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與伊斯蘭文化

本文為回族收藏家金立言接受採訪整理

伊斯蘭圖案紋飾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審美趣味，其充滿自然、優雅、夢幻的藝術魅力，當它們與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互相交流、互為借鑒、相互交融之後，便賦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內涵，從而帶給人們異樣的審美衝擊。

清    廣彩阿文大碗

據文獻記載，早在唐代，我國瓷器上就出現有伊斯蘭文化風格的紋飾。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在中國陶瓷輸往伊斯蘭地區的同時，伊斯蘭裝飾藝術也對中國陶瓷的器型和裝飾產生了影響。

伊斯蘭教裝飾藝術中的植物圖案、幾何圖形和書法文字被普遍地用於陶瓷、金屬、染織、玻璃工藝及玉器等工藝美術中，其中以制瓷成就最為突出，並且在很多伊斯蘭國家中，陶器是藝術表現最高形式之一。

清康熙       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爐

明代官窯中的伊斯蘭文化影響

明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也是回族在我國最終形成的時期。這是因為自唐宋以來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傳教士等從海陸兩路來華，其中有些不歸者散居各地，娶妻生子。這些人保持著原有的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成為回族的部分先民。

明清時期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瓷器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類，是正德時期的官窯瓷器，這類主要供宮廷使用；第二類是具有伊斯蘭文化的民窯瓷器，主要用於國內部分穆斯林使用，不外銷；第三類就是針對伊斯蘭地區市場的外銷瓷。

由於統治者對伊斯蘭教的接納和認可，明代成為中國伊斯蘭教內部發展、完善並成型的階段。據史書記載介紹：“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活動，明朝修建了許多清真寺以示恩眷，同時重用穆斯林，吸收其中的精英到朝廷任職等，對伊斯蘭教的尊崇也表現在對其文化的兼收並蓄上。永宣青花的伊斯蘭風格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中形成並逐漸強化。

明代正德皇帝對宗教的態度是相容並蓄，且身體力行。他通曉佛經梵語，自封大慶法王，迎請活佛。但是，反映佛教氣息的紋飾在正德官窯上卻很少見到，只有散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公私機構的數例書寫八思巴文子四字款的龍紋碗盤。

究其原因，在官窯的燒造上，在他身邊的回人太監及寵臣等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帶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青花瓷器一定都是六字官款，迄今沒有一件例外，這表明當時有明確的寫款規章，以突出此類瓷器的規格。

另外，我們注意到此類器物中，文房用具占了相當比重，而且都是不見於前朝的創新品種，包括硯屏、瓷硯，兩種造型的筆架，各式七孔花插，各式香爐、盒子等，這些造型的官窯均非用於外銷，其用途限於宮廷之內。正德之後，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裝飾題材再也沒有出現在官窯瓷器。”

故宮館藏正德官窯青花筆架

正德官窯最引人注目之處，即是大量出現的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為裝飾的瓷器，而其書寫內容多與伊斯蘭教涵義有關。明正德青花纏枝蓮阿拉伯文仰鐘碗，碗器身每朵蓮花上各書一阿拉伯文單詞，且帶有標音符號，

5個單詞依順時針漢譯為‘願安拉憐憫的阿裡說：抓住那個光明的，遠離那個污穢的。’其中，‘阿裡’應指伊斯蘭時代初期的第四任哈裡發阿裡•本•阿比•塔利蔔（Ali Ibn AbdTalib），他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同時也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精神領袖。”據瞭解，該碗于傳世類品中僅見一例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正德青花纏枝蓮阿拉伯文仰鐘碗

正德時期在中國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統治者的喜好也推動了伊斯蘭藝術的發展，裝飾中出現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書寫。以這兩種文字做裝飾，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為一種點綴，字數極少。而明正德時期卻以大段《古蘭經》箴言、聖訓格言，以及讚頌真主安拉和貴聖穆罕默德的字句題寫在器物上，具有宣揚宗教的意味。

史書記載，正德時期具有伊斯蘭元素的瓷器很多是典型官窯器物，幾乎所有器物上也都書“大明正德年制”官窯年款。伊斯蘭地區也有很多這樣永宣時期的瓷器，品質毫不遜色，但是不帶年款。

明代早期永宣時期生產了大量的伊斯蘭瓷器，尤其是造型方面，很多器型直接來源於伊斯蘭金屬器，某些裝飾也採用伊斯蘭紋飾，這種現象在明代之前或是之後都很少。“

永宣時期官窯有一些受伊斯蘭文化影響，是可以量化的，但是民窯就不固定，可能是穆斯林或清真寺有特殊需求去定制，屬於個案。清代以前，嚴格意義上講應該叫貿易瓷，其生產並不區分是內銷還是外銷。

明代生產的對內和外銷瓷器以及賞賚用瓷器一般是由同一窯口生產，清代則不同，外銷瓷從裝飾到器型都是針對外國生產，並出現很多專一生產外銷瓷的窯口，來樣加工，不對內銷。”

清乾隆    青花祥雲阿拉伯文筒式爐

特製外銷瓷成文化交流使者

為了迎合伊斯蘭民族的審美需要，在商貿往來過程中，一部分外銷瓷受伊斯蘭審美意識影響，出現許多具有伊斯蘭裝飾風格的中國外銷瓷。早在唐代，長沙窯瓷器中造型有雙系，有銴的壺類便於提攜，符合西亞人用大壺、大罐盛水，頭頂器物行走的習慣，很受西亞市場的歡迎。長沙窯還創燒了方形、扁形和魚形的穿戴背壺，便於商旅行走攜帶。

伊斯蘭裝飾藝術中常用的聯珠紋在長沙窯瓷器中作為裝飾紋飾被採用。揚州博物館藏唐代長沙窯釉，下褐綠彩聯珠紋雙系罐上，即用褐綠雙色的聯珠繪飾瑞雲紋和兩支綻放的蓮花。植物紋是長沙窯紋飾的一大特點，由於對伊斯蘭文化區域的外銷，中亞、西亞盛產的椰棗紋、葡萄紋也出現在長沙窯的瓷器上。

在外銷的長沙窯瓷器上甚至出現了“真主最偉大”等伊斯蘭宗教頌詞的書法裝飾，受到中亞、西亞市場的歡迎，長沙窯瓷在唐代雖然晚于邢窯、越窯，但很快後來居上，成為我國早期外銷瓷中的佼佼者。

清代中晚期的景德鎮瓷器上出現幻方紋飾，多用於外銷伊斯蘭市場。關於幻方紋飾，金立言這樣解釋道：“幻方盤紋飾獨特，源于伊斯蘭教蘇菲派，被稱為‘圖曼’，英文譯為‘幻方’(Magic Square)，是一種傳統數位遊戲，使行列和對角線的數位之和相等。這種紋飾的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皆有所見。”

清中期      釉上彩幻方盤

每個國家的文化藝術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有研究者指出：“器物作為一種審美傾向的載體在東西方之間流動，無論是瓷器的景物圖案，還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把這種審美傾向通過器物之載體傳播出去。”

自元代起，回族在中國生根發芽，青花的起源也和元代有關，包括“蘇麻離青”的引入與元明以來中國和伊斯蘭國家的交往，尤其是鄭和下西洋與西亞、南亞、東南亞以及非洲等伊斯蘭國家文化和物質的交流密切相關。

伊斯蘭圖案紋飾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審美趣味，其充滿自然、優雅、夢幻的藝術魅力，當它們與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互相交流、互為借鑒、相互交融之後，便賦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內涵，從而帶給人們異樣的審美衝擊。

有學者甚至認為，明代陶瓷工藝能達到精美絕倫的境地，與明代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榮有很大關係，特別是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更有著密切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