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麥爾——被古蘭經點亮的人

歐麥爾是伊斯蘭第二任哈里發，他的地位僅次於艾布·伯克爾。歐麥爾以睿智的洞見、公正的判決、鋼鐵般的行動意志而著稱於世。

歐麥爾加入伊斯蘭，源於他對《古蘭經》塔哈章經文的閱讀。其實，根據聖傳，在他沒有皈依伊斯蘭之前，先知已經向安拉做祈禱希望歐麥爾和艾布·傑赫裡兩人中的一個加入伊斯蘭，以壯大教門。因此，先知的祈禱也是歐麥爾加入伊斯蘭的因素之一。但是，先知被安拉所接受的祈禱，會成為任何一個人加入伊斯蘭的因素。因而，從常道角度看，卻不足以充分反映歐麥爾加入伊斯蘭的精神氣質和性格類型。

對一個稍微瞭解聖傳的穆斯林而言，歐麥爾加入伊斯蘭的故事非常著名。這裡只談一下他閱讀《古蘭經》時的那個令人難忘的轉變場景。當時，歐麥爾的姐姐加入了伊斯蘭，但歐麥爾卻仇視伊斯蘭。當他聽說自己的姐姐加入了伊斯蘭，就去她家找她麻煩，最後將姐姐打得頭破血流。但是，由於骨肉之情觸動了歐麥爾的憐憫之心，當他冷靜下來之後，他希望姐姐將《古蘭經》的一些節文拿出來讓他看看。當他看到《古蘭經》塔哈章的前幾節經文時，那些優美而富有深刻意義的文字深深觸動了歐麥爾。他說：“這是多麼優美，多麼崇高的言語啊！”於是加入了伊斯蘭教。

當然，僅僅通過這一傳述來說明歐麥爾皈依伊斯蘭的原因，可能並不充分。根據另一具體的傳述，歐麥爾的確是被《古蘭經》的偉大所征服的。他曾經自己描述了這一經過。當時，他在穆聖身後傾聽《古蘭經》，繼而被《古蘭經》的神韻所感染。但與此同時，他對《古蘭經》的節文又持有自己的看法；他還抱有一些懷疑。然而，接下來的經文恰恰讓他疑惑頓消。

根據伊瑪目艾哈默德·本·罕百里的傳述，歐麥爾曾說：“我在歸信伊斯蘭教之前曾遇到過安拉的使者在天房作祈禱。我站在他後面，聽他詠誦《古蘭經》真災章。我對《古蘭經》的神韻感到由衷的敬佩。我心裡說：這不是同古萊什人都喜愛的詩句一樣的詩篇嗎？安拉的使者讀到：‘這確是尊貴的使者的言辭；並不是詩人的言辭，你們很少信仰；也不是僕人的言辭，你們很少覺悟。這是從眾世界的主降示的。假若他假借我的名義，捏造謠言，我必以權力逮捕他，然後必割斷他的大動脈，你們中沒有一個人能保衛他。’（《古蘭經》真災章，40－47節）我聽完真災章後，伊斯蘭已佔據了我整個心房。”（<埃及>穆罕默德•侯賽因•海卡爾，《歐麥爾傳》，第18頁）

這裡，歐麥爾是那些因閱讀或聆聽《古蘭經》而皈依的人的先驅，更是他們的榜樣。作為一個出自於古來氏族的阿拉伯人，歐麥爾非常清楚經文的神聖所在，無論就其音律、措辭，還是文風、修辭而言都是如此。因為《古蘭經》就是以阿拉伯語——古萊氏人的方言降示的。他對這些文字再熟悉不過了。

當然，一般而言，《古蘭經》對閱讀或誦讀它的人的征服，往往是知識性的，尤其是對人類理性的照亮。這一點我們會在“啟示之為文本”一章中給予詳細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人們通過哪一種形式加入伊斯蘭，就可反映出皈依者的精神類型與性格特點。歐麥爾的一生，幾乎體現了其理智洞見與真主的啟示——《古蘭經》的關係。

歐麥爾被先知稱為“法魯格”即“辨別真偽的人”。之所以擁有這樣的稱號，是因為他對真理的判斷與理解的先見性與正確性，而且它們往往還與啟示相符。歐麥爾說：“在三件事上安拉肯定了我的意見。我曾對安拉的使者說，但願我們以易蔔拉欣的立足地為禮拜處。以後，安拉降諭了‘你們當以易ト拉欣的立足地為禮拜處’的啟示。我曾對安拉的使者說：希望你讓你的眾妻戴上面紗，因為與她講話的人良莠不齊。安拉降諭了有關婦女戴面紗的啟示。當先知的妻子們與先知鬧矛盾時，我對她們說：願主讓他的使者離棄你們，比你們更好的婦女為妻。安拉降諭了上述的啟示。”（《布哈里聖訓實錄》）先知曾說：“安拉把真理放在了歐麥爾的舌尖上，讓他說出真理。” （<埃及>穆罕默德•侯賽因•海卡爾，《歐麥爾傳》，第40頁）

艾布・瓦伊勒的傳述：伊本・麥斯歐德說：“假如歐麥爾的知識放入一個秤盤，整個大地上所有人的知識放人另一個秤盤，歐麥爾的知識會重過所有人的知識。”（《泰布拉尼輯錄》）伊本・麥斯歐德還說：“歐麥爾歸主，帶走了十分之九的知識。” （<埃及>艾哈邁德艾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一），2019年版，第290頁）

伊本•麥斯歐德是歐麥爾在學問上的弟子。在聖門弟子中，他最為敬佩的人就是歐麥爾。顯然，在聖門弟子中，學識淵博的人絕非歐麥爾一人。伊本•阿巴斯被稱為“學海”，阿裡被稱為“智慧的門戶”。但同樣是最有知識的聖門弟子之一的伊本•麥斯歐德，卻將最有知識的殊榮給予了歐麥爾，這一點既有他對歐麥爾的特殊敬愛，也反映出歐麥爾的優越性。後面，我們將在他就職第二任正統哈裡發時，對伊斯蘭文明的貢獻中可以完全體現出來。

前面我們曾談到，歐麥爾曾對艾布•伯克爾有類似的評論，只不過歐麥爾說艾布•伯克爾的“信仰”重過世人，而伊本•麥斯歐德說歐麥爾的“知識”重過世人。

這裡，將艾布•伯克爾的“信仰之重”與歐麥爾的“知識之重”作一比較，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

艾布·伯克爾在位時所發生的那三件大事，歐麥爾也參與其中，並且還是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但他對這些事件的認識以及處理，恰恰與艾布·伯克爾不同。

剛才我們談到，歐麥爾的見解總會與啟示相符，而且，先知也曾指出真主將真理放在了歐麥爾的口舌之上，但是，為何在這三大事件中，歐麥爾的見解總抵不過艾布·伯克爾對先知的誠信。

其實，歐麥爾在這些事件中有失其往常對真理的見解，這既源于相對于啟示人類理智的有限性，也同時也反映了理智易於受到人類自身及外在客觀環境的影響所表現出的相對性與不穩定性。

理論上講，由於理智對事物的思考與評判受到時空的影響和限制，它總是以現實存在的現象和事件為根據來展開分析與思考的，所以，理智不但無法掌握產生這些現象和事件的所有原因與根源，更談不上對其結果的正確把握了。

這一點反映在歐麥爾處理吳薩邁為統帥的這一事件中。顯然，歐麥爾不是不知道它是先知的決定，但是，當時穆斯林及其麥迪那所面臨的內外處境，左右了歐麥爾的判斷與理解，使他採取了理智認為的更為穩妥與安全的策略。特別是當一個人的理智受到其他方面，諸如情感、喜好或突發事件等影響時，其判斷更容易偏離真理。

這一點又反映在先知歸主時歐麥爾的態度與理解上。由於對先知的愛，讓歐麥爾無法冷靜面對這一事實。他以先知穆薩去西奈山與真主交言訴機然後猶太人認為他已經逝世了的歷史作為證據，來證明先知穆罕默德也像先知穆薩那樣，只是暫時地離開了穆斯林，他還會回來。

顯然，兩者並沒有道理上的可比性。至於在對待拒繳天課的立場與態度上，歐麥爾同樣是立足於當時所處的危險處境而做出的理智性判斷。

當時，歐麥爾以先知的這樣一段聖訓來勸告艾布•伯克爾：“你怎能同這些人進行鬥爭呢？安拉的使者說過，我們命令同人們鬥爭的目的是讓他們承認，‘除安拉外，絕無應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凡承認這一條的人，其財產及生命必受安拉的保護。”但是，艾布•伯克爾卻不為任何處境的改變而改變，因為，他看到當時塔伊夫人皈依伊斯蘭時，曾經要求先知允許他們不禮拜，但是先知拒絕了。艾布•伯克爾通過先知的堅持而將其運用到對待拒繳天課的人的身上。

艾布•伯克爾堅定的誠信，只允許他切合的依照先知的做法而行事。根據伊斯蘭的教義，先知所做出的任何一個重要的決定，要麼是來自真主的啟示，要麼是受真主的保護。因而，啟示對某一現象或事件給出判斷與決定的時候，總能超越時空所限而達其正確的目標，即使就理性而言，它暫時無法讓人接受也罷。這就是艾布•伯克爾和歐麥爾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不同。

總之，這種不同體現了兩者信仰類型的不同與差異。艾布·伯克爾的信仰是誠信者對可信者（先知）的不二追隨，而歐麥爾卻是理智做出接近於啟示的理解或者對啟示的意見性理解。歐麥爾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與立場是知性的和理性的，而艾布•伯克爾卻是准啟示和准先知式的。

當然，這裡應該認識到，有關兩者的比較，我們只是將理智放在特殊的處境——先知歸主後穆斯林面臨的特殊危機與混亂中來討論的。但是，在正常情況下，根據伊斯蘭的法理學，理智依照啟示所給出的宗教原理來進行的類比與推理，並不會出現原則性的失誤。而且，更正確地，我們應該將兩者的作用放在其所處的歷史背景與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中來加以具體分析。在這一角度看，可能就不是簡單的是非曲直與高低之別了。

從真主創造的宇宙常道與人類歷史的規律看，啟示雖權威而不謬，但是，它卻不能一直伴隨人類的歷史，並對人類生活的具體事務加以確定性的規定與指導，否則，真主創造人類的作為“代治者”的意義也就失去了。因為，人類只有通過真主賦予他們的理智與自由意志，以啟示為指導原則——而非事無巨細的規定來治理這個世界，才能體現出真主創造人類的偉大哲理。

這一點，微妙地體現在艾布·伯克爾和歐麥爾的任職次序與時間長短的不同之中。

歷史證明，安拉的安排是至睿的。他讓艾布·伯克爾擔任第一任哈裡發，由此可將伊斯蘭的啟示精神加以鞏固和延續，等到這種精神深入人心後，第二任哈裡發歐麥爾才有可能將他的理智精神發揮到極限。頗值玩味的是，艾布·伯克爾作為第一任哈裡發任職僅二年，而且，他也恰恰是在63歲那年，即與先知同歲時歸主。作為先知最忠誠的追隨者，這是一個多麼意味深長的安排啊！

而歐麥爾在四任正統哈裡發中又是任期最長的兩位之一——在位長達10年，他只比其後的奧斯曼任期少兩年。而在這十年的任期中，它保證了伊斯蘭由一個純粹而樸素的天啟宗教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偉大文明所需的時間度。當然，在人類的文明史中，伊斯蘭這一迅速發展，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史中的一個偉大奇跡。

真主的安排總是充滿了智慧與精妙！

顯然，艾布•伯克爾的誠信更為超越而神聖，但歐麥爾的理智卻更能適應這個人為的、常道的世界。而這一點，是我們討論歐麥爾的重點。

不管是加入伊斯蘭的機緣，還是對伊斯蘭的理解，歐麥爾都與啟示之光如影相隨。

這到底具有怎樣深遠的意味呢？

對於《古蘭經》，整體上，其意義與作用，我們可以有無數種解讀。但是，無論怎樣，這部經典都因人類生活的福祉而被降示。《古蘭經》其實是人類認知與建構世界的真理示意圖。如果說，歐麥爾的理解總與《古蘭經》保持著驚人的一致，這就讓我們想起了他當哈裡發時對伊斯蘭文明的建構與運用理智的能力。這其實就是《古蘭經》最偉大的目標。

先知說：“在我之後如果還有先知的話，那麼一定非歐麥爾莫屬。”（《鐵爾米茲聖訓集》）其實，艾布·伯克爾的信仰品質更接近先知，但是先知並沒有如此評價他，但卻這樣評價了歐麥爾。顯然，其中一個重要哲理在於，先知或使者的最終使命是為他所宣傳的物件與社會建立一種生活之道。也許，恰恰在這一點上，歐麥爾更接近地完成了這一目標。

下面，我們仍選取三個實例來加以說明。

首先就是艾布·伯克爾在任期間的整理《古蘭經》。

當平定偽先知穆賽萊邁的耶馬邁戰役結束之後，許多背誦《古蘭經》的老聖門弟子戰死沙場。很快地，歐麥爾就建議哈裡發艾布·伯克爾整理《古蘭經》：“在耶馬邁戰鬥中，有很多能背誦《古蘭經》的穆斯林犧牲了，我擔心在日後的戰鬥中還會有能背誦《古蘭經》的穆斯林犧牲，那麼，《古蘭經》就不免會有遺失。我認為，你應下令整理《古蘭經》。”（<埃及>穆罕默德•侯賽因•海卡爾，《歐麥爾傳》，第52頁）面對這個突來的建議，艾布·伯克爾一如往昔：“我怎能做安拉的使者未曾做過的事呢？” 但歐麥爾一再地勸告哈裡發說：“指真主起誓，這是件好事！”最終，哈裡發被歐麥爾說服，決定整理《古蘭經》。

這一次，歷史的天平偏到了歐麥爾這邊。僅考慮一下《古蘭經》之于伊斯蘭與穆斯林的關係，無論如何，歐麥爾的建議都被認為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何以這一次歐麥爾的建議比艾布·伯克爾在的忠誠更具遠見與智慧呢？其實，這仍然脫離不了我們前面所談論的話題：當歷史遠離天啟的環境時，穆斯林通過對啟示的理解來解決已日益多變與複雜的各類難題，就顯得越來越重要。這當然要比以“先知是否曾經這樣做”的處事方針顯得更為緊要與迫切。

       對歐麥爾而言，他關注的恰是《古蘭經》對日後整個穩麥的指導與建設意義。這是他的一貫作風。先知臨歸主前，他曾經要人拿來筆，以便為後人留下遺囑與最後的教誨。但是，歐麥爾卻以穆斯林已經擁有《古蘭經》為由，而勸阻了先知。伊本•阿巴斯認為，如果不趕緊記錄下先知的遺囑，會給穆斯林帶來重大的損失，但是，歐麥爾仍據理力爭：真主不是在其經典中說過：“我在天經裡沒有忽略任何事情”嗎？（<埃及>穆罕默德•侯賽因•海卡爾，《穆罕默德生平》，2015年版，第418頁）

其實，歐麥爾最知道啟示的佚失與殘缺對穆斯林穩麥意味著什麼？因為，他還曾經閱讀過《聖經》，他不會不知道基督教《聖經》的錯誤與遭到篡改的命運是什麼？

曾經一段時間，我對歐麥爾的這一勸阻行為深感遺憾，難以釋懷：如果先知為我們留下最後的遺囑，那將是穆斯林多大的恩典啊！但是，當我再一次去理解歐麥爾的理智與啟示之間的關係時，真主的引導，我對歐麥爾的決定有了原來所未曾有的敬佩。

的確，如果有了先知的最後的遺囑，理論上講，也許穆斯林能夠避免許多災難，但是，這也會養成以後穆斯林理智上的懶惰與坐享其成。另外，先知的聖訓一定會有與他最後遺囑相似或相同的內容，但對於今天思想與行動上懶惰的穆斯林而言，又有多少作用呢？真主恩賜歐麥爾，他對《古蘭經》擁有一種永無止境與毫不滿足的探索精神。顯然，當他說真主“在天經裡沒有忽略任何事情”時，它指的是一種知識原理與指導方針，而非事無巨細的法律條款和各種學科。只有人類理智的不懈探索與努力，人類才會獲得《古蘭經》“沒有忽略任何事物”的真實含義。今天的許多科學探索不是一點點在證明真主的這句神聖的言辭嗎？

在真主那裡，他更喜歡理智不斷探索與努力而非坐享其成的穆斯林。

第二，經由歐麥爾這一重要知識管道，伊斯蘭最偉大的法學派——哈乃斐學派的誕生，為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提供了最廣泛也最實用的教律與信仰實踐。

根據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的學術譜系看，其中一條最終可追溯至伊本·麥斯歐德與歐麥爾。至於伊本·麥斯歐德與歐麥爾的學術關係，伊本嘎伊姆說：“伊本·麥斯歐德處理任何事情，都不違背歐麥爾的意志。” （<埃及>艾哈邁德艾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一），2019年版，第290頁）

眾所周知，大伊瑪目的法學特點，其中包括善於運用理智和為大眾的福祉的宗旨。因此，大伊瑪目的教法學派也被稱為“意見派”。這一偉大學派的產生，從外在因素看，是和當時大伊瑪目所處的伊拉克的多元文化與宗教環境有關。從內在因素看，則與其所師承的老師的知識特點，也就是與伊本·麥斯歐德、歐麥爾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聖門弟子中，伊本·麥斯歐德與歐麥爾是最善於運用理智而少直接依賴聖訓來處理問題的代表。“歐麥爾對於注解《古蘭經》和收集聖訓，並沒有很多表現，他最大的特點乃是在判斷事物時，有天然的判斷力，在分辨是非時，有正確的見解，並且對周圍世界瞭若指掌。”（同上，第180頁）除此之外，“歐麥爾以為天經聖訓的律例，是注重人生的福利的，所以他是根據經訓重視人生福利的精神來創制律例的。”（同上，第287頁）

通過這兩點，我們就可以解釋何以哈乃斐學派能夠撒播到伊斯蘭最廣袤的土地上，這些地區不但處於伊斯蘭文明圈的週邊，而且還包括一些偉大文明與宗教。

從文明傳播學的角度看，伊斯蘭是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文明圈。其中心地帶是兩聖地——麥加與麥迪那。它們是伊斯蘭天啟宗教的發祥地與精神搖籃。而其文明圈的最週邊，在歐麥爾時期就已經發展到東至中國的邊境，西到巴爾幹半島，北向裡海，南達非洲蘇丹的廣袤土地。在這一被稱作伊斯蘭的文明圈中，伊斯蘭幾乎與人類所有的偉大文明與宗教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接觸與碰撞。這些文明包括曾經的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還有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以及遠東的儒家文明。而宗教則包括拜火教、摩尼教、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等。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純粹而樸素的信仰精神與實踐也就是嚴格遵守經訓的法學派別——其代表就是罕百里學派，一直處於阿拉伯半島而無法向更遠的區域擴展。但是，當伊斯蘭的文明圈不斷向外延伸時，哈乃斐學派則逐漸成為其他文明與宗教的民族——當他們皈依伊斯蘭之後所服膺的教律。簡言之，由伊斯蘭文明圈的中心到週邊，四大法學派的分佈恰恰是由嚴格遵循經訓到靈活運用理智所展開的。由此，這種由中心到週邊所構成不同的法學派別圖景，在一種統一而有一定張力的教律實踐中，維持了伊斯蘭文明圈內穆斯林生活的平衡與鮮活的生命力。

然而，今天，我們看到一些自稱恪守經訓的人，正在或已經打破這種平衡。實際上，他們已經給今天的伊斯蘭與穆斯林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顯然，哈乃斐學派深得歐麥爾“理智演繹”與“注重人生福利”之精髓，它使得人類最後一個偉大的天啟宗教，在既能夠與其他文明與宗教和諧交融的同時，又不失其基本信仰與生活規範的原則。

直到今天，“理智演繹”與“人生福祉”仍然是這個世界公認的普世認知體系與價值標準。

這就是歐麥爾所帶來的伊斯蘭的普世教義的理念與精神！

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問題：難道歐麥爾不使用或輕視聖訓嗎？是不是就像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那樣，不懂聖訓？說這些話或者有這種想法的人，的確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表面上，我們沒有看到歐麥爾、伊本·麥斯歐德、艾布·哈尼法等像以後的學者那樣地引經據典，尤其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聖訓。但實際上卻與我們想像的恰相反，像聖門弟子或再傳弟子（大伊瑪目是再傳弟子）這些人，由於他們離先知太近，他們才是真正生活在“遜乃”中的人，而不是學習聖訓的文字者。今天那些自稱為伊斯蘭學者的人，竟然拿著自己要啃讀與背記聖訓去懷疑那些生活在“遜乃”當中的人。

眾所周知，只是到二百年之後，聖訓才以文字的形式被輯錄。歷史地看，後人頻繁地引證聖訓是由於他們是閱讀聖訓的人而不是生活在“遜乃”當中的人。兩者之間遙如天地。前者是將“遜乃”完全融進自己的生活當中，並深諳“遜乃”的精神與宗旨，以至於他們很難將先知的遜乃與自己的生活明顯地區別與隔離開來。他們不會將所謂的聖訓單獨剝離開來，以引證的方式來和自己的生活相區別。但後來的大多數，相較而言卻總是僵死地閱讀一些所謂的聖訓文字，但卻對其精神與宗旨不甚了了。他們已經不可避免地在生活中將“遜乃”與自己的生活方式隔離開來，而這就顯得引證聖訓是很有必要的教門事務了。這就是歷史與文字給後人帶來的一種落差與斷裂（只有真正的知識才能彌補它），也是後人伊斯蘭精神僵化的一個表現。

歷史地看，越是靠近先知的人，越不會像今人那樣，動輒只去引證聖訓，食古不化地死扣聖訓文字，將它們作為一種固化的模式套在今人的生活之中（當然，純粹的宗教功修之類的聖訓除外）。因為，他們離先知太近了，他們本身就沐浴在先知的遜乃與精神的聖光之中。對他們而言，“遜乃”就是生活本身，是一種在他們手中能夠靈活運用的指導方針與能夠體現的聖潔精神。

顯然，像歐麥爾這些偉大的聖門弟子，他們身上散發著整體的“遜乃”精神。對於先知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各種不同做法，他們本身就是參與者。先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對某人是如此，對某人又不如此；早期這樣做，後期為什麼又不這樣做。他們非常清楚其中的背景、哲理與目的。所以，很多聖門弟子即使自己傳述某些聖訓，但卻不一定遵循它們，他們會遵循另外一些聖訓。他們已深諳“遜乃之道”。“遜乃”在他們那裡已經變成了一個能夠靈活運用的生活工具，它是一把“量天尺”，無論碰到什麼問題，他們都能夠通過“遜乃”的精神與指導方針來加以解決。但是，他們卻不會像我們今人那樣空洞而刻意地背誦或念到：“先知說，如何，如何”。

今天的一些穆斯林，大多只看到了一條條死板的“聖訓”文字，又按圖索驥或刻舟求劍式地拿來去評審他人。這就是伊斯蘭在二十一世紀了無生息的根本原因之一。“遜乃”在一些人的手中成為僵死的劃分是非對錯的刻板文字與寫滿教派屬性的符號。

當歐麥爾將齋月中的間歇拜由個人的單禮變成集體拜功，與此同時又將它的拜數定為二十拜，而且還說：這是多好的“比達爾”（異端）呀！此情此景，我們看到了一個多麼會遵行先知“遜乃”的人啊！那是先知最偉大的開放性的“遜乃”：遜乃之道只為世人的福祉！不知道那些動輒就以“遜乃”（聖行）與“比達爾”（異端）給人扣帽子的人，對“最有知識的人”歐麥爾會有怎樣的評判？幸好歐麥爾是聖門弟子，是先知報喜的進入天堂的十大聖門弟子之一，否則，他早已被斷為一個十足的“勒伊思·勒·穆布泰迪爾”（異端頭子）！

若這些人打著“回歸經訓”的旗幟回到他們所想像的前三代，碰見歐麥爾的話，等待他們的將是歐麥爾的一頓皮鞭！

顯然，與其說歐麥爾很少使用聖訓，不如說，他是通過早已擁有的“實踐的《古蘭經》”（先知的遜乃）來繼續探索那部其寶藏永不枯竭的“啟示的《古蘭經》”。

這一探索就是建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文明。而這就是我們談論的第三點：在歐麥爾任職期間，伊斯蘭由一個樸素而單純的天啟宗教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文明。

歐麥爾時期，伊斯蘭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偉大文明，這在各種世界文明史的著作當中，已被過多的論及，它是非穆斯林認知歐麥爾最重要的一個面向。歐麥爾時期，伊斯蘭的疆域已經拓展到亞非洲三大洲。在這一個廣袤的多文明與多宗教土地上，伊斯蘭要完成它的一次偉大的蛻變。

關於歐麥爾的功績，一般史書的記載幾乎沒有太多的不同，他們一致認為，就是在歐麥爾時期，伊斯蘭才由一個原始的、遊牧的、部落化的宗教轉變成一個偉大的宗教、文明與帝國。

這一論述表面上看來當然沒有什麼問題。的確，只有在歐麥爾時期，伊斯蘭穩麥（穆斯林信仰共同體）才真正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軍隊編制、城市（巴士拉城與庫法城）、國庫稅收財務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協商制度）等等。但是，這種所謂的文明的外在層面的東西，其實並不能夠揭示伊斯蘭文明的本質，甚而也許相反，它恰恰掩蓋了伊斯蘭作為人類最後一個也是最為特殊的文明的精神。

首先，我們從非穆斯林歷史學家筆下的這些術語與措辭談起。

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當我們使用而且也認同一般歷史學家所謂的伊斯蘭原本發軔於一個原始的、遊牧的、部落式的民族當中時，這一措辭在表面上雖然沒有大的問題，但是，其內涵以及對這些措辭的理解與背後的文化與知識系統，卻阻礙我們理解伊斯蘭及伊斯蘭文明的真正的精神。

一些具有洞見的穆斯林學者曾經指出，許多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學者，在他們信仰伊斯蘭的同時，卻經常使用一整套非伊斯蘭的或者說無神論式的概念與解釋系統來理解伊斯蘭，由此，伊斯蘭在他們眼裡出現了永遠都解決不完的問題，直到他們心力交瘁，失望而無力地倒下。

所謂“原始的”“遊牧的”“部落的”這些措辭，背後恰恰隱藏著社會進化論與歷史進步論的毒瘤。當我們以這樣一套知識體系來理解天啟的伊斯蘭時，由原始而落後的伊斯蘭到世界性的文明之間的鴻溝將無法跨越。在進化論的觀念當中，出現在這樣一個民族與區域的伊斯蘭教怎麼會一躍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呢？這個“世界性”一定有問題，或者它只是一種“偽世界性”。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某些穆斯林學者。的確，《古蘭經》在下降的時候，伊斯蘭的普世性就已被確定：“我派遣你（穆罕默德），只為憐憫全世界的人。”（21:107）

顯然，這段古蘭經文當中的憐憫不僅僅是一種普世精神，也是一種普世性的生活方式。但是，諸如“原始的”“遊牧的”“部落的”這些措辭，很難讓我們解讀出它的普世價值與意義到底在哪裡？

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非長篇大論不可，不過限於篇幅，我們在此只指明一點。在伊斯蘭的認知系統中，所謂近現代世界才產生的進化論的社會與歷史觀的那些概念，一定程度上，它們在表達著完全相反的意義，其實，在我們看來，這些詞彙只是在表明：伊斯蘭還沒有來臨之前，阿拉伯人是人類族群當中最具單純天性的一群人——當然包括展現在他們天性中的負面的東西，但這恰是伊斯蘭的使命，它在證明這個宗教具有這種改善能力。而伊斯蘭本身也被稱為“天性的宗教”（迪尼·勒·費土爾）。再沒有比單純的天性的東西更具普世的性質了。伊斯蘭的普世性就潛藏在它與人類單純的天性的完全切合當中。

所以，當我們通過這一點理解到，伊斯蘭在伊始就是一個普世性的宗教，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就能夠理解真正屬於“伊斯蘭的文明”的含義了。它就是將這種單純天性教育成順服真主（伊斯蘭），也就是先知所帶來的遜乃（原本含義就是“道路、規範”）生活的那種屬性（文明）。

和我們一般所想像的並不一樣，歐麥爾建立起的所謂伊斯蘭文明，並沒有我們所幻想的那種物質性的帝國的氣派，諸如繁華的城市、浮華的風氣、奢侈的消費，至於那些帝都，不外乎輝煌的宮殿、華麗的彩服、奢靡的生活、驚人的開支等等。相反，他的所作所為充滿了先知的氣息。即使非穆斯林史學家也曾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歐麥爾時期的伊斯蘭區域，直到今天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究其原因，就在於歐麥爾在當時所採取的伊斯蘭政策及其治理深得民心，這才是伊斯蘭文明的本質。

這位伊斯蘭文明中的哈裡發到底具有怎樣的形象呢？他所治理下的文明又具有怎樣的風貌呢？當被戰敗的一些王侯、貴族被押解到麥迪那後，這些人想去拜見這位令他們聞風喪膽的哈裡發。當他們來到所謂哈裡發的官邸時，他們既沒有看到宏偉的宮殿，也沒有看到護駕的衛兵和虛張聲勢的威武。他們在一棵樹下找到了這位哈裡發——這就是他辦公的地方。當時他正在樹下休息，旁邊沒有一個侍從，衣服破舊但整潔，人樸素而謙恭。

一次，歐麥爾詢問賽勒曼：“我是國王還是哈里發？”賽勒曼回答道：“如果你徵收的一文錢，無論多少，若把它用在不該用的地方，你就是國王而不是哈裡發。”歐麥爾聽後淚流滿面。

先知曾經說過，如果在他之後還有先知的話，那就是歐麥爾。那麼，這位被稱為“先知”的人具有怎樣的“先知性”呢？

我們是否記得當去接管耶路撒冷時，耶路撒冷大主教以及那些官員在等待的那位歐麥爾？他和一個隨從，帶著乾糧，兩人換乘一峰瘦駝，千里迢迢，衣衫襤褸，風塵僕僕地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我們是否記得，當他夜訪，聽到孩子饑餓的哭聲時，馬上扛著面提著油匆匆而過的身影？還有他那讓人奪目而出的哭泣：即使一頭驢因河道不平而摔進幼發拉底河，我歐麥爾也會因此受到真主的拿問的！

先知說：“在我之後，你們當效法兩個人——艾布•伯克爾和歐麥爾。”（《鐵爾米茲聖訓》）

艾布•伯克爾和歐麥爾代表了伊斯蘭的兩種最核心的精神：對信仰的忠誠和為人類的福祉而進行不懈地理智探索。如果現在的穆斯林還保有這兩種精神，他們何至於淪入今日之境地。

【文章來源：“我們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