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伊斯蘭經學大師的追求 ——紀念虎嵩山大阿訇逝世50周年

虎嵩山大阿訇是傑出的中國穆斯林學者,富有遠見卓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的革新家、經學家和教育家,也是得到國家和民眾認可的愛國愛教的典範。斯人已逝,其風猶存,值此阿訇逝世50周年之際,端莊重刊此文,重溫大阿訇一生不平凡的事蹟,以期緬懷先哲,繼往開來。

一、“國家興亡,穆民有責”,愛國愛教報效中華

真主啊!你使我們的國家永存。

——虎嵩山

抗日戰爭期間,也就是67年前,在我國貧瘠荒蕪的西北地方出現了一位傑出的穆斯林愛國者虎嵩山(1879—1955)大阿訇,他生於西北,長於西北,秉承伊斯蘭教的和平精神,率領回族穆斯林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書寫了一篇經典傳世之作——《致全國穆斯林同胞抗戰勝利祈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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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回教同胞們:

在這“長期抗戰”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處在後方的教胞應作一種精神之戰——就是給國家和前線將士們作一種勝利的祈禱。這種祈禱就是總裁說的:“我們的抗戰精神重於物質,要以我們的精神來戰勝敵人的物質。” 也就是《賣克圖布》經上所說的“無形之戰勝于有形之戰;精神之戰勝于物質之戰。”昔日,穆聖為教戰爭時,曾以一般貧弱的遷士們(由麥加從聖遷到麥迪那的教胞)作這種“祈禱勝利”的活動,而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真主在《古蘭經》中啟示我們“被壓迫繼而被侵害者,施以同樣報復,定得真主之襄助”(二二:60)。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所以鄙人用阿文作了一篇《勝利祈禱詞》,並且譯成中文,希望全國各地的阿衡們,把它教授給後方的教胞,同他們在每日五番拜後,念這篇祈禱詞,同心誠意向真主哀禱吾國勝利,殄滅日寇!這就是我們教胞們為國家盡的一點責任。現在把這篇祈禱詞寫在後面,望大家向主祈禱,以冀勝利早日降臨。

真主啊!求你援助我們的政府,使我們的國家永存,使我們的抗戰勝利,消滅我們的敵人。求你在敵人侵略城市,殺害人民種種殘暴行為上,護佑我們。求你差遣狂風,使他們的飛機跌落郊野,使他們的兵艦沉於海洋,使他們的士兵厭戰,使他們的經濟崩潰。求你降天災懲罰於他們!真主啊,求你賞准我們的祈禱!阿敏!

這篇被全國穆斯林傳誦的抗戰祈禱詞言語真切,感人肺腑,充滿愛國熱忱,表現出一個中國穆斯林阿訇愛國愛教的崇高品格。在世界動盪、人類需要安寧的今天,重溫先師的這篇祈禱詞,令人感動無比,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讓我們向安拉祈禱:真主啊,“你永遠使我們的國家永存,”國富民強,社會和諧,人類和平。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興起,虎嵩山阿訇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中,提出“國家興亡,穆民有責”的口號。時任寧夏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校長的他,利用自己在回民中的威信和這個寧夏穆斯林的最高學府,積極開展了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他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愛國屬於信仰,穆斯林應熱愛祖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家哪還有宗教。”他指導學生每週出一次壁報,舉行一次演講會,都以抗日救國為中心內容。他還支持學生利用課外活動輪流到集市上宣傳抗日,抵制日貨,唱抗日歌曲——《穆斯林進行曲》:“我們愛教更愛國,青年穆斯林勇敢前進,把侵略者進攻打回去……。”最令人感動和具有歷史意義的是,他親自用阿拉伯文和漢文撰寫了上述那篇反對日本侵略的《勝利祈禱詞》,號召全國各地的阿訇“把它教授給後方的教胞,同他們在每日五番拜後,念這篇祈禱詞,同心誠意向真主哀禱吾國勝利,消滅日寇!” 1939年白崇禧在寧夏視察時會見虎嵩山阿訇,並見到這篇祈禱詞。虎嵩山阿訇呼籲白在全國宣導、興辦新式回民學校,發展教育,提高回民文化素質。後白將禱詞呈蔣介石,蔣為一回教阿訇的愛國熱情所感動,遂同白合影一張,題“嵩山兄惠存”,下書“中正”,贈寄虎嵩山阿訇。這件事同當時設在吳忠中寺的寧夏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每週五升國旗、念抗日祈禱詞成為虎嵩山阿訇的兩條“罪狀”,很多人不理解,非議、誹謗接踵而來。但是虎阿訇並不計較這些,他還是堅持善言解釋。在整個抗戰期間,不論在清真寺裡,還是在課堂上,他都講“國家興亡,穆民有責”,以此激發穆斯林的愛國精神,鼓勵他們參與到抗日救國的大潮中去。

“愛國是正信的一部分。”對於為主道奮鬥了一生的虎嵩山阿訇來說,愛國主義精神在他身上體現得極為突出。1925年他去麥加朝覲,沿途發現中國由於國弱民窮,處處受到外國人的歧視,不論是回族還是漢族,遭遇完全一樣。他深深地認識到沒有富強的祖國,就沒有民族和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文化和宗教也不例外。“他發誓要通過興辦學校和發展教育來振興教門和富國強民。”

他回國後在上海被聘到湖南常德清真寺擔任教長,在這裡他受到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他一邊宣傳伊斯蘭,一邊刻苦學習漢文,而且十分關心國內外大事,深為四分五裂、軍閥混戰、任人宰割的國家命運所憂慮。1927年他回到家鄉,在鎮戍縣(今同心縣)城下馬關清真寺當教長,發起成立了西北最早的民間社團之一的“鎮戍縣回民自治公會”,目的是想把包括阿訇在內的回民知識份子團結起來,富國強民,振興教門,發展教育。

虎嵩山阿訇是現代中國伊斯蘭教的精英,當阿訇不忘國難,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他挺身而出,帶領回族穆斯林大眾,共赴國難。他在抗戰中所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品行的事蹟將永載史冊。

二、家庭傳統的“叛逆”,革新運動的旗手

新的文明是在新世界打破舊世界的種種習慣過程中誕生的,而不是按照預先的計畫與目標產生出來的。

——丹尼爾•布林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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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處在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世紀轉捩點上,以虎嵩山阿訇為代表的一場正本清源、返本開新的中國伊斯蘭教革新和興辦回民教育運動在祖國最貧瘠的西北地方——我國穆斯林最大的聚居區寧夏悄然興起。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苟延殘喘的封建專制的清王朝壽終正寢,這一改朝換代的世紀巨變對於遭受了百餘年摧殘、痛苦並付出巨大犧牲的回族穆斯林來說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在歷史心靈的深處,這是回族穆斯林期待已久的天罰的日子,這一時代變遷意味著一種從肉體到心靈的解放——緊銬在回族穆斯林身心上的沉重桎梏被打碎了。時間蒸幹的是歷史的水份,瀝出的是心靈的結晶。作為一個民族的而非個體的銘心刻骨的記憶——幾代人的殉難苦旅,看守心靈的生與死的體驗,構成了一種歷史性的文化現象,積澱為一種難以被“寫作”或“展示”的民族文化精神,轉化為本世紀初回族穆斯林社會變遷的潛在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動力。歷史的機遇使久久“潛伏于回民心中的內在團結力量,遂結成了有系統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結”。一場順應時代的掀起於民間的自覺和文化復興運動破土而出。在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中,阿訇作為回族穆斯林文化的提倡者,從運動的發起、組織到領導發揮了中堅作用。誠如時人所言:“近代中國回教文化之倡興,教勢之複振,阿訇領導之力也。” 在這些站在時代前列的傑出阿訇中,虎嵩山阿訇就是其中的一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對於1879年出生于寧夏同心一個宗教門宦家庭的虎嵩山來說,命運似乎是註定的,然而生逢世紀之交的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又註定了他“叛逆”的命運。他的父親是同心縣“虎非耶”門宦的一位教主,人稱“虎爺老人家”。在父親的精心栽培下,天資聰穎的虎嵩山在宗教知識的學習方面進步很快,成績突出,到1897年,年滿18歲的他已名噪一方。是年(也就是距他父親歸真的前2年)他父親公開告訴教民傳位於兒子,他的這一決定受到教民的熱烈擁護。

然而出人意料,尤其讓他父親始料不及的是兒子拒絕接受這個“授贈”去做教主。原因可能是多方而的,長期跟隨父親學習、生活的他已不滿足父親教給他的宗教知識,特別是伴隨著他對伊斯蘭教教義和精神的認識水準的提高和昇華,他對自己父親的一些宗教言行越來越感到疑慮,尤其是教民關於他父親的種種“奇跡”的傳說更讓他厭煩,生性對真理和知識渴求的他決心另訪名師繼續學習。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他踏上了與父親分道揚鑣的“叛逆”之路、投學于在海原縣濫泥溝清真寺開學的臨夏阿訇汪乃必(已接受“伊赫瓦尼”的主張)門下而非別處的原因。

虎嵩山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在這種艱難痛苦的選擇中,他內心世界的衝突是劇痛的,在遵父和真理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對伊斯蘭真理的追求。在汪乃必阿訇門下,他廢寢忘食地攻讀阿拉伯文、波斯文,遍閱伊斯蘭教的各大經典,尤其研讀了被“新教”奉為正統經典的《沙米》、《伊勒沙德》、《米實卡替》等著名經典,從而完全接受了“新教”的學說和主張。1902年他從汪乃必阿訇門下畢業回到家鄉,由於他才德出眾,受聘到同心縣城清真小寺當了教長。從此開始,他成為第一個在寧夏公開宣傳“新教”學說和興辦新式教育的人。

從虎嵩山阿訇一生的奮鬥經歷來看,大致分為兩個歷史階段:1925年以前,他充滿著想把教門一下子搞好的理想,因此採取了一些理想與現實相差甚遠的做法,甚至驚世駭俗的行動;1926年以後,與其說他以不自覺的“伊赫瓦尼”思想宣傳他的主張,還不如說他以“文化自覺和團結各門宦教派”來實現自己興辦回民新式教育的人生奮鬥目標。在這兩個歷史階段中,他始終貫徹一個宗旨:維護、發展和振興中國伊斯蘭教事業;始終貫穿一條主線:愛國、愛教、教育救族促團結。他從任教的湖南常德清真寺回到家鄉後,思想和實踐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將自己宣傳“新教”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全面調整。

在原則問題上他堅持《古蘭經》的啟示和聖訓的教誨,做到以理服人,始終以穆斯林的共同利益、民族的團結為重。

在理論上,他大力宣導被各門宦推崇直至的蘇非大師伊瑪目蘭巴尼的革新主張,並用漢語注釋出版了伊瑪目蘭巴尼的著作《買克圖布》(即《伊瑪目蘭巴尼書信集注釋》。

在宗教儀式上,他除了主張“各行其事,各幹各得,互不干涉”外,還將其他教派門宦的一些宗教儀式融合於他傳播的“新教”中。諸如晨禮拜後高聲念贊主贊聖詞,禮拜五聚禮前念《古蘭經》山洞章,在“老教”穆斯林家庭或宗教活動場所念《古蘭經》、高聲贊聖等。據說,馬鴻逵的母親有一次在家裡過“乜帖”,邀請虎嵩山阿訇去她家贊主贊聖,馬母篤信華寺門宦,想試試“新教”的虎阿訇是不是人們說的:“吃了不念,念了不吃”。當馬母將《古蘭經》遞給虎阿訇後,出乎她的意料,虎阿訇便開始誦讀,這時的馬母一下子抓住虎阿訇的雙手,泣不成聲,希望虎阿訇原諒她。原來若虎阿訇不念,她將難為他。從此,馬母老人家成了虎阿訇事業的堅定支持者。1950年虎阿訇被邀請到平涼任教長後,與當地“老教”的陝甘著名阿訇蘭秀齋結為至交,蘭阿訇特將已成為阿訇的兒子送到虎阿訇門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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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上,他大力宣導興辦新式回民教育,旨在通過教育提高穆斯林大眾的宗教和文化素質,讓人們通過自身對伊斯蘭教的認識和理解來淡化教派門宦觀念。從他1927年在固原三營創辦的第一所學校“中亞學校” 到1938年的“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高初級講習所”,招收的學生大部分來自門宦和其他教派。

他經常對學生講:“安拉與他的‘溫麥提’的相互關係構成了穆斯林的團結性。徹底認清這種團結性,就能為未來開拓最美好的前景。誠然,各個門宦教派有著不同的禮儀、制度和家庭。把作為一個偉大整體的穆斯林都團結到一塊,決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事業,但我們要把各門宦教派的‘多斯提’看作這個偉大整體的組成部分,就象我們這所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來自不同的門宦教派。我們的這所學校不僅接納所有門宦教派的學生,而且接納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禮儀。”因他始終堅持“只授知識,不傳教派”的辦學原則,因而受到了穆斯林群眾的普遍歡迎和接受,達到了他傳播伊斯蘭教、團結穆斯林大眾和興教辦學的目的。

正是在虎阿訇開拓進取的思想指導下,“新教”思想和學說在寧夏的傳播不僅沒有造成類似甘青地區那樣的穆斯林之間不幸的流血悲劇,而且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在虎阿訇身上我們看到他宣傳的“新教”學說與他大力宣導興辦新式教育的實踐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即他宣傳的“新教”倫理學說起到了解放思想、啟迪民智的巨大作用,為興辦新式回民教育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他所宣導的禮俗革命,不僅改變了人們的觀念,解放了思想,而且在當時寧夏那樣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極大地減輕了穆斯林的經濟負擔,本質上增加了穆斯林社會的、家庭的經濟積累,推動了穆斯林社會的發展,為興辦新式教育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虎阿訇是一位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虔誠信士,從他一生所宣傳和實踐的“新教”學說和思想可以看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的“新教”運動無疑是中國穆斯林社會的一場旨在淨化中國伊斯蘭教的革新運動,它對儒佛化了的穆斯林社會之禮俗的革除,對當時西北穆斯林社會中盛行的獨善其身的出世思想的批判,對所宣傳的“回到古蘭中去”的返本開新主張和重視教乘功修的原則,實際上還原了伊斯蘭教積極入世的真精神,起到了促使回族穆斯林社會從消極遁世、脫離紅塵的悲觀厭世的自我封閉狀態向兩世並重、直面現實、面向社會、放眼世界的積極開放狀態的轉變,為回族穆斯林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宏觀意義上,這場極為民間化的解放思想的運動,實質上為20世紀前葉回族穆斯林社會、新文化運動的復興和發展做了思想鋪墊和精神準備。如果沒有這場運動首先在思想上讓人們肩負起安拉賦予人類代治世界的大任,那麼很難有以後的興辦現代新式學校,改革經堂教育等一系列文化運動的興起。

三、改革傳統經堂教育,興辦現代回民學校

一個沒有學校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作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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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改良宗教以啟迪民心,發展教育以振興民族,成為當時中國回族穆斯林中一批富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主要是經漢兩通的阿訇)的共識。他們奔走呐喊,付諸行動,改革傳統的經堂教育,在全國穆斯林聚居地興辦現代回民學校,不僅培養了一大批穆斯林人材,而且意義更為深遠的是他們用實踐探索了回族教育模式,大膽的實踐,寶貴的經驗,對於今天當代的回族教育仍有著暮鼓晨鐘般的巨大啟迪意義。在這批宛如星河的傑出學者和知識份子中間,虎嵩山阿訇就是其中的一個。

虎阿訇是一位博學多學的經學大師和教育家,他在改革傳統的經堂教育,發展新式回民教育,促進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互動方面做了很大貢獻,具有開創意義;特別是對推動西北地方伊斯蘭教的發展與順應時代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他認為以文化救人、救教、救族和救國的關鍵是從兒童著手,改革經堂教育先得從教材開始,教材不改革,便跟不上教育發展的要求。社會不改革,歷史便不能前進。因此,1927年在他自己親手創辦的位於固原三營的“中亞學校”中,首先對經堂教育中使用的教材存在的不足做了修訂,他先後編寫了兩冊《阿文教科》和一本《波斯文法精華》。《阿文教科》課本開創了我國現代阿語語法用現代漢語講授、語法術語用現代漢語翻譯解釋之先河。他把原來阿語中用阿、波雙語注釋的地方全部改寫成單一的阿文注釋,並用漢文詳加說明,對原來失缺的“字根”、“動詞”、“名詞”等,有的加以校正,有的做了補充,又在每段落後附有表格,分類有條不紊,使初學語法者一目了然。經他修訂、編寫的這種教材,成為當時我國穆斯林使用的最新最完善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語法教本,出版以後很快暢行全國各地。他鮮活的教育思想和實踐集中體現在了他編著的《阿文教科》第一冊的自序中:

“人類進化,技術無窮,文人學士,無一不以奇特學藝以爭勝,環顧吾教,教況淪胥,道衰文微,豈不有其因之所在?緣以己不自振,而人不能振己,物腐出蟲,魚枯生蠹哉?然而自振之方,非學術不能進取,而學術之進取,非適衷之教才不為功,吾人睹我教故有文法初階,或散漫,或無群,或言文複雜,不能容洽童蒙之心理,是故以無量之學術,灌輸幼童之心地,非由初步進取尤不可也;

傳曰:字學為學母,文學為其父,而法禮之學從其而生焉;泉無源流域不能致遠,樹無根枝葉不能茂苑,以是不究根基之學,其他之學而惘焉,基礎之學何其重也;

而又學一國之學則易,並他國之學則難,而以學步未能之童蒙則尤甚,況且不經不論非雄非雌之教才,縱有靈根慧性之聰兒,良能良知之賢師,亦不能獲其良果于萬一;惟所略得者,師訓之講授,生心之記憶,然亦如枝頭豔花,如晨日之霜露,無非獲頃刻之爭麗,須臾間化為烏有,更有切音譯義,張冠李戴,天壤之異,不但不能解渴,終則烏皓弗可辯,涇渭弗可分,間或扣其文中體格,亦即所問非答,既如是,豈能學問入室,而齊家治國,發揚宗教之一日哉?以是兒童齒增日見,而氣志日淪,不獨國家宗教前途有關,其本身立場對於人群社會,豈有企錐之地耶?而尤有淒慘者:學習累歲之學徒,或親朋舊雨,請書飛鴻,即措手無詞,而無識之輩,視其為仙境之龍神,膝履之黃石,而從其修身立本之學,更不哀乎哉?吾觀乎此,未嘗不擲筆而三歎!繼則以悲,是故吾人將《變字學》之頭三冊合而為一,以其中伊文譯以阿文,而以中文釋其難,複列每類之規格,而以譬喻以明之,益增文法廣博之奧意,一則以免文散之敝,文紊之鄙,而分涇渭之易,再則以使阿中日見增進於生徒之心田,冀望善中求精,精中求益,庶幾童蒙入學有門,而進階則邁,未來有得,非唯吾人之幸,亦吾教之幸也!”

1953年虎嵩山阿訇在北京參加 “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時,他的學生、北京大學教授馬堅前去看望恩師,深情地回憶起他在30年代于固原三營求學于恩師門下的情形和恩師對他一生為人治學的巨大影響,他說:“先生一是思想新穎,二是品格高尚,三是富有革新開拓精神,四是學識淵博,中、阿、波並舉。先生當時講授的由我筆錄並發表於1929年《清真鐸報》上的《新月同題的研究》一文,奠定了我對《回曆綱要》一書撰寫的基礎。先生在那個時代能編寫出那樣好的阿拉伯語法和波斯語語法並用漢語詳解的基礎課本,在那個時代是無人可比的。”

在改革經堂教育方面,他主張“中阿並舉”,終生學習,培養經漢兩通的人材。只有培養中阿兼通、明德格物、博文約禮的阿訇,才能適應生存于漢語文化環境中的回族穆斯林社會的發展。他認為過去的經堂教育培養學生只注重阿文、波斯文的學習,輕視漢文的學習,因而培養出來的學生既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需要,又不能確切地理解、全面深入地闡述伊斯蘭教義。

他率先在清真寺裡給學生教授漢文,儘管遭到一些保守阿訇的誹謗和阻撓。但他任勞任怨,始終如一堅持自己的主張,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給青年阿訇講學習漢文的好處和重要性。他說學習好漢文,“通過閱讀漢譯經典,對研究宗教教義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他指導下他的獨子虎學良1946年編寫的《回教女子三字經》中呐喊道:“作穆民,念阿文;當國民,讀國文。”他批評回民念經不讀書的害處,指出回民念書上學不僅不會被同化,反而能發展自己的文化,促進民族的進步。

他根據自己幾十年講經傳教辦學的經驗和深厚的中阿文功底,結合當地、當時穆斯林社會的實際情況,為了幫助回民穆斯林用中阿雙語拼音學習漢語、宣傳伊斯蘭教知識,提高人們的宗教和文化的綜合素質,集他大半生從事宣教、講經、辦學、著述的豐富經驗,於1939年1月在“吳忠中阿師範學校”石印出版了他的力作《伊斯蘭教三字課本》。對實踐回民新式教育在朔方大地進行了一次前無古人的成功大膽的嘗試和探索。此課本淺顯易懂,富有韻味,讀來朗朗上口,一經出版,便受到穆斯林群眾的歡迎和喜愛。它的首頁有40個國語注音符號字母,每個字母用阿拉伯語注音,每頁的生字均列在當頁的下邊,字旁均有注音。凡是已經學過阿拉伯語拼讀發音的成人或兒童,只要對照書前的注音對照表,即可自學國語注音符號,如此揣摸認讀,僅憑阿文字母注音這一條“拐棍”,不出一月,就能很快的認讀《伊斯蘭教三字課本》上冊注音的近千個中文字,並懂得許多重要教義。

有一位懂阿文而不懂中文的讀者,依照阿文竟一下子讀會了這40個國語注音符號。後來,這位元讀者買了一本注音字典,遇到生字,即可查出,遂由此而學會了中文,記帳寫信再不求人,還能讀報讀書,知曉國家大事。他深有感觸地說:“我能很快學會中文,誠虎嵩山阿訇《伊斯蘭教三字課本》注音識字之功也!”難怪我國伊斯蘭教著名學者時子周對此書有“我教真詮”的題詞,馬繼德有“啟蒙捷徑”的贈言。“時隔60多年之後,寧夏及甘肅一帶還有不少老人能背誦其中的部分內容。”

興辦回民學校,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質是虎嵩山阿訇的畢生宿願,他為此傾注了他畢生的心血。正是在他的積極宣導下,1927年他創辦了三營“中亞學校”、三營“中阿伊斯蘭學校”;1932年至1948年間,他與其他人合作,在馬鴻逵的支持下,先後創辦了“吳忠中阿師範學校”、“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高初級講習所”,成立了“寧夏私立中阿學校”。虎嵩山阿訇歷任“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校長、“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高級講習所”所長。 1939年馬堅先生和白敬修阿訇受達浦生大阿訇和買俊山大阿訇指派,準備專程前往寧夏邀請虎嵩山阿訇去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執教辦學,後因抗日戰爭日趨緊張和學校將要遷移而擱淺。1940年8月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改名為“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講習所分高級、初級兩種,高級講習所一所在銀川東大寺,王世龍任所長;一所在吳忠中大寺,虎嵩山阿訇任所長;另有24所初級講習所或學校分佈於回族聚居的各重要市鎮。學生入學一律接受考核,學制三年,管理嚴格。他親自參與制定了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高初級講習所教學課程表。

從虎嵩山阿訇參與制定的講習所課程表來看,課程內容設置全面,中阿並舉,充分反映了他發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質的治學思想。到1944年講習所“前後共計畢業班次,計高級五班,初級七班,人數共計二百餘名。畢業學生分發各處服務。”虎嵩山阿訇的確為民族和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材,他的學生遍及海內外。

1948年,已70高齡的虎嵩山阿訇受馬鴻逵邀請去馬的家鄉甘肅臨夏韓家集籌辦一所全國性的類似“吳忠中阿師範”的計畫落空,當時虎嵩山阿訇很感失望。他的高足、著名學者馬賢每每回憶起那段往事時,總是老淚縱橫,情不自禁,“那是恩師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戰。他一生最大的志趣是興辦學校,教書育人。”

解放後虎嵩山阿訇在甘肅平涼任教長期間,除繼續最後修改完成了《米什卡提聖訓集》近百萬字的漢譯工作的同時,又把他1942年在吳忠初版只印了前20卷的《侯賽尼注釋》作了修訂補充,共補齊為30卷,改書名為《侯賽尼大辭典》,共324頁,收辭目一萬多條,於1951年5月1日在平涼再版印行。“虎嵩山阿訇一生把《古蘭經》注《侯賽尼》這部經典講了60多遍。他把講解過程中遇到的疑難詞彙,均用現代漢語作了較為準確的翻譯和解釋。”這部辭典同他在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所寫的《阿文教科》第一部、《阿文教科》第二部、《波斯文法精華》、《中阿字彙》、《文法摘要》、《波文之源》、《默克圖布注釋》(即《伊瑪目蘭巴尼書信集注釋》)等等,“是很多老阿訇和年青好學的經生的案頭課桌上經常擺放和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四、百年樹人紀念先師,路途依舊任重道遠

我要謳歌安拉創造的奇跡,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

——作者手記

解放以後,虎嵩山阿訇在甘肅平涼任教長。1955年11月28日,虎阿訇在平涼歸真,終年76歲。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虎阿訇的葬禮,至今讓當時目睹或親歷那個宏大而動人場面的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激動不已。從平涼到寧夏同心250多公里的送葬路上,沿途固原、三營、七營、李旺堡等重要鄉鎮、村莊聞訊而來的幾萬不同教派門宦的穆斯林群眾爭相抬送虎阿訇的埋體,很多人的鞋子被踩掉了,赤腳奔跑在大路上,喚著他的名子,追趕著自己的虎阿訇,希望能抬送他一程……,這是安拉對他今世的最好的褒獎。這條路是他生前為主道奮鬥,多次跋涉過的今世之路,這條路又是他走向後世的歸真之路,他用一生的追求光明、興辦教育和為主道、民族、國家的奮鬥在兩世為人生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你們是為世人而被產生的最優秀的民族,你們命人行善,止人作惡,篤信安拉。”他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財產,但他卻留下了讓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叛逆精神,他的革新思想,他的終生學習,他的愛國主義,他的品德,他的骨氣,他的學識,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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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嵩山阿訇不是在某時某地一躍而生的,而是此落彼起,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斷成長的,他的成長歷程是在圖謀報國報教,興辦回民新式教育,不斷勇於探索新的生活的道路上成長起來的。他畢生在貧瘠荒蕪的西北地方撒播教育和知識的種子,拓殖新的社會並改造舊的社會。就這樣,他將他的生命的篇章貢獻給了他的祖國,他的宗教,他的人民,他的事業,並和這片乾旱少雨、貧瘠荒涼的黃土高原永遠的融為一體了。他當時的主張和實踐是令人深思的。他以追求真理的偉大的開拓創新精神衝破了一個由家庭和社會建構的舊世界,他以“新教”的主張和理論、興辦回民新式教育的終身實踐,在如何將《古蘭經》的精神貫徹到中國穆斯林社會方面做了卓越的實驗。他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所做的不是空洞的理論告戒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不是口頭的說教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他是一位伊斯蘭的思想者,又是伊斯蘭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行動者。

時間之旅又是一個五十年伊始,我們駐足在新的起點上憑弔先師,眼前仿佛仍隱現著虎嵩山阿訇等先輩們砣砣跋涉的偉岸身影。耳際猶迴響著他們弘揚教門,發展教育,振興民族的振耳發聵的呐喊。虎嵩山阿訇1949年在中國回教協會甘肅省分會在蘭州舉行的歡迎他的大會上慷慨激揚的演講,至今響徹在我們的耳際:“吾教一日不能沒有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出賢良,只有教育才能興教門,只有教育才能化教派,只有教育才能救吾族,只有教育才能振吾國。”在上個世紀初的今天,是他們的高瞻遠矚開創了回族穆斯林的新紀元,是他們的前無古人的開拓業績支撐了整個20世紀的回族社會,甚至在今天我們依然生活在他們撐起的這片綠蔭之下。

地上本沒有路,人走得多了變成了路。先師們從沒有路的地方披荊斬棘地走來,才開闢了路。教育落後仍然是當今穆斯林社會的重大問題,制約著民族的長足發展。路途依然崎嶇漫長,今人更加任重道遠。讓我們秉承先師的遺志,知難而上,愛國愛教,發展教育文化,以新的起點,弘揚伊斯蘭教和平的真諦,加強團結,促進社會和諧,造福人類社會,這便是對先師最好的紀念。

(本文是應《中國穆斯林》雜誌之邀,為紀念虎嵩山大阿訇歸真50周年專輯而撰寫。)

鳴謝:特別感謝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提供了第4頁和第6頁的兩張照片,並許可刊登。

備註:因篇幅所限,文章注釋省略,文章少量內容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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