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塔街坊的千年往事--伊斯蘭之光

光塔街坊的千年往事

劉梓琳

在廣州越秀區的光塔街，有一個白色的高塔，在古老的懷聖清真寺旁聳立著，俯視著一代又一代的街坊。而這座光塔背後，是以穆斯林為主體的“蕃客”與羊城多年以來的歷史經歷。

伴隨著時代變遷，當年的“蕃客”可能難以直接尋其痕跡，但他們的傳承，組成羊城的一個重要歷史回憶。因此筆者以自己的學習經歷，結合相關的實地考察，組成本文，以簡要書寫光塔背後，屬於廣東文化交流的一段歷史。

正午陽光下的光塔，筆者攝于2018年2月10日

唐宋時期：“蕃客”與瑪瑙

唐高宗年間，市舶司制度成立。這個制度，是為東南沿海一些港口而設置的，目的是協助地方官員管理熙熙攘攘的外來商人。伴隨著市舶司制度的完善，中東與南亞的商人來到廣州貿易，開拓了中國沿海貿易的黃金時代，可謂是“蕃國歲來互市，舶人安焉，商賈以饒。”（李翱《文集》卷十一《嶺南節度徐公行狀》對廣東“蕃客”的記載）

這些商人感慨于唐朝的繁華，也為了活躍這條商路，選擇在廣州定居下來，久而久之成為“蕃坊”。他們在廣州經貿恪守規矩，地方政府也為了更好地管理他們，允許在一定範圍內給予他們自治的權力，甚至在過世以後，也希望葬在中國，直至宋朝依然有大量墓碑：“在城西十裡，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南海百詠》之“蕃人塚”）

為了方便禮拜與航運，他們在今天的越秀區建立起第一座清真寺，在清真寺旁樹立高塔，以方便航行。光塔的比例非常科學，使得千年歲月依舊得以屹立不倒。

另外據長期以來廣州穆斯林都確信的說法，第一位到中國講解伊斯蘭教的先賢宛葛素（穆罕默德的舅舅）就葬在廣州，並留下墓址。基於這種情況，當時的旅行家有了以下的記載：“中國商埠為阿拉伯商人麋集者，曰康府（廣州）。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旅行家蘇烈曼的筆記，載於中元秀《廣州懷聖光塔寺唐建說》）

先賢宛葛素之墓，筆者攝于2018年8月10日

當時在廣州的蕃客雖然以穆斯林為主體，但也有其他宗教信仰的群體存在，畢竟阿拉伯帝國奉行宗教寬容政策（在整體政策的執行上宗教寬容，但宗教衝突的個案依舊存在），因此跟隨阿拉伯帝國商隊的商賈，不乏瑣羅亞斯德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摩尼教徒。他們在唐代各有自己的自治機構（例如瑣羅亞斯德教由“薩寶府”管轄），也活躍了地方經濟。由於“蕃坊”當時經營的有不少是海外奢侈品，因此其中一條街被後世譽為“瑪瑙巷”。

瑪瑙巷今景，筆者攝于2018年9月3日

然而，他們在廣州也遇到一些災難性的打擊，最典型的便是黃巢起義期間，由於當時廣州的地方長官拒絕投降，也拒絕給起義軍一些優惠（當時黃巢提出以分享外貿收入以確保廣州地區的和平），黃巢一怒之下在攻陷廣州之後，對廣州整個城市進行慘絕人寰的洗劫，“蕃坊”也難逃此劫。當時的外國旅行家的筆記甚至認為起義軍屠殺了12萬蕃客，當然現今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者認為旅行家的筆記是誇張了，但黃巢起義對於廣州的打擊是非常大，這個是有依可循的。

之後“蕃坊”在南漢宋初時期有所恢復，據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桑原隲藏先生的《蒲壽庚考》，就有提及當時學術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南漢君王是否是“蕃客”後裔，桑原本人是保持傳統觀點（認為南漢劉氏是中原後裔），但也認為“蕃客”在南漢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到了南宋時期，蕃客在廣州保持著平靜的商貿生活，與權傾一時、甚至可以左右泉州政治經濟的蕃客不大一樣。蒲壽庚的胞兄蒲壽宬就在廣州吟詩作對，不參與政治糾紛。岳飛之孫岳珂亦觀察過在廣州聚居的蕃坊，出於自己的特殊身份（祖父與外族有仇），加上中原士大夫慣有的一種優越感，他把這些經商的蕃客與當時百越系少數民族一起給予貶低性稱謂。雖然嶽珂對於蕃客的認知存在不友好的傾向，但在另一方面，嶽珂也在書中如實寫到他們“性尚潔”（講衛生）、做禮拜等習俗。

然而隨著元代大量回回人遷居中國，以及泉州伴隨著本土勢力（宗族）、蕃客勢力與元朝官府之間的權力內鬥（即“亦思巴替兵變”）而逐步沒落，“蕃坊”在中國也漸漸步入歷史。伴隨著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帝國，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打擊非傳統的因素——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東南沿海的“蕃客”後裔，也面臨著本土化的歷史進程。

羊城的“達官兵”：

明清時期廣州穆斯林社區之初建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達官貴人”這一話語形容當時有名望且有經濟實力的群體。然而“達官”這個詞，在士大夫看來可不是一個為己所用的詞彙，這個詞彙是形容非中原民族的。這個說法還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在明代，為了團結那些不願意反叛的元朝前支持者（蒙古人，回回人），明朝特意安排一些武職給這些少數民族軍士，由於明朝習慣稱呼北方系少數民族為“韃靼”，因此這些軍士則為“達官兵”。

“達官兵”聽從皇帝以及各地官府的安排，四處駐紮以效忠國家，其中在15世紀中下旬（哈密王罕慎在位期間），出於朝貢禮儀，哈密王派出哈勒八十等官兵南下駐防湖南，這些來自哈密的“達官兵”後來成為常德的回民與本土維吾爾族（例如翦伯贊的家族）。

廣州也不例外，當時基於朱元璋定都金陵、朱棣遷都北京，大批蕃客已經遷居江淮、華北一帶活躍經濟（例如廣州蕃客後裔薩氏家族一度遷居山東地區，明末清初再度回遷兩廣），留下來的蒲氏家族絕大多數已經不再傳承原有的文化信仰（參考廣州甘蕉蒲氏家族），然而光塔以及光塔懷聖寺依舊存在，因此駐防廣州的“達官兵”們重新組建廣州的“蕃坊”，以穆斯林的身份成為下一代的光塔街坊。

回教三忠墓塚，筆者攝于2018年8月10日

這些官兵雖然不是中原文化圈出身，但對於國家，或者說對於自己謹守的職責，是非常忠誠的。到了1640年代中葉，清兵入關，大明帝國在農民起義與滿洲入侵中徹底崩潰，然而在舊時代即將謝幕的前夕，在廣州有三位穆斯林將領，堅守著這個已經被朱氏家族拋棄的城市，他們分別是羽鳳麒、馬承祖與薩芝浮。羽鳳麒是明代達官兵羽士夫的後裔，羽士夫即優素福（Yusuf），被視為廣州本土回民羽氏家族的先祖；馬承祖所在的馬氏家族被視為回民第一大姓；而薩芝浮則是薩氏家族的成員。

在風雨飄渺之際，三位穆斯林將領帶領剩下的“達官兵”死守廣州，最終不幸殉國，他們三人的家眷也慘遭屠殺，羽鳳麒的幼子在穆斯林的幫助下得以存活，為廣州羽氏家族繼續開枝散葉；馬承祖的侄子直到多年之後才敢與叔父的衣冠塚相認；薩芝浮的族人再度遷居廣西，直到18世紀上半葉才回到廣州——以阿訇的身份（薩以虎，廣州“以思呢老人會”的創建者）。

明代“達官兵”的眷屬，大多數為了避禍，不再從軍，而是拾回昔日蕃坊穆斯林客商的老本行——經商。然而，清政府也希望“達官兵”的傳統能得以保留，以維繫地方治安。因此從東北調來一些穆斯林，以漢軍旗人的方式編入旗籍。

《駐粵八旗志》對於廣東穆斯林旗人的書寫，文獻截圖

這些旗人穆斯林與其他久居廣州的回民教胞一樣，都已經形成自己的家族，例如敬修堂楊氏家族以及慶善堂保氏家族，他們與先輩一樣，在自己的職責上盡到自己的忠誠，因此也得到朝廷的認可與表彰，尤其是敬修堂楊氏家族，更是得到朝廷的旌表而在穆斯林墓地中樹立自己的牌坊。敬修堂楊氏家族最為著名的歷史人物，便為清末駐日公使楊樞（1847~1917），楊樞在協助留日學生、處理中日關係上發揮了突出貢獻。

而楊樞的堂弟楊佑（1882~1943）在中華民國時期擔任駐守朝鮮元山-日本福岡的公使，精通朝鮮語與日語。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因忍受病痛與敵寇迫害，依然守義節而不降日，在老一輩回民內部有一定美譽。在流亡過程中，楊佑因顛沛流離在澳門過世，其墓地位於澳門回教墳場。

敬修堂楊氏家族的旌表牌坊，筆者攝于2018年8月10日

與此同時，廣州的穆斯林也著手修復明代已有的一些清真寺，並且為了感謝參與幫助的穆斯林，開始有立碑紀文的習慣。光塔寺、濠畔街清真寺以及小東營清真寺的修繕，均有一定的碑文留世。這些古老清真寺的修復，也體驗著中國傳統文化與中東文化的交融，形成獨具一格的“蕃坊”文化——雖然昔日“蕃客”多數已不在，但文化的傳承依然在持續。

濠畔街清真寺長廊，筆者攝于2017年10月1日

光塔寺碑刻，裡面記載捐獻者，筆者攝于2018年6月22日

廣府回民在近現代：

作為羊城街坊的一部分

清末以來至民國，由於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多年的閉關鎖國被打破，相應的，“西學東漸”對於整個廣東沿海都有著巨大的衝擊，對於已經本土化而成為廣府街坊一部分的廣東回民，也不例外。廣東的回民，在20世紀的時候，已經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粵語，生活學習也與其他廣東人齊步並驅。

廣東回民中，有的接受西方教育，到各地留學並成為駐外公使，例如敬修堂楊氏三兄弟楊樞、楊晟與楊佑，以及楊樞的女婿馬廷亮；有的成為一地公務員，例如慶善堂保氏家族第四代孫保亮以及其子孫四代；有的則從事醫學，例如慶善堂保氏家族第八代孫女保石珍及其堂兄弟以牙醫名譽兩廣，而回民蔣氏家族則以改良中醫聞名。

1878年的光塔寺，外國旅行家所攝

到了抗日戰爭的時候，廣東回民因積極參與愛國事業，例如幾家清真粵菜館聯合起來募捐救助難胞，以及幾位元阿訇在港澳地區與印度裔穆斯林合作修繕救濟逃難華人的難民營。這些事情遭到日寇與漢奸的忌恨，因此傳統的回民社區（光塔街、濠畔街、瑪瑙巷）均遭到殘酷洗劫，而清真寺與回民墓地也被毀壞，據當時的報刊記載如下：

“敵人佔據廣州後，遂向四鄉肆虐，於是，避大湧口之回胞，便遭禍及……廣州失陷，首遭禍及的，便是清真寺。寺內所有門窗和貴重物件，均被劫一空……至於北門外流花橋先賢宛噶素（就是入中國傳教的第一人）的陵墓，被敵人占作兵營。”（《回教論壇》第2卷第12期，1939年12月31日）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一切百廢待興，大多數已經移居港澳地區的回民就留在港澳（尤其是香港），而留在廣州的回民，原有社區雖然已經沖散，但他們依舊堅強地傳承千年以來的“蕃坊”文化，為廣州這個千年海港作貢獻。

最典型的就在於飲食文化上，畢竟“食在廣東”，廣東回民用自己的方式即傳承了蕃坊傳統，又在無意間，讓廣大市民以及各地遊客、商賈，得以在廣州體驗到傳統的廣東風格——其中，清真粵菜屬於“本土化”與傳統相結合最典型的例子。

回民飯店：

傳統延續在於餐飲業

廣州常年有大量外商，這些外商大多數是穆斯林，在飲食習慣上有自己的禁忌與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內地也有不少回民等少數民族商人、打工者南下廣州，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外地的少數民族同胞赴穗工作的更多。因此在清末，廣州已有一些清真老字型大小，例如“太爺雞”的起源，與陝西回民有聯繫；而牛腩的發跡，與光塔街的回民小販息息相關；到了民國，薩氏家族的“雲記”一度名揚兩廣，後來“雲記”當家的三公子在抗日戰爭時期英勇殉國。而亦屬於薩氏家族的“薩棠記”，則組成老廣的“甜點記憶”。

俗話說“食在廣東”，可見廣東省具有多年而且深厚的飲食文化，為了方便對外交流，進一步完善廣州的外貿工作與餐飲服務，在1950年代開始，廣州市就開始出臺一些政策，鼓勵本土清真餐飲的完善。

而本地回民群眾也積極回應號召，努力完善此事。在1956年，幾家清真粵菜老字型大小聯合起來，成立清真食堂，這就是日後廣州街坊記憶中地道的粵菜館之一——“回民飯店”的前身。1959年“清真食堂”改名為“回民飯店”，此名沿用至今。

1956年廣州市副市長孫樂宜同志為飯店剪綵，來源於《廣州回族伊斯蘭教文史研究資料彙編》第259頁

現今回民飯店，之所以被稱為“街坊記憶中的地道粵菜館”，其原因有很多。回民飯店的出品大多延續了傳統粵菜的做法，例如羊肉叉燒、馬蹄糕、牛肉丸以及白切東山羊，就是典型的粵菜做法。當然，他們也以廣東人的口味，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回民自己的傳統，例如炸油香。

廣東風格的教門油香，筆者攝于2018年9月7日

傳承傳統粵菜做法，一方面更好地吸引多方來客更加好地體驗廣東省的飲食文化，另一方面也更好地把粵式茶餐廳的傳統傳承下去。因為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傳統茶位往往會因為高昂的鋪租而慢慢消弭，但回民飯店因其多年以來都具有非常旺的人氣，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地處最繁華的越秀區，臨近西門口地鐵站），無論是外地客商還是本地老廣街坊，都愛到這裡“歎早茶”。廂房的預定必須提前，否則會看到玻璃板上滿滿的名字。

關鍵是回民飯店用料嚴謹，恪守清真食品“清而不雜，真而不染”的傳統，對於肉類、油類有著非常認真的選取以及烹調。其中回民飯店的牛肉丸，因其用料真實而且肉質很好，就被食客譽為“食過翻尋味”（粵語諺語，意為：吃過了還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