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麗雅·穆賈希德 
2021年8月18日，喀布爾沙里諾的一名塔利班武裝人員走過一家美容院，美容院外面的女性海報遭噴漆塗汙 (法國媒體)
據“人權觀察”組織報導，烏干達叛亂組織“聖靈抵抗軍”(LRA)曾在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綁架並殺害數萬人。該組織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基於“聖經十誡”的國家。
該組織綁架男童並將之訓練入伍，綁架女童並強迫其成為性奴隸，這些行為被記錄在案並被提交海牙國際刑事法庭，該法庭因此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對該組織的創始人約瑟夫·科尼及其他高級領導人發佈了通緝令。
儘管根據該武裝組織的領導人的說法，該組織是“按照上帝的方式”行動的基督教軍隊，但是卻鮮有專欄編輯討論“聖靈抵抗軍”的行為是否符合基督教的教義。這被理所當然地假設所否定。
然而，不幸的是，當事情涉及穆斯林時，則會適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規則。有關塔利班最近接管阿富汗的評論，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有報導稱，阿富汗婦女被迫放棄工作和學業而嫁給塔利班戰士，並且要忍受鞭刑。
歐洲和美國的右翼政客非但沒有呼籲擴大庇護計畫，甚至也沒有對塔利班施加任何政治壓力，以迫使其進行改革，反而把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當前的不穩定局勢用作武器，以期在國內的穆斯林公民與移民支持者面前贏得政治加分。
作為生活在西方國家內的穆斯林公民，我們再次發現我們需要捍衛自己的社會與信仰，以免受到那些企圖利用這場悲劇來散播“伊斯蘭恐懼症”的人士的攻擊——就在20年前，相同的說辭曾被用來洗白入侵阿富汗之舉。
現在，我們希望澄清、譴責並區分我們的信念，與那些以我們的宗教之名而行事的武裝組織所採取的行動，因為我們的基督教同胞也曾要求任何武裝組織或戰爭犯不得以基督教的名義行事。
儘管存在雙重標準，但我們仍然必須將這些時刻視為接受教育的機會。因此，讓我明確一點：伊斯蘭教的規範教義，與相關報導中塔利班對待婦女的方式是矛盾對立的。
在伊斯蘭教的教義中——無論其宗派屬性如何，女性都被鼓勵追求精神抱負，並且在她與真主之間不存在任何中間人，女性的身份首先被定義為真主之僕，其權利也因此構成了神聖契約。在西元7世紀的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教的進步使女性不再被視為財產，並且擁有了完全獨立的身份，有權作出自己的財務決定並處置自己的財產，並且有權選擇結婚和離婚。
那麼，女性就業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從第一代穆斯林開始，女性就承擔著從醫務工作者到戰士在內的一切工作。例如，Rufaida Al-Aslamia就是一位受到先知認可的外科醫生，她曾照顧傷患，並培訓其他女性成為護士，還為當地社區建立了第一家野戰醫院。而Nusaybah bint Ka’ab則因曾在戰場上保護先知而被稱為“先知的盾牌”，即使當時有很多男性都選擇了逃跑。
伊斯蘭教的教義同樣強調了求知的重要性，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事實上，世界上已知的第一所大學——摩洛哥非斯的卡魯因大學，也是由穆斯林婦女法蒂瑪·菲赫利在1000多年前創建的。這也是世界上現存並持續運營的最古老的教育機構。
法蒂瑪和她的姐妹麥爾彥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忠於自己的信仰。在父親去世後，法蒂瑪繼承了他的財產——是的，穆斯林婦女繼承財產的時間比歐洲婦女早了幾個世紀。此後，法蒂瑪與麥爾彥決定用這些財富建立一所高等學府。
菲赫利姐妹對知識的追求絕不是一個孤例。當我4年前在英國舉行巡迴演講時，曾有幸見到了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納德維教授，後者編撰了一部有關研究聖訓的女性學者的百科全書。
納德維教授告訴我，他本來打算編寫一本短篇手冊，因為他最初認為只有極少數的女性會從事聖訓研究，但事實上，他最終整理出了有關9000名研究聖訓的女性學者的57卷內容，並最終將內容壓縮至40卷後出版。納德維教授仍在繼續他的研究，並稱還有成千上萬的女性學者可供介紹。我從他那裡瞭解到，在許多被我們視為傳統支柱的領域內，都有大量的女性教師的存在，而不僅僅是學生。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納德維教授最初只想研究聖訓學者。但是在這些女性中，除了聖訓之外，還有許多人是研究伊斯蘭律法、古蘭經注釋及其他學科的學者。我當時就在想，如果他準備研究從事伊斯蘭教領域研究的全部女性學者，這個數位將會達到多少。
然而，這些現實與大眾想像中的穆斯林女性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而這種憑空的想像很容易讓人相信，塔利班運動在對待女性方面代表的就是伊斯蘭教的教義，而非離經叛道之舉。根據社會政策和理解學會發佈的“伊斯蘭恐懼症指數”，關於穆斯林“厭惡女性”的刻板印象，經證明是美國人最為普遍的反對穆斯林的喻象。
長期以來，西方政治人士利用需要西方救世主拯救的受壓迫的穆斯林婦女形象，來洗白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對穆斯林的土地的侵略和剝削。這種趨勢可以追溯至十字軍東征時期，然而在現代的背景之下，這種趨勢所採取的形式，是媒體對穆斯林婦女這種充滿偏見的報導。
根據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羅謝爾·特曼博士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35年來的報導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美國新聞針對海外女性的報導，會受到偏見的驅動。記者更傾向于報導生活在穆斯林國家或中東國家內、權利受到侵犯的女性，側重報導那些生活在其他社會內、權利得到尊重的女性。
部分人可能會認為，這就是現實的反映。因為在他們看來，在以穆斯林為多數的國家內，女性受到侵犯的頻率會更高。但事實並非如此。特曼在這篇報告中指出，“即使這些國家在婦女權利指數上的排名大致相等，但穆斯林國家內的女性仍會被認為受到厭女症的壓迫，而西方國家的女性則能以更加複雜的方式被報導出來。”
即使她們的生活狀況大致相當，穆斯林女性也會被描述為更受壓迫的宗教群體，從而再度固化了一個錯誤的概念，即“厭惡女性”是穆斯林專門的固有做法。
我們必須成為資訊的關鍵消費者，我們必須質疑雙重標準、挑戰偏見，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武裝組織的行動來傳播偏見。這才是我們真正與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的唯一途徑，這樣才能支持他們的任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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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半島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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