詞蕩語，通篇充滿了惡臭和對《聖經》拙劣的模仿。他在女人的陰阜裡尋覓到了預言。

 《古蘭經》是在穆罕默德剛剛去世不久就由第一任哈裡發艾布·伯克爾組織穆罕默德生前身邊的人進行整理匯總，形成權威性定本，並銷毀其他不標準的抄本，從此一直流傳下來。筆者翻遍中文版、阿拉伯文版的《古蘭經》，也沒有找到其中哪怕有一句“淫婦的淫詞蕩語”。難道路德的火眼金睛能看出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否則，一定是路德閱讀過的《古蘭經》譯本被人篡改了。

經過這些歐洲文壇大腕和宗教領袖誇張的醜化和惡毒的人身攻擊，伊斯蘭教和《古蘭經》中所宣導的諸如虔誠、公正、慷慨、忠誠、和平、寬恕、謙虛、忍耐、公平地對待婦女兒童、扶貧助患、孝順父母、貞潔和自製等價值蕩然無存，針對諸如殺人、襲擊、復仇、盜竊、欺騙、誹謗、惡言惡語、腐敗、貪婪、聚財、通姦、賣淫、虐待奴隸、忽視孤兒以及任何剝削男人或女人的行為的批判與法律制裁等等，也在歐洲人的腦子裡都煙消雲散、不復存在了，留給歐洲普通民眾的只有對穆罕默德的蔑視和對伊斯蘭教的仇恨。

那些醜化、矮化和妖魔化穆罕默德的高手，其高明之處在于利用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創建初期發生的事情進行了似是而非的演繹，從而使得歐洲民眾相信這就是事實的真相。如他們以穆罕默德曾經娶過多個妻子的事實，來構建穆罕默德“淫蕩”的形象，攻擊伊斯蘭教“一夫四妻”制度。事實上，穆罕默德娶的大多是寡婦，特別是戰爭寡婦，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分辨穆罕默德到底是歐洲人所宣稱的“淫蕩”的男人，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男人。在伊斯蘭教創建初期，由於信徒遭受壓迫，更由於歷年的征戰，很多男性信徒戰死沙場，留下孤兒寡母，生活上無依無靠，而允許一個男人在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妻子的條件下娶四個妻子，無疑為社會解決了一個極大的難題，使那些孤苦無靠的婦孺獲得了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從有關的記載看，穆罕默德在早期雖然得到首任妻子赫蒂徹的巨額財富的支持，但這些財富都被他用於傳播伊斯蘭教的事業。在年輕有錢的時候，他只有這一個妻子，而且這個妻子還比他大十五歲；在他壯年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步入老年；在他後來擁有多個妻子的時候，他的錢財基本為他的事業消耗殆盡，他的生活已經很簡樸了，年紀也大了，這與歐洲人宣傳的穆罕默德形象截然相反。難道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克己守德，等到年紀大了反而會變成一個浪蕩老頭？按照正常的邏輯，這很難理解。

由此，可以理解梅諾·里夫斯在這本專著的開頭為什麼要用三章的篇幅去概述伊斯蘭教的創建與穆罕默德的生平。作者這樣佈局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客觀敘述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的歷史真實，還原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的本真形象，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梅諾·里夫斯不僅梳理、再現了歐洲人對穆罕默德形象的妖魔化，也對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進行了挖掘。她指出：“中世紀的作者都對穆罕默德的性生活極為感興趣，這一點甚至在大馬士革的約翰在歐洲廣為流傳的作品中佔據了重要篇幅，以至於許多中世紀的看法都無一例外地認為穆罕默德性欲強盛。在對性方面禁忌森嚴的中世紀來說，對此事非同一般的關注正給了這些所謂的基督教衛道士談論性的自由。以中世紀的標準而言，穆罕默德以後的一夫多妻無疑會招致更猛烈的口誅筆伐。”對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再一次彰顯了歐洲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他者想像構建。相對於歐洲來說，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就是最近距離的他者。對他者的敘述往往是自我鏡像的映照。對穆罕默德淫蕩的想像，恰恰是中世紀歐洲嚴格禁欲環境下人們可以藉以合理合法地談論的話題，在批駁“異教徒”的幌子下宣洩歐洲人掩藏在深處的欲望。

梅諾·里夫斯是一位伊朗裔女性學者。她那與眾不同的身份和學術經歷使得她能夠公正地看待歐洲人對穆罕默德形象的塑造。里夫斯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德黑蘭，作為一個伊朗人的後代，里夫斯顯然秉承了伊斯蘭教的一些價值觀，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她對伊斯蘭教的感情和對先知穆罕默德的尊崇。但是作為一位在西方受教育和工作的學者，她摒棄了一些穆斯林學者的偏頗之處，即在學術寫作中以非理性的態度進行學術的討論。里夫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方學術實證主義的方法，通過閱讀大量的西文文獻，尋找西方文獻中攻擊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的真憑實據，從而得出了公正的結論，既指出了西方文化界和宗教界對穆罕默德形象的醜化和妖魔化行為，也指出了西方存在對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曾經有過的公允的評論。只不過本書的主旨在於揭示西方對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因而，前者詳而後者略。

里夫斯羅列了對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進行正面書寫的歐洲學者：羅傑·培根、賽戈維亞的約翰、萊辛、青年歌德、布蘭維利耶伯爵、博林布魯克、卡萊爾、道森、賴蘭、里爾克……同時也對這些人的公允之論做了引述和評論。但是在這些人的名字裡，除了歌德，我們沒有看到太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顯然歐洲對穆罕默德妖魔化的勢頭大大壓過了正面的介紹和評述。從這一點來看，里夫斯的詳略有別也是可以理解的。出於公正的學術態度，里夫斯還是把後者挖掘了出來。令人欽佩的是，里夫斯所引用的材料不僅僅局限于英文，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語言特長，挖掘了多語種的材料。我們從原著中可以看到，除了英文和阿拉伯文材料，作者還採用了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和希伯來文等不同語種的材料。充分的文獻佐證，大大增加了本書的學術性，保證了寫作的公正立場。

在二零零六年黎以戰爭硝煙彌漫的時刻，譯者正埋頭于《穆罕默德在歐洲》的翻譯工作。在和平的世界裡，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以黎雙方儘早停戰，然而停戰之艱難超乎人們的想像。停戰越是艱難，越讓我們感到這本書翻譯出版的意義。戰爭背後的美國，難道真的只是為了宗教，只是為了征服“異教徒”，只是為了“民主”的理念？仔細想想這些年發生的事情，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黎以戰爭，潛藏在深層的無非是利益，更確切地說，是強者的利益。

再看看歷史上阿拉伯世界和歐洲之間的衝突，其根源也在於此。西元八世紀阿拉伯將領對西班牙的征服以及隨後幾個世紀對安達盧斯（法國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統治，自然也是為了實現阿拉伯人的利益。安達盧斯肥沃的土地對於長年開疆拓域的阿拉伯人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十字軍戰爭在表面上是宗教的戰爭，但是真正吸引歐洲騎士的卻是對東方財富的幻想。

在宗教、信仰和理念的幌子下，很多普通百姓的戰爭熱情被煽動起來，世界公理被踩在腳下，人間正義被拋諸腦後，這是文明世界的悲哀，是第三世界的悲哀，也是發達國家宣導和平的知識份子的悲哀。戰爭與和平，被極少數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間，受傷害的總是手無寸鐵的平頭百姓，被踐踏的總是弱者，曾經被稱為“東方小巴黎”的黎巴嫩，一再遭受戰亂的苦痛。我們感受著他們的難受，心痛於他們的苦痛。

就在譯稿厘定之際，又發生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中東變局，儘管當時阿拉伯人民在為一場新的革命而歡欣鼓舞，但是革命是需要流血的，是要付出代價的，有很多優秀的阿拉伯青年在中東變局中魂歸真主。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些在動盪局勢中受傷的人們，包括身體受傷的和心靈受傷的所有人群，還不知道要經歷多少的苦難，才能迎來阿拉伯真正的春天。也有些學者認為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而可能恰恰是阿拉伯的冬天。不過，譯者很欣賞一位詩人的聲音：“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希望阿拉伯的春天，真正的春天早日到來，也希望人類的春天永駐人間。

【林豐民：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語言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