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病以前利用好你的健康
此外，患病者不應消極對待，拒絕求醫服藥，因為穆聖說過下列教誨：
“每一種病症，都有治癒的藥物。如果得到對症的藥物，那麼憑安拉的允許，病症將會治癒。”（《艾罕穆德聖訓集》）
“安拉不降一種疾病則已，但降時就同時降一種醫治該症之藥劑；知道病因的醫生，便知道治病的藥物，無知病因者，便無知治病之藥物。”（《鐵爾密居聖訓集》）
“除老邁和死亡無可救藥外，任何病症都有治癒的藥物。”（奈薩儀所傳聖訓）
--以上三段聖訓均見《先知的醫學》P14 - 15
穆聖還對身體健康的人，做出居安思危的示範，他常常求安拉保佑，不要發生一些預想不到的怪病，他在禮拜後和許多蒙受安拉允諾的場合作這樣的祈禱：“安拉啊！我求你祜佑，以免發生啞、聾、癡呆、癩病、麻風和各種惡性疾病。”（哈康和伯伊赫格所傳聖訓）
再從伊斯蘭的信仰觀點和對一些事物可以相互轉化、相互依存的情況，來看健康與疾病的問題。我們從前文所援引的許多經訓的精蘊中，同樣可以這麼推論：一個沒有“伊瑪尼”（正信）的人，即使他身強力壯，遠不如一個有正信而長期躺臥病床，但念念不忘安拉，勉力禮拜的病人在精神、道德方面更健康。同樣地，那個身強力壯的人，如果偶染微恙，因他欠缺信仰作支柱，便深感不安，長籲短歎；萬一患上不治之症，那就痛不欲生，想儘快死亡，所謂“安樂死”就是這類人的一種企盼！？有的人因忍受不了病痛，乾脆以自殺結束生命，似乎這樣就可以“安息”！其實，在穆斯林的信念中，自殺導致的痛苦，是更永恆的。所以，他們在現世中，無論遭遇多麼巨大的痛苦和災難，絕不會以自殺這種消極的、飲鴆止渴的辦法來“解脫”痛苦；他們始終堅定不移地確信前定，信賴安拉的慈惠，以忍耐去換取善果。他們這種信仰和情懷，將成為一種超常的能量，抗拒精神與軀體上遭遇的痛苦。
這裡有一個例子為證：在聖門再傳弟子中有一位名叫烏爾旺特，祖白爾的著名法學者，堪稱堅忍不拔、樂天知命、尊重安拉恩典的優秀典範人物之一。他的一隻腳因患潰瘍，經醫生診斷後作出決定，必須為他截去那只腳，以免病毒傳染到小腿以上，漸而蔓延到全身而危及生命。祖白爾同意醫生的決定，於是醫生準備給他一杯麻醉劑，要他喝下，可是祖白爾拒絕麻醉，他說：“我還未想到一個確信安拉的人，竟然會喝麻醉藥物而讓自己的理智消失，以致不能認識化育自己的尊嚴、偉大的安拉，哪怕是片刻。”醫生們只好破例給他從膝蓋作起了截肢手術，而他本人卻默默無言地、忍著數小時的劇痛，未訴一聲，讓醫生順利完成全程手術。
如果說這是伊斯蘭史書上記述的遠古奇聞實屬罕有，而且是賢人的超常特質，那麼，我們仍舊可以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在一些穆斯林平民百姓裡，也不乏此類在長時間抗擊疾病的痛楚中，對安拉的考驗隱忍不言，表現出信仰之真誠與堅定的可歌可泣者。下面不妨舉幾位為筆者所目睹過的平凡教胞為例。
其一是雲南昭通磚瓦廠的青年工人合健，在工作中因操作不慎被機器將右腿打斷，送來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昆華醫院）治療。醫院診斷的診斷結果是：腿部骨骼已經大部分碎裂。在距今三十多年前的醫療技術條件下，無法保全其受傷的腿部，必須做高位截肢。筆者獲悉後，秉承穆聖看望生病教胞之教導，故此與內人一道去醫院看望和慰問。當時，由一個與傷者剛訂婚不久的女青年在醫院護理；大家還擔心這女青年是否還會嫁給這被截肢的獨腳殘疾人。因此，筆者除對男女深表同情外，只能援引相關經訓向雙方講解、寬慰，希望合健靜心養病，求安拉開恩，早日康復；並教他代淨和禮拜的變通方法。希望他的未婚妻耐心護理傷者，住院期間的飲食等需要，可到近在咫尺的筆者家裡來拿。繼後，筆者也曾陸續去看望過幾次……
大約十年以後，這位傷者來到筆者家中，帶來一瓶“滲滲泉”水和一些幹椰棗送筆者，可是面前這位已經是陌生的四肢俱全的客人到底是誰，筆者感到茫然失措，最後還是經他敘述了十年前在昆華醫院那段經歷，筆者才逐漸回憶起來。但是眼見他四肢完整，始終佇立著，筆者深感驚奇，大惑不解。直至合健將褲管提起，露出假肢，向筆者道來：他當時出院後，已喪失勞力，只好在家靠廠方發給的一點工傷補助金調理，然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本生意謀生。在安拉的默助下，逐漸有一定收入，於是去省外安裝了假肢，方便去清真寺參加集體禮拜，終於還能到麥加完成朝覲之主命功課。故此，特來向筆者報喜；同時，也是來表達他在住院期間，對他和其未婚妻的關注之謝意。
在此，我們要反思一下，那些與傷殘而失去勞力的合健相反的，身強力壯、有職有錢的袞袞諸公，其中沒有正信者，固然不能與合健相提並論；而身為穆斯林，年富力強，經濟條件優裕、安居樂業的眾多教胞中，其中不少人卻疏於齋、拜，抗納天課，忽視朝覲，他們的價值在安拉的公平衡器裡，可與傷殘而恪守五功的合健會相等嗎？《古蘭經》昭示：“在安拉看來，你們中最尊貴者，是你們中最敬畏者。”(49: 13)而穆聖的教導是：“安拉確是不看你們的外貌和軀體，也不看你們的財產。但是，安拉重視你們的心思和你們的行為。”（特伯拉尼所傳聖訓）
另一個穆斯林患者，是原昆明汽車運輸總站廣通站的會計馬維鈞。他患上腰椎結核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各級醫院的名醫，紛紛被狂妄的造反派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而靠邊站，不學無術的庸醫竊據要職；病人憂心忡忡。口號、喧嘩，此起彼伏，重病者無法住院治療，馬維鈞的病情因此而被延誤到了嚴重階段，只好在昆明總站西站處，借到一間簡易小平房暫住。所幸的是，其妻馬瓊芳是同一單位的醫生，丈夫的治療護理和二人的生活，都由她一人承擔。然而，由於醫療條件欠佳，加之營養供應不足等諸多因素，導致馬維鈞的病情日趨惡化，只能終日仰臥，無法起身。儘管如此，他們夫婦在那種心力交瘁的情況下，都不敢疏忽拜功，實在令人感佩。筆者和家屬每次去看望他們時，彼此交談的主要內容，都是以信託安拉為共識。後來，馬維鈞的病被診斷為無治癒之希望，夫妻倆只得回家鄉自行治理，一切聽命于安拉的安排。五年前，筆者應邀到馬維鈞家鄉講課，再次見到他們夫婦，馬維鈞的身體非常健康，夫婦倆熱情邀請我們到家中做客，交談中欣悉馬維鈞在當地清真寺任會計，其妻在阿校任校醫。二人都是恪盡職守，全心全意為主道服務。
在這裡，或許有人會認為，在抗擊疾病折磨的能耐方面，女性總不如男性；宗教操守方面，男性也比女性良好。從總體而論，這種認識似有道理。但是，關鍵還在於對信仰的執著和對安拉的無限信賴，以及對後世的善果的切望，才會產生能耐與操守。
下面，筆者仍從所目睹過的眾多在長期的沉痼病患中，始終堅持齋拜，勤奮好學，直到覆命歸真的女性中，略舉幾位為證。
首先是原籍為雲南魯甸的李蘭仙老太太，出生于虔誠的穆斯林家庭，受到良好的伊斯蘭教育，成年後與楊德亮先生結為伉儷。虔誠的楊先生少年得志，曾任國民黨四十二軍軍長，兼新疆警備副總司令，後來任西安警備司令，由於夫婦嚴守教規、廉潔奉公，不僅在西北回民中深受敬重，在部隊中頗有軍威。
西北解放時，楊將軍隨軍去臺灣，留下正患三期肺結核病的夫人在蘭州“西北療養院”治療。因新舊政權變更，醫院和市上一時缺醫少藥，且無人護理，只好在極其艱難困乏中，帶病攜兩個幼子向雲南逃生。經沿途數日之草行辛勞，攻苦食淡，到昆明後，嚴重的結核病竟然出奇不治而愈，這不能不說是安拉的一種特恩。但是，楊將軍身為蔣軍中高級將領，卻兩袖清風，在省內外都沒有置下官邸和田產，所以楊夫人母子三人到昆後，一直是住在吹簫巷楊氏兄弟共有的一間十分簡陋的故居小平房裡。
楊夫人愈後失調，加之年事漸高，失去丈夫之接濟，母子三人過著清平的日子。儘管含辛茹苦，許多老年性疾病相繼出現，如風濕、腰痛、行動不便。然而，日行五次主命拜功，誦讀《古蘭經》從未間斷。北京政府方面，考慮到楊德亮將軍雖去臺灣，但在海內外仍有一定影響，所以責成昆明有關方面，對仍留在大陸的其家屬給予關注，不要讓楊夫人受到歧視和驚擾，並供養其兩個兒子在昆讀書到就業。楊夫人雖為將軍之妻--所謂夫貴婦榮，是古往今來的普遍常規--然而，在這位將軍家屬中，男女老幼，衣食住行各方面，與平民無異。不僅其夫妻離散後，李夫人母子流落到昆，家道清貧，卻無憂無慮，忘懷得失，就是在西北期間，李夫人一向深居簡出，從不假公濟私，或以達官顯貴之“太太”的態勢出現，而是始終保持著穆斯林婦女的優良品德。勤于功修，尊重學者，關注兒子的教育，所以，筆者才有機會認識這位元賢淑的老人，這原來是好友著名回族文史學者李士厚先生的胞姐，從而略知其身世，並受託要為其長子物色一位有教門的女孩為媳，即使是農村戶口也行。
在老人八十二歲歸真之前，筆者與家屬時常應約去“陋室”看望她，命女兒去給老人洗滌衣被。在“文革”期間，李夫人在昆明雖未像一些原蔣軍家屬受到衝擊，但遠在北京的“四人幫”卻派人來昆，先後五次找她的麻煩，要求李夫人交代在西北期間曾有哪些軍政要人來過她家開過秘會。目的是蓄謀迫害國民黨高級幹部楊靜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民委主任）和吳鴻賓（時任甘肅省蘭州市市長）為他們尋找羅織偽證。楊夫人告訴對方，那時來過她家的軍政要人中，不但有回族的白崇禧，就連漢族的蔣介石也來過。但都不是來開會，而是自己家有時請阿訇來誦《古蘭經》，講伊斯蘭教義，楊將軍會邀請這些同事和幕僚來聽經，講道，做客；或者每逢回族的開齋佳節，當地的軍政要人，也會來向我們家祝賀，都是禮節上的交往。但是無論如何，虔誠的穆斯林主婦，決不像非穆斯林官員的太太，需同丈夫一道迎客，陪食，所以拒絕了北京先後來找李夫人五次的“內查外調”人員們，要求她提供有關開秘密會的情況。表現了李夫人一向敬畏安拉，不怕權勢的正義品性。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