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經濟信用體系

【作者：[韓毓海]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思想文化學者。】

(本文摘自韓毓海著《馬克思的事業》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刪節)

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這兩個“基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他們都把歐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當作了一個普遍的解釋框架和普適的價值，從而表現出一種非常片面的視角。

黑格爾的歷史敘述如斯密的一樣，講的只是西歐內部的辯證法或辯證發展，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歐可以脫離當時的世界而獨自“辯證地發展”。他們不但對於中國很無知（儘管斯密讚揚過中國的市場，但黑格爾卻幾乎一直把中國人等同于韃靼人），而且他們更完全忽視了伊斯蘭文明的動態發展進程。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對世界史敘述的一個極大的缺陷均在於，沒有包括從羅馬帝國衰落到文藝復興之間8個世紀的歷史內容，人類歷史在他們那裡一下子就少了800多年，而這樣的歐洲史、世界史難道不是斷裂的嗎？

顯然，在那個時期，人類文明進步的主流、對歐洲衝擊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因此，德賽說：“歐洲現代性的故事是按純粹的歐洲標準，以排外和無知的方式編寫的。在那裡，世界其餘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爾的地方正在於他的世界視野，他對中國、印度、俄國和美國等國都做了研究，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在多種文明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馬克思指出：歐洲的“團結”是歐亞大陸長期衝擊和歐洲對外殖民戰爭的結果，歐洲的資本主義離開了美洲、非洲的資源和中國的市場就不發展，歐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過是其對外擴張掠奪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歐洲金融家的手裡，並把無窮的戰爭債務轉嫁到歐洲大眾的頭上，這就造成了那裡的勞動者不得不起來革命。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馬克思指出：歐洲文藝復興的語言是“借來的”，正如盧梭指出的那樣，文藝復興的語言是歐洲從“可惡的伊斯蘭人”那裡借來的東西。

我們學習馬克思的辯證法，首先就必須學習他的這種世界視野。

從16世紀開始，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在發展道路上確實漸次出現了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大分流”的發展趨勢。遺憾的是，彭慕蘭的著作沒有涉及伊斯蘭文明，而這個問題恰恰最需要我們今天認真地研究。

布羅代爾指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不同，中國是“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典範，我認為他的這個解釋既深刻又簡單明瞭。

中國有很漫長的、深刻的市場經濟傳統，這個傳統的實質簡而言之就是馬克思所說的W-G-W，即從商品經過貨幣再到商品，而這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實質—商品交換；與此相區別和對立的方式則是G-W-G'，即用錢來生錢，而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式，也是1500年以降歐洲文明的發展方式。

雖然存在著廣泛的市場經濟，但是中國並沒有產生西方那種獨立的、支配一切的金融領域，把分散的小農經濟、分散的社會財富集中起來向未來投資的信用機制在中國的發育也非常不健全。簡單地說，這首先是因為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條件根本不同。16世紀以來，在中國，明清兩個綿延王朝實現了長期和平，而長期和平催生的高水準競爭又造成了停滯。我把這種停滯歸因於：王朝中國自宋代以來長期實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明代以降“依附性的貨幣政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長期的和平穩定使中國並沒有投資於戰爭和暴力的需求，沒有從暴力行動中攫取高額利潤的衝動，這與16世紀以降歐洲的情況完全相反。

與此同時，中國也好，今天和未來的世界也罷，最應該加強的是對伊斯蘭文明的研究，因為正是伊斯蘭商人，而不是歐洲人，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信用體系。在歐洲的黑暗時代，伊斯蘭文明所建立的這個信用體系以印度洋為核心，橫跨西亞、北非和南亞，從而鑄造了中世紀人類經濟的輝煌時代。實際上，商品和財富的證券化正是伊斯蘭商人的發明，而在金融領域的各個方面，歐洲人幾乎都是伊斯蘭的學生，甚至可以這樣說：16世紀以來，歐洲人不過是盜用了伊斯蘭的發明攻打伊斯蘭。

儘管伊斯蘭文明創造了先進的信用體系，但是從伊斯蘭文明中也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為什麼？一個重要原因是：熟悉金融工具的伊斯蘭文明卻堅決地反對金融機構發展為獨立的領域並支配一切。伊斯蘭教義對此的解釋非常簡要：按照伊斯蘭教義，如果錢可以生錢，那麼就沒有人再願意從事艱苦而誠實的貿易了。可見，伊斯蘭文明也許最早認識到：“貿易自由”與“金融自由”絕不是一回事，信用和金融制度只能是貿易的“僕人”，只應是為貿易服務的“服務業”，如果這個“僕人”變成了“主人”，“僕人”騎在“主人”頭上，如果金融成了一個獨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領域，那麼它就會對真正的“自由貿易”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今天看來，能夠早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前1000年就提出這樣的洞見，這真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先見之明，我們在後面會繼續論述這個高明的洞見。

（我們先來說說中國……此處有刪減。）

今天，最值得研究的是伊斯蘭文明。

羅馬帝國衰敗後的8個世紀，這在歐洲被稱為是“黑暗時代”，但它卻正是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認的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個商人，而隨著商人階層漸次皈依了伊斯蘭教，商人這個唯利是圖的階級的形象，在伊斯蘭世界完全改變了。伊斯蘭商人根據伊斯蘭法律經商，這是因為他們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們這裡的“土豪”。正是根據伊斯蘭法律，他們方才提出了市場只服從“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場的主張，而且伊斯蘭商人還進一步提出了價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見的手”決定的學說，而這些主張後來都成為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教義。

在伊斯蘭世界，信仰是與貿易站在一起的，從這種獨特的傳統出發，伊斯蘭世界方才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巨大的信用網路，伊斯蘭教的傳播與伊斯蘭貿易網路、信用網路的擴展自然是同步的。這個網路遍及中亞、北非，特別是印度洋周邊地區，在中世紀，印度洋幾乎成為伊斯蘭的湖泊，在唐代，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海上貿易網路就是由伊斯蘭商人開拓、經營的，唐憲宗時期的宰相賈耽在《古今郡國縣道四夷志》中詳細記述了從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貿易商道。

但是，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跨國信用網路的伊斯蘭文明卻嚴厲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貸，這一點最值得研究。古蘭經中有多處條文涉及於此。如黃牛章第275節“真主准許買賣，而禁止利息”，這句教義把經濟貿易活動與放債取利嚴格地分開了；再如黃牛章第276節“真主奪利息，增長賑物”，這句話裡更包含著一個重要資訊：儘管金融機構應該收取服務費和手續費（貼水），但卻不能收取高額利息。如果鼓勵形成一個從事金融剝削的階層，那麼就沒有人會願意辛苦進行產業和貿易活動了，如果金融領域獨立出來並支配了經濟，如果炒錢的利潤高於經濟活動的利潤，那麼經濟活動就會停止。今天看來，這條教義確實是從根本上杜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良策。

實際上，今天流行的所謂伊斯蘭是“政教合一”的專制體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它只是作為西方世界妖魔化伊斯蘭的手段方才廣為流行，而事實恐怕恰好相反。伊斯蘭文明恰恰是主張“政教分離”的，如果伊斯蘭教不反對國家的話，那麼它起碼對國家和政府是持懷疑態度的。而伊斯蘭文明懷疑政府與國家這一點既與中國文明不同，也與西方文明不同。

眾所周知，穆罕默德本人並不是一個政治領袖，他在麥迪那創立的共同體也從來就不是一個政府，那裡沒有政府機關、軍隊、員警、法庭，更沒有宗教法庭。恰恰相反，穆罕默德主張信徒應與國家和政府保持距離，這才是伊斯蘭的基本傳統。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後，來自沙漠的阿拉伯軍事酋長建立了阿巴斯王朝，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眾從來沒有對外來的征服者抱有過好感，宗教與國家的對立因此不斷加劇。自832年起，阿巴斯王朝政府不得不宣佈對宗教問題採取不干涉主義的立場。從此，在伊斯蘭世界形成了與國家、政府分離的社會階層，而商人和教士作為社會的主幹，他們按照伊斯蘭法律行事，主張伊斯蘭法律獨立于國家，商人和教士要求政府遵守法律，不要干預經濟、不要干預社會。

法律、市場與政府之間必須分開，最早明確提出這一理論的是伊斯蘭文明，並不是西方文明。

正像傳統中國有著漫長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傳統，但卻沒有發展出信用制度，從而敗在西方列強的戰爭國債制度之下，發展出信用制度的伊斯蘭文明卻因為長期排斥國家、排斥政府，甚至不主張信徒當兵從政，結果，伊斯蘭文明所陷入的難以擺脫的困境就是：如何創建一個現代國家，以抵抗外在的帝國主義軍事侵略。也正是由於教義排斥國家和政治，所以伊斯蘭文明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強大的暴力和窮兵黷武的打擊下，陷入了災難沉重的深淵，並遭受著長期被妖魔化的命運。

當今世界的學者很少能夠秉持良知，為陷入水深火熱的伊斯蘭人民說句公道話，流行的世界史敘述對於光輝燦爛的伊斯蘭文明所取的態度，如果不是妖魔化，便是一片無語和空白。想一想《一千零一夜》所描述的伊斯蘭文明的繁榮時代，再看看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悲慘命運，這既使人感到恥辱，也令人極其憤慨。西方主流媒體對於文明與野蠻歷史的敘述更是顛倒的，簡而言之，它顛倒了文明與野蠻，因為那些被西方經濟學視為“好東西”的經濟法則，包括獨立的司法、與政府相對立的社會、拒絕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這一切恰恰都不是西方的發明，而是伊斯蘭文明的發明。特別是信用制度這個現代經濟的根本引擎就是曾經很落後的西方從伊斯蘭文明那裡學來的，而所謂西方的辯證法無非就是通過伊斯蘭文明這個“對立面”來轉化自己，並以此打擊伊斯蘭。

大衛·格雷伯是少數具有遠見卓識的西方學者，他正確地指出，被稱為西方經濟學基石的《國富論》的基本觀點基本上都抄襲自伊斯蘭學者安薩里的著作《聖學復蘇精義》，例如他們二人（斯密和安薩里）都認為分工與交換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基礎，他們都說“交換是人類理性和言語活動的自然結果”，而且用的例子也是完全一樣的：沒有人觀察到兩隻狗交換骨頭；他們都講分工，而用的例子竟然也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家制針廠如何用25道不同工序生產一根針。

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在斯密看來，分工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結果，而在安薩里看來，分工卻是社會合作發展的結果，甚至是共同體社會互助活動的延伸。這正如在歐洲，信用制度演變成了戰爭國債制度，並使得金融這個領域獨立出來，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使銀行家騎在了國家的頭上，而在伊斯蘭，信用制度卻只是貿易和商業的僕人。在伊斯蘭社會，金融一直是真正的“服務業”，當然，這種事情只有在伊斯蘭文明的昌盛時期“曾經”發生過，因為在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那種作為實體經濟、市場經濟的“僕人”的銀行家了，而且恐怕更找不到那種真的作為“服務業”的金融業了。

另外，為現代法蘭西制度奠定基礎的《拿破崙法典》，基本上抄襲自伊斯蘭的《伊瑪目馬里克法典》，而拿破崙本人差一點兒就成為伊斯蘭教的信徒。歐洲的金融家集團之所以要發動七次“反法同盟”，必打倒拿破崙而後快，就是因為拿破崙誓言要取消高利貸並徹底整頓歐洲的金融集團。

長期積貧積弱的歐洲正是通過它的對立面—光輝燦爛的伊斯蘭文明、偉大的中華文明，方才“辯證地轉化為”近代的歐洲，從而最終得以熬過了自己“黑暗的中世紀”。但是，歐洲並沒有善用其從別人那裡學來的金融武器，而是通過“耍錢玩彈”坑害世界。只是到了今天，深陷金融危機的歐洲方才開始正視伊斯蘭金融遺產的進步之處，方才羞答答地承認：連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基礎設施都是由伊斯蘭國家投資、中國承包興建的。

2013年10月30日，英國《金融時報》（馬克思本人曾是這份報紙的熱心讀者）發表了一篇對未來世界的發展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消息：英國準備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金融中心”，並按照伊斯蘭金融法重新改造歐洲的金融體系。

消息稱：

來自100多個國家的1 000多名投資者和15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昨天為第九屆世界伊斯蘭經濟論壇（World Islamic Economic Forum）揭開了序幕。

本次論壇不在迪拜、雅加達或伊斯蘭馬巴德，而是在倫敦舉辦。這是該論壇第一次在非伊斯蘭國家舉辦，英國有幸成為東道國。這也體現了英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希望保持這樣的地位。

正因如此，我們已經著手確保倫敦金融城成為各種快速增長的新市場的中心，不論是印度的基礎設施基金，還是離岸人民幣。現在我們給自己制定了這樣的目標：成為西方獨一無二的伊斯蘭金融中心。

這不僅將為英國創造就業，也將為英國帶來投資。倫敦碎片大廈和2012年奧運會期間的奧運村就是在伊斯蘭金融業的支持下建成的。在重建英國基礎設施方面，伊斯蘭投資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比如馬來西亞對巴特西發電廠的4億英鎊投資，該項目將讓倫敦九榆樹（Nine Elms）地區在經歷幾十年的沒落之後恢復活力，還有迪拜對英國第一個深海集裝箱港口倫敦門戶港15億英鎊的投資。

看看這些資料：伊斯蘭金融業比傳統銀行業增速快50%，並且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世界1/4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全球只有1%的金融資產是符合伊斯蘭教教法的。整個中東和北非，只有不到20%的成年人有正式的銀行帳戶。這一缺口是呈現在英國面前的一個巨大的經濟機會。

我們將在現有優勢的基礎上發展。有著190億美元報告資產的倫敦已經成為伊斯蘭世界以外的一個主要伊斯蘭金融中心。

英國遵從伊斯蘭教教法的銀行比任何其他西歐國家都多。英國有十幾所大學或商學院提供伊斯蘭金融高管課程，包括劍橋大學本月公佈的一個針對高管的新課程。

如果英國要收穫伊斯蘭金融的全部果實，那麼就需要採取更多行動。因此，我們宣佈了計畫，要讓一些政府專案，比如學生貸款、創業貸款以及企業補助，符合伊斯蘭金融規則。

在世界伊斯蘭經濟論壇於倫敦召開之際，我們更要抓住時機，邁出勇敢的一大步，鞏固英國在伊斯蘭金融世界的聲譽。英國首相昨日在這次論壇上宣佈說，英國財政部正準備發行總額大約為2億英鎊的伊斯蘭債券。

我們的目標很明確：讓英國成為伊斯蘭世界以外第一個發行伊斯蘭債券的主權國家。伊斯蘭債券不支付利息，而是賦予投資者獲得標的資產收益的權利，從而符合伊斯蘭教教法。

這些債券將支持伊斯蘭銀行業在英國的拓展，同時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帶來經濟收益，其中包括生活在英國的300萬穆斯林。

英國政府發行伊斯蘭債券的舉動，將推動企業機構採取類似做法，進一步拓展伊斯蘭債券在全球資本市場作為一種資產類別的作用，也有助於英國基礎設施獲得更多急需的海外投資。

在向世界開放的時候，英國就會處於最佳狀態。因此，當其他西方國家不願變革的時候，英國政府卻積極迎接變革：為英國企業擂鼓助威，開拓新市場，張開雙臂迎接海外投資。為了在全球競爭中獲得成功，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採取必要的重大步驟。

在西方世界把伊斯蘭世界當作“恐怖主義”來對待時，西方的金融集團卻準備隨時向伊斯蘭教法低頭並俯首稱臣了。今天，只有那些最無知的人才把西方要建立伊斯蘭金融中心當作一個笑話，因為他們拜倒在“西方文明”腳下，根本不知道西方的金融制度就是從伊斯蘭文明中學來的。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變了，郊原血。”這就是人類歷史的辯證法。

面對伊斯蘭世界，西方的金融家已經行動起來，而聲稱“我們同屬第三世界”的中國難道不應該與自己的第三世界兄弟攜手做點兒什麼嗎？如果由“勤勞革命”推動的中國製造業與伊斯蘭金融業攜起手來，會發生什麼？

也許，新的文明“大分流”的時代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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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韓毓海：伊斯蘭創造了信用體系，為什麼不接受“錢生錢”的資本主義？ ）

(來源：http://www.xinfajia.net/164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