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遊記：邂逅廢墟中的追夢人--伊斯蘭之光

的黎波里的一處清真寺，圖片來源：500px.com

編者按

這可能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國度，連年的戰爭打破了原本平靜的生活；這也是一個有著無限生機的國度，人們珍惜著眼下的一點點和平，用藝術記錄著歷史與現狀，勾畫著夢想與未來。讓我們追隨筆者的腳步，去感受黎巴嫩這個國家，去聆聽發生在這裡的故事。生活中從來不曾缺少夢想，無論現實多麼殘酷，追夢人都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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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瑋編輯 | 李文哲

黎巴嫩是一個被戰爭吞噬的國家。她並非戰爭的發起者，卻無法擺脫周邊無止境紛爭的影響。由於難民大量湧入，經濟發展停滯，稱其為廢墟毫不為過，但確實也有些偏頗。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有“中東小巴黎”之稱，是一個全年氣候宜人的海港城市，現代化的建築和豐富的夜生活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全球經濟發展遲緩之時，黎巴嫩仍保持著GDP8.5%的增長率。但好景不長，敘利亞紛爭導致黎巴嫩遊客數量銳減，外資流入停止，金融體系癱瘓。如今，貝魯特已是一座披著光鮮外衣的經濟死城。

來到黎巴嫩第二大城市——的黎波里，就可以切身體會到戰爭在這個國家留下的傷痕。居民樓的牆壁上佈滿了槍孔，多處房屋地基被炸毀，下水道露天裸露著，花花綠綠的兒童滑梯零星散佈在這一片狼藉之中。整個城市的天空異常晴朗，襯托著這樣一片景象顯得很不協調，像是一個巨大的電影佈景。

黎巴嫩街景，作者拍攝

此次去黎巴嫩的初衷是為了瞭解戰爭。我帶著極大的好奇心登機，平安抵達住所。朋友悄聲告訴我，旅館的對面駐紮了軍隊，我非常好奇，便想上前觀望，卻被朋友及時制止。他很認真地告訴我，在這裡要表現得像一個當地人，收起好奇，收起相機，尤其是在有政治宣言和旗幟的地方。

在隨後的幾天中，我有幸結識了三位藝術家。他們有的是戰地攝影記者，有的是電影製作人。站在不同的視角去記錄戰爭，記錄戰爭中的人們，他們用自己的作品，讓遠離戰爭的觀眾——我們，近距離審視戰爭中的人性，正視戰士的無情與冷酷，感受女性的無助與堅強，同情孩童的天真與期盼。

記錄戰爭時遇到的險象迭聲成就了他們隨和開朗的性格，在他們眼中：過好當下便是最好。願將此文獻給這幾位藝術家！

一、Maya Hautefeuille

Maya是一位法國女孩。她在黎巴嫩完成阿拉伯語的學習後就留在了這裡。相機是她身上最好的裝飾。初次見到她，是在巴勒斯坦難民營。之前的幾日，我一直四處尋找機會照相，卻始終不得。到了難民營，我四處觀望後問朋友：“這裡沒有旗幟，我可以照相了吧！”誰料卻引來一陣集體哄笑。這時，我看到遠處一個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女孩。如果不是那個相機，我定以為她也是這裡的一員。她看起來對一切都很熟絡，和其他人親密無間。

朋友介紹我和她認識，我們便約定下午在貝魯特的一家咖啡廳見面。之後她就開始了自己的工作，我們也出發去深入考察難民營了。這裡是一個很完善的小世界，房屋，食品部，小商販，樣樣齊全。唯一的不同是：相對於外面的世界，這裡的一切都比較破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樹枝糾纏在一起的電線，下雨天它就成了一個巨大隱患。孩子們和老人們都有著自己的生活，雖然簡陋，他們似乎也都滿意。與戰亂相比，這裡對他們來說已是個安穩之地了。離開時，我還戀戀不捨地回頭看了看賣餅的小販，有種小時候的味道。

下午出發去見Maya之前，我接到了老爸的電話。他問我身在何處，我隨機應變答了土耳其，算是安穩度過了一關。我早到了五分鐘，點了一瓶水。因為坐公交的緣故，Maya遲到了十來分鐘。貝魯特的交通很不方便，公交尤其是。為了準時參加之前安排好的活動，我和朋友大多打車，每人2000黎巴嫩磅（約合1.3美元）。

我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後就要各奔東西去忙了。我最感興趣的便是她從事這個行業的初衷和經歷。她的回答很簡單，“我就是喜歡。”她對黎巴嫩的黨派紛爭瞭解很深。在這裡生活，這些知識也確實是生存必備。一不小心走入哪個不知名的街區，也許就出不來了。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拍攝汽車爆炸場景的經歷。她混入人群，想要拍到事故第一現場的景象，卻在混亂中被黎巴嫩真主党抓了起來。之後她被送到法國駐黎巴嫩大使館，她的簽證也因此被扣留。可是不久之後，她又回到了這裡，和難民一起生活，繼續她的拍攝，還時不時抽個小空和像我這樣的“遊人”喝杯咖啡。

Maya鏡頭下的黎巴嫩兒童，作者拍攝

二、Ibraham Dirani

IbrahamDirani是生活在黎巴嫩的一名攝影師，他的工作室位於一家咖啡廳的二層。因為是孤身前往，又離旅館有段路程，出發之前，朋友一再叮囑我路上小心，我卻因為可以獨自行動，心情格外輕鬆。

Ibraham的工作室不大，有幾部萊卡的照相機擺在窗邊。剛到的時候，Ibraham還在忙自己的事情。他遞給我幾本畫冊，讓我先翻翻。於是，我坐在窗邊的沙發上看起了照片。二十分鐘後，他忙完手頭的事情，給我講起了他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難民營的工作：教孩子們照相。

這些專業的攝影師們把相機發給孩子們，教他們如何開機，如何取景，如何按動快門。然後，孩子們有半天的時間，拿著相機四處活動，拍下任何想拍的場景，最後由工作室來選擇和編輯。孩子們的作品曾以影展的形式，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等美國知名大學展示過。這項活動一共開展過兩次，每次發出相機500部，偶爾會丟失十來部，但基本都原數收回了。

談話後，我原路返回，還順道去附近的購物中心轉了一圈。貝魯特的商業區可以與歐洲大城市相媲美。回到旅館後，我聽到了另外一個故事：我們同行的四個朋友在外出時被黎巴嫩真主党拘留了，原因是走錯了街區。幸運的是，真主党眼下並不想得罪西方國家（我是同行中唯一一個中國人），而且遊客若是在黎巴嫩受到傷害，他們也是脫不了國際組織的責備的。

真主党大多還比較友好，用餅乾和果汁招待了我的朋友們。在離開之前，還跟我的朋友們說：“Never come back again；no cookies and juice next time！”（不要再來了，下一次可就不是曲奇和果汁了！）

IbrahamDirani鏡頭下難民營的孩子們，作者拍攝

三、Carol Mansour

Carol是一位巴勒斯坦裔電影製作人。她有著雙重國籍：加拿大籍和黎巴嫩籍。從背著簡陋的設備在難民營中奔波，到現在有著自己的工作室，拍攝難民紀錄片二十餘年裡，她的經歷可謂是十分豐富。她很自豪地說：“我們的特點就是低成本。和我合作過的NGO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在這樣的預算下完成製作，幫他們省錢，他們倒是驚訝得很！”

我們和Carol一起吃的早餐。她頂著一頭淩亂的髮型，讓人印象十分深刻。她談吐風趣，不停地打趣餐廳的服務生偏心。服務生是個年輕的女孩兒，對我們同行中一位當過兵的朋友很是愛慕。女孩拿來免費的甜點給大兵，卻忘了坐在一旁髮型淩亂的Carol。

談話中，她無不表現出自己可以低成本完成製作的自豪感。這確實給了她很多自由發揮的空間：因為不需要大量資金作後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拍攝。她的主題多與女性，難民還有孩童有關。她傾向于讓難民們自己傾訴，紀錄片中的旁白很少，倒是著重於人物自己的聲音。

吃完她的玉米餅後，Carol急匆匆的離開了，說是需要回工作室忙了。她給了我她的地址，邀請我們隨時光顧。隨後的二十分鐘，我們也付了早餐費，準備離開了。在黎巴嫩，人們可以使用兩種貨幣：美金和黎巴嫩磅。大家根據匯率大概結算了一下，各自留下相應的美金和當地貨幣就離開了。

之後，我們又去拜訪了她的工作室。我看到一張她和女兒的合照，是一張黑白藝術照，母女相擁在一起，表情很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