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社會30年回顧訪談
丁士仁小檔案：1966年出生，甘肅臨潭人。1984年考入蘭州伊斯蘭教經學院，1986年被選派巴基斯坦留學，就讀于國際伊斯蘭大學。2003年畢業于國際伊大哲學系並獲比較宗教學博士學位，海外求學十七年。2003年受聘任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碩導，開闢阿拉伯哲學和伊斯蘭教文化研究方向。2006年發起成立了「蘭州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要譯著有《信仰的歷程》（譯）、《簡明聖訓學》（著）等十餘部。
民間留學：催生一代文化代言人
本刊記者 千里
關注：我們瞭解到，你是改革開放30年裡出身民間經堂教育、而後第一批走出國門的留學生，同時又是民間留學生中少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執教高校、並且在伊斯蘭學術文化前沿保持著活躍姿態的學者之一。作為一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首先請你對30年中國穆斯林社會民間留學的漸變軌跡給我們作一個概括的介紹。
丁士仁：知感真主！改革開放給中國穆斯林帶來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契機，30年裡中國穆斯林社會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身處其中，見證了國家和民族走向繁榮的過程，感受非常強烈。也正是這樣一個良好的歷史契機，讓我有了目前這個身份，給了我這樣一個平臺。
稍作回顧的話，中國穆斯林有組織、有計劃的出國留學深造，應該上溯到民國時期馬堅先生那一代，他們確實為伊斯蘭文化的發展和阿拉伯語的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只可惜當時派出的人數太少、持續時間不長，幾批之後就中斷了。後來，經過長達四五十年的沉寂之後，改革開放的春風重新又喚醒了穆斯林心中的渴望。
1986年是值得記憶的一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當年上半年，臨夏中阿學校選派了張維真、馬玉龍等人到巴基斯坦卡拉奇留學。下半年，虎隆、馬效佩和我被蘭州伊斯蘭教經學院派往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學習。同年，新疆的馬國勝也來到巴基斯坦拉合爾留學。這不僅翻開了新時期中國穆斯林留學穆斯林國家的歷史，也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一場伊斯蘭文化復蘇運動徐徐啟幕。
第一批留學生的成功出國，極大地鼓舞了國內的大批穆斯林學子，他們也開始通過各種管道尋求出國求學的門路。到1988年底，當時僅伊斯蘭馬巴德已經有了80名中國留學生。此後逐年遞增。1988年以後，出國留學的穆斯林學生越來越多，可選擇的國家也多了，除巴基斯坦以外，也開始前往敘利亞、利比亞、約旦、埃及等國留學。
進入1990年代，隨著國家進一步開放，出國留學的門路多了，手續也相應簡便了。這時候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基本上誰都可以出國學習，因此前往穆斯林各國的留學生人數進一步增多。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1989年以前沒有一名中國學生，1989年始有第一位青海藉學生周怡勇從巴基斯坦轉學到麥迪那國際伊斯蘭大學。到1990年代中期，沙特的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已經超過了留巴學生人數，多達到二三百人。1990年代中期開始，馬來西亞又成為中國穆斯林留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國，到了2000年以後，蘇丹、泰國、葉門、孟加拉等國家都陸續開始有了中國穆斯林留學生。
關注：如果對30年民間留學作一個整體評價，你怎麼看？
丁士仁：這需要區分看待，不同階段、不同留學生群體的表現各有不同。
我個人的感受是：1980年代走出去的留學生，基本上都是那一代穆斯林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國內學習的基本功扎實，阿語基礎好，教門素質好，並且刻苦好學，有比較強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多數人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在學業上學有所成的奮鬥目標。那一代留學生，主體是民辦阿語學校和經學院的畢業生，也有國民大學的畢業生。
1990年代以後，國門大開，出國越來越容易了。這時候，只要有錢就能出國，大量的穆斯林學生開始湧出國門。但是，這一階段留學生的整體素質良莠不齊，出國動機也千差萬別：有些人抱著鍍金的夢想，有去體驗國外生活的，也有的人瞄中的是商機……當然，也不乏胸懷大志、刻苦勤學的人。1990年代之後的留學大潮中，經堂出身的滿拉占了相當的比例。
1990年代以後的留學生結構也改變了國內穆斯林社會對留學生的整體觀感。
關注：民間有一種評論，認為留學生帶回的一些「宣教讀本」造成了中國穆斯林民間一度各種思潮異彩紛呈，尤其認為1990年代的「阿拉伯化」傾向是留學熱的直接效應。對此，你如何看待？
丁士仁：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宗教政策剛剛解禁，中國穆斯林的常識性宗教知識讀物奇缺，因此當時可能從一些管道流入了部分宗教常識讀本，這在當時是一種現實需求。但據我所知，並不是留學生帶回來的，也並不是什麼「留學熱」的效應。實際上，留學生帶回的都是傳統的阿拉伯語典籍。六大部聖訓集就是這一時期由留學生帶回國內的，這是他們對中國穆斯林的一大貢獻。
另外，我並沒有感覺到1990年代有什麼「阿拉伯化」的傾向。當然，如果把遍地開花的阿語學校或阿語班看作「阿拉伯化」的現象，那在當時的確如此，但中國穆斯林大眾在思想上並沒有「阿拉伯化」的現象。
關注：留學生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主要影響是什麼？
丁士仁：留學生對國內穆斯林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經濟、文化、生活各領域都有反映。
經濟方面，一部分人在國外發現了商機，並抓住了機遇，迅速致富。他們改變自身經濟狀況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中阿經濟交流；有些人回國後由於不能適應宗教文化工作，投身到經濟建設中，利用語言或熟悉國外市場等優勢謀生創業，不同程度地促進了穆斯林社會的經濟發展，至少改善了自身和家庭的經濟條件。廣州、義烏等地穆斯林留學生打工的現象比較普遍。
文化方面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我認為這是30年留學帶給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最大影響和收益。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新一代穆斯林學者群體形成：2000年以後，國內官方學術機構和高校出現了穆斯林「海歸」的身影。目前，學術界活躍著一批中青年穆斯林學者，基本上都是留學潮的產物。
新一代翻譯人才湧現：借助語言優勢，回國從事翻譯行業的人占很大一部分。其中商業翻譯居多，也有一部分人在教學過程中從事宗教文化譯介，取得了一定成就，湧現出了一批為民眾所熟知的翻譯人才。
阿拉伯語學校增多：1980年代，全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所阿拉伯語學校，1990年代留學生陸續學成歸國後，在各地紛紛開辦阿語學校，培養了大批具有基礎知識的穆斯林青年，也為新一輪留學熱潮創造了可能。
阿校師資力量壯大：學成回國的留學生，除了進入國家高校、經商這兩個流向之外，有相當一部分選擇了從事阿拉伯語教學工作。目前民辦阿校的教師，主體構成還是留學生。
新型阿訇出現：留學生回國後進入清真寺當阿訇的也不乏其人。我的印象中，祁學義阿訇應該是最早被臨夏穆斯林所接受的留學生，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開端。如今在內地這樣的例子可能已經有了很多。他們的出現，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清真寺的狀況，給清真寺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
關注：能否認為：一個中國穆斯林文化代言人群體也由此產生？
丁士仁：可以這樣說。
起碼在官方的學術領域裡，出現了穆斯林的聲音。改革開放之前，國內從事伊斯蘭研究的穆斯林學者罕有其人，今天，只要與伊斯蘭和穆斯林有關的學術活動，穆斯林學者的人數比例一般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這當然與非穆斯林學者開闊的學術胸懷、文化視野有關，但也與穆斯林學者自身的努力分不開。總之，無論民眾層面如何看待，中青年穆斯林學者都在積極地開展自己的文化學術研究，至少在外界的視線裡，他們就是穆斯林文化的代言人。
一個代表性的例子。1998年丁俊在南京參加一個國際性文明對話會議時，會議組織者說，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文明對話會上迎來穆斯林學者，也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會議上知道伊斯蘭是「和平」的意思。這樣的事例很發人深思。
關注：目前，這個群體的隊伍越來越龐大。他們正在通過課堂、作品、學術及社會活動承擔著代言中國穆斯林文化的使命。
丁士仁：是的，他們正在積極地朝這個方向努力，但願能夠勝任這樣的偉大使命。願主引導他們，也希望穆斯林大眾理解他們、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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