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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時代，其統治者固然對歐亞大陸進行的征服有著殘酷的一面，但由於他們在很多方面主動或被動地吸收集合了多種文明的長處，在一定程度上，卻也起到了推進不同地區、國家、民族間文化交流、發展與融合的作用。隨著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驛站系統的建立，我國的重大發明以及絲綢、瓷器、飲茶文化得以向世界廣泛傳播，而中亞、西亞地區各民族的醫學、天文學、農業技術，歐洲的數學、金屬工藝，南亞的雕塑藝術等傳入了我國，一大批國外的科學家更是來到中國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繼承江山後，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廢止了宋朝“虛誕”的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是單純的“以文取勝”。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元朝的扶持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中，由元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更使我國的天文學、曆法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說到元朝的天文學、曆法、地理學，就不能不提一位穆斯林的名字:劄馬魯丁。
這位劄馬魯丁，又譯作劄馬剌丁，其生卒年不詳。他是元代著名天文曆法學家，以製造天文儀器及編纂曆法、地理志而聞名於世。
劄馬魯丁原是出身于波斯。13世紀中葉，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發動了對西亞地區的征伐，消滅了首都位於巴格達的阿巴斯朝。旭烈兀注重天文與曆法方面的研究，在烏米爾亞湖附近建立了馬拉格天文臺，任命波斯著名天文學家納西爾丁·圖西為天文臺台長。納西爾丁·圖西編輯了一部新的天文表，稱作伊爾汗曆，以紀念伊爾汗國的奠基者旭烈兀。伊爾汗曆迅速流行於亞洲各國。忽必烈聽說波斯穆斯林“陰陽星曆”的精妙，就邀請天文學家討論天文曆法以及司天臺的建立等問題。劄馬魯丁遂應邀于宋末元初抵達中國。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劄馬魯丁在大都朝廷任職。在此期間，他製造天文儀器，編纂曆法、地志，成為將伊斯蘭天文曆法成就全面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
元初，沿用金朝所得北宋陳舊的天文儀器，郭守敬認為“規環不協，再難使用”。1267年，忽必烈正式下達研製新型天文儀器的任務。4年後，劄馬魯丁創制出7種天文觀測儀器：
①咱禿哈喇吉，波斯語發音的直譯，漢譯為渾天儀、多環儀，是用來觀測太陽運行軌道的儀器；
②咱禿朔八台，漢譯為方位儀，是觀測星球方位的儀器；
③魯哈麻亦凹只，漢譯斜緯儀，是用來觀測日影，定春分、秋分的儀器；
④魯哈麻亦木思塔餘，漢譯平緯儀，觀測日影，定夏至、冬至的儀器；
⑤苦來亦撒馬，漢譯天球儀，或譯為渾天圖，即天文圖像模型；
⑥苦來亦阿兒子，漢譯地球儀；
⑦兀剌都兒剌不定，漢譯觀察儀，今譯為星盤，“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星辰向背”。
這些儀器設計巧妙新奇，準確精密，反映了伊斯蘭天文學的最高水準。
至元八年(1271)，在上都建立起第一個“回回司天臺”官署，官職為從五品，首任提點(台長)是劄馬魯丁。由於建台有功，劄馬魯丁至元十年(1273)被提升為秘書監負責人，掌管典籍、圖書和皇家檔案等並兼轄司天臺。據記載，“回回司天臺”曾收藏有大批西域天文書籍，以供研究、參考使用。據至元十年(1273)統計，有“經書二百四十二部”，屬“本台見合用經書一百九十五部”。劄馬魯丁認為伊斯蘭曆法因在推測天象方面精確度較高，又“五星緯度”為“中國所無”，他依據伊斯蘭教曆法撰著《萬年曆》，由忽必烈頒行天下。直到1280年(至元十七年)，郭守敬以《萬年曆》為藍本創《授時曆》後，始被停止使用。但有了新曆之後，《回回曆》仍與之並行天下，僅1328年官府印製出售的《回回曆》就達5257冊之多。
劄馬魯丁在地理學方面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大元大一統志》是經劄馬魯丁創議，並親自組織領導、撰修的一部元代官修地理書。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任命劄馬魯丁為集賢大學士、在奉大夫，行秘書監事，主持纂修《大元一統志》。從至元二十二年開始到至元三十一年成書，歷時九年完稿，定名《大元大一統志》，簡稱《大一統志》。這部巨著共七百五十五卷，書中還附有彩色地理圖和一幅《天下地理總圖》。書中地圖的繪製，改變了中國傳統畫法，即由裴秀所創的“製圖六體、計裡畫方”而應用伊斯蘭開羅學派所創地圖繪製的球面投射影法，並承襲巴格達學派“量天測地”的傳統。最後，這部書由劄馬魯丁和他的助手虞應龍進呈，後來因得到雲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圖志，由李蘭兮、岳鉉等續修，成書一千三百卷。這部巨著於至正六年(1346年)在杭州刻版，遂成為我國古代由朝廷主持編輯的第一部全國地理志。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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