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社會30年回顧訪談
伍貽業小檔案：1936年出生，江蘇南京人。1958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系。1958年至1965年先後供職於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江蘇省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8年起執教于南京大學，曾任南大海外教育學院院長，現已退休。曾當選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伊協副會長。參與編纂《中國回族史》、《中國回族大辭典》等辭書，出版學術專著（合著）9部。
文化和諧：世界是個大花園
本刊特約記者 姚遠
關注：30年彈指一揮間，改革開放的30年卻給包括穆斯林社會在內的整個中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把這30年放在一個更大、更開闊的歷史背景上來審視，也許有助於對它的意義看得更真切一些？
伍貽業：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變革，對我們中國穆斯林來說，也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這要從伊斯蘭在中國的發展史談起。
在文化上，我把伊斯蘭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7世紀，明末清初，本土特色的伊斯蘭思想開始出現，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的王岱輿、劉智、伍遵契等。可以用八個字概括這一階段的特點：「經儒互詮，經實儒表」。「經儒互詮」，是說伊斯蘭教義思想與儒家思想互相做有益的解釋，用伊斯蘭經典詮釋儒家思想，使儒家的道與伊斯蘭的道相通相融；「經實儒表」，是說經是本質，儒是表現，借助儒道的形式，闡明伊斯蘭的教義根本。這是世界伊斯蘭學術裡的中國學派，也是中國哲學思想史裡面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它促進了中國穆斯林心理素質的形成，維護了中國穆斯林的信仰，也擴大了影響，促進了外部理解，使漢族人民開始認識伊斯蘭，伊斯蘭得以在中國立足。
第二個階段是五四運動、辛亥革命時期，受大歷史背景的影響，中國的伊斯蘭在新的思想潮流中，經歷了「科學、民主」的時代思潮的衝撞，王寬等阿訇打出「信宗教、講民主、學科學」的口號，提倡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僅要辦舊式經堂學校，也要辦新式的寺坊學校，不僅要會念經，也要懂得聲光化電。
第三個階段，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胡錦濤總書記說「宗教人士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股重要力量」，這與曾經的「精神鴉片論」相比，宗教的處境已經完全不同了。改革開放以後，思想解放了，政府不干涉宗教活動，伊斯蘭發展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回族學」、「回族史學」等學科也開始發展起來。同時隨著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恢復重建，伊斯蘭相關的研究也日漸繁榮，一度備受壓抑的宗教又重新復蘇起來。
我個人的學術經歷也是如此，我出身於一個伊斯蘭世家，從小受伊斯蘭文化薰陶，對自己的信仰、民族充滿了感情。改革開放前因為政治原因無法從事相關研究，只好研究一些遠離政治的美術考古、清代職官制度。改革以後，隨著思想解放，政策放開的幅度不斷地擴大，漸漸在現實生活中感覺到時代真的變了，便不再猶豫，義無反顧地把精力投入到伊斯蘭研究之中。
從這三個大的時代來講，改革開放是伊斯蘭在我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時期，借此我懇切呼籲，在這個新的時代，我們應該加深對主道精神的理解，進一步發揚伊斯蘭的本質精神，更好地為主道奮鬥。
關注：你所說的「主道精神」指的是什麼？
伍貽業：伊斯蘭的根本就是認主獨一。伊斯蘭認為最大的罪過是以物配主。這個對於非穆斯林可能不好理解，甚至會產生反感。但堅持真實、維護正義、力行善舉卻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知恩感激更是人之常情，包括我們中國人更是如此，這一點誰也不好否認。那麼否認真主、以物配主、抗拒真主命人行善等行為在我們看來就是最大的虛偽和不義了，這樣一來就好理解了。
「普慈特慈」是真主最根本、最重要的屬性，換句話說也就是伊斯蘭信仰中最重要價值之一了。真主創造了人類，創造了萬物，創造了一切，真主給養他們、保護他們、慈愛他們，並要求我們人類學習真主的這一屬性，也要像真主一樣去愛護他們、善待萬物。因此，善行很重要，穆斯林將來能否享受永恆的幸福，就取決於通道之後的善行。信仰原則、教義教法、良心善行，通常前兩點談得比較多，我認為也要重視第三點，它跟前兩點同樣重要。善行就意味著你時時刻刻要心懷善念、與人為善，要捐助窮人，要關心社會公益，而且要把它推廣普及到非穆斯林乃至宇宙萬類，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關注：30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穆斯林的現實境況是什麼？
伍貽業：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儘管信仰自由等諸方面還存在可以提升的空間，但總的來說，現在的外部條件是比較好的，畢竟門打開了，跟世界接軌了，我們可以朝覲，也可以跟國外的伊斯蘭教界交流了，更重要的是下面的路會越走越寬，地球已經是一個地球村了，國家政策也會適應世界發展的趨勢。
但最重要的往往並不是外部狀況的改變。明清時期的外部條件不會更樂觀，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國的伊斯蘭教卻向前發展了，而且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見外部條件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內部，怎麼加深對主道的理解、找到並發揚伊斯蘭的本質精神，怎麼加緊團結、消除隔閡，真正地為主在主道上奮鬥。中國的穆斯林，困難的時候能夠緊緊合作抗擊專制和強暴，這種精神是好的，平時更應該發揮出來。和平時期，形勢好的時候，要避免發生衝突、內訌，要注意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不能大意疏忽。
關注：過去30年裡，國際上，穆斯林世界在高調嘗試復興之路。從文化策略的角度，你認為中國穆斯林實現信仰文化的復興與繁榮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伍貽業：中國穆斯林要實現信仰文化的復興，要一步步走向興旺，走向繁榮，應該注意處理好與本土文化的關係。伊斯蘭從異域傳入，若與中國的本土文化格格不入，勢必兩敗俱傷。
外來文化往往面臨幾種命運：一種是受到本土文化的強烈拒斥，自身又很頑強不願改變，那就只能作為對立文化而存在，不易發展起來；第二種是本土文化能夠寬容，但外來文化自身卻不願做任何改變，也很難興旺，因為它不符合本土文化的習慣，接受它的人很少；第三種是本土文化很強勢，外來文化自身卻能夠遷易適應，但極易變成一種與原初文化大相徑庭的新文化；第四種情況是本土文化寬容，自身也寬容，這是最好的，是最佳狀態。歷史上，伊斯蘭在中國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相處表現，基本上屬於第四種情況。
正如學者陳垣所言，中國伊斯蘭教的大智慧就在於他不反孔。我認為，伊斯蘭進入中國，本質不能變，價值核心不能變，「認主獨一」、「普慈特慈」的教義原則不能變，要使我們穆斯林承認這的的確確是我們自己的宗教，而其他方面則可以適當地走本土化的道路。外殼、形式都可以與本土文化融合，解釋為既不歪曲伊斯蘭信仰也不妨礙本土民眾所理解和接受的東西，這樣它才能夠在中國真正地發展起來，才能夠得到政府、廣大非穆斯林的平等對待和寬容理解。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史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度的問題，不能泛化，也不能走極端。宗教內過於標新立異，把門檻定得太高，外人想進來、異化了的穆斯林同胞想回來都很困難；但太低也不行，定高定低這個宗教都昌盛不起來。我們目前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能使更多的人進來，進來了他們才會慢慢地開始熱愛，如此穆斯林隊伍才會不斷地壯大起來，伊斯蘭文化才能真正繁榮起來。
關注：如此看來，本土化既有歷史基礎，又有現實需求，是中國穆斯林信仰文化復興的必由之路。你認為中國穆斯林在堅守信仰、與其它族群文化和睦相處的過程中應持守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心態？
伍貽業：我常說，世界是一座美麗的大花園，花園裡開放著千姿百態、色彩繽紛的花朵，你喜歡紅色的，而他卻鍾愛藍色的或白色的。不同的文化應當學會和諧相處，要對話，不對抗，花吾花以及人之花，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君子不奪人之愛，君子應成人之美。這樣世界才會太平。對文化、對宗教，我們也有這樣的渴求：堅持自己，尊重對方。
關注：這是一種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大同理想。你提到了「對話」，在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中，自我表述的能力十分重要。能否請你在提高自身表述能力、促進伊斯蘭學術建設方面，給有志于此的青年穆斯林朋友一些建議？
伍貽業：30年裡，中國穆斯林的學術隊伍變化很大。最初搞伊斯蘭研究的大概有兩種人：過去有基礎的老教授，如楊懷忠、馬通等，再就是新從事這類研究的馬列學者。後來，漸漸地就不斷有青年人加入了。最近十幾年也有很大的不同，去東方、西方留學的人越來越多，有些基礎比較好的學生，回來以後能夠把一些好的東西譯介進來。去東方的學生懂阿拉伯語，譯介了不少書籍；去西方的學生，重視人類學，重視個案、田野研究，帶回了新的視角，但是他們這一套學問的框架卻是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思想下建立起來的。
在文化處境上，往往是西方人表述東方人，外國人表述中國人，中國的統治者表述中國的穆斯林。我們回民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不能表述自己，比如清朝統治者寫了許多鎮回史，裡面有許多歪曲、污蔑。現在青年人上來了，走到了前面，這是好現象。但是一定要注意，學問是好學問，可框架是西方人的，沒有自己的框架，就很容易成為東方主義的信徒。所以你們要有志氣，要建立自己的框架。青年穆斯林表述自己，要跟大的中國的學術水準一道並進，要在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不要只在自己的小圈子裡稱王稱霸。同樣，也希望你們不要只在回民學校裡讀書，最好能在南大、北大這些學校裡泡一泡，不要怕它影響你，你也可以影響它啊！不要拘泥在一個傳統的、舊的所謂的教門圈子裡，只跟自家人合作、研究，要知道世界上還有大部分人跟我們不一樣，對不同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要有寬厚之心。
我曾經在一次會議上送給青年人四個字，叫做「青勝於藍」，這就是我對穆斯林青年的寄望，未來靠你們了。
（本刊聲明：本文據訪談記錄整理而成，終稿未經伍貽業先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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