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社會30年回顧訪談
馬賢小檔案：1929年出生，寧夏固原人。1945年國立平涼隴東師範學校畢業，後師從經學大師虎嵩山。1952年保送北京回民學院。先後在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工作。曾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院長，1980年起任中國伊協副會長凡20年，現為顧問。曾任全國政協第七、八、九屆委員和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等。已出版譯著《聖訓珠璣》、《伊斯蘭教常識答問》、《伊斯蘭倫理學》等10餘部。
滄桑遷變：從官方到民間
本刊記者 賽義德
關注：19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管理鬆綁，國家憲法中的「信仰自由」原則逐步落實，中國穆斯林的信仰境況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你印象中最深刻、最能夠體現變化的重大事件有哪些？
馬賢：談改革開放以後的變化，首先需要交待的背景是：這之前的30年（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宗教管理上中國基本是照搬蘇聯的模式和經驗，對宗教採取削弱直到消亡的政策。1960年，中國經學院停辦（1962年暫短恢復伊斯蘭研究班，不久又停辦）；1966年，中國伊協停止工作。在此期間，我被借調到毛選翻譯室，向阿拉伯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那時候我感到自己這一生不可能再從事伊斯蘭的工作了，再後來下放勞動，更感到遙不可及。那時國內的政治氛圍，就是從上層到民間，許多人覺得宗教在中國是沒有存在空間的，是受歧視的。
改革開放以後，情況馬上有了很大改觀。1979年中央決定調整宗教政策，我又被調回伊協。我印象最深的第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中國派出第一個宗教代表團參加世界宗教和平大會。此前，各宗教雖然都有外事活動，但還從來沒有一個代表團出訪。那次出訪人員由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組成，共十個人，趙朴初任團長，伊斯蘭教代表是我和東四清真寺的楊品三阿訇。代表團到了美國的普林斯頓，在當地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中國宗教政策‘極左’」的國際印象基本扭轉了。此前國外包括中國最友好的巴基斯坦都認為，中國的穆斯林基本沒有了。這次出訪，絕對是一個歷史性的起點，起碼在對外交往上是一個新起點：第一，它向外界講明瞭「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不是針對宗教，而是整個國家的浩劫；第二，它向世界表明，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推翻了四人幫，恢復了信仰自由。
第二個事情，就是沙特與中國邦交關係的改變。改革開放的消息傳到沙特，他們很重視。1981年，世界伊斯蘭聯盟就派代表團訪問了中國，我陪同代表團走訪了北京、甘肅、新疆、杭州等地。當時，這個代表團要向伊協捐贈50萬美元，這是有史以來，國外半官方組織第一次給我們捐款。當時國家有規定，不能隨便接受贈款，所以這事誰也不敢做主。我陪著人家到各省，他們說，北京不能接受，給地方總可以吧？（笑）北京都不敢要，地方就更不敢要了！後來層層上報，三個副總理一起批示，才接受了。這算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事了。隨後，就又是一個轉折。伊盟回去以後，當年的朝覲期間就邀請咱們國家派團參加，當時邀請的是包爾漢和我，他是伊協名譽會長，因為年事太高未能參加。我記得到了沙特，那邊一看中國穆斯林朝覲團來了，反應很強烈，都說鄧小平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把中國這麼大幅度地開放了。實際上伊盟能訪華，正是鄧小平政策的結果。
關注：也就是說，這次受邀組團參加朝覲，是中國穆斯林宗教生活發生顯著變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眼下正值穆斯林朝覲季節，今年國家組織了1.2萬名穆斯林完成朝覲功課，在人數上達到歷史最高值。改革開放之初，朝覲工作情況是什麼樣的？請你給我們做個簡單介紹。
馬賢：過去朝覲，中國穆斯林都是住在麥加的私人「嚮導」家裡，就是家庭接待站。從1981年開始朝覲，中國伊協代表團開始受到伊盟的免費接待，可以調動車輛了，我記得是密封的空調車，似乎還是軍車。這裡就得提到解放初期的情況了。1952年，伊協籌備組尚未成立，當時就想組織朝覲團，達浦生先生到了巴基斯坦，沙特不給簽證，只好回來了，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有政治企圖，不信任。按理說，聖地是全世界穆斯林的聖地，只要穆斯林具備經濟條件，就可以去，可當時沒辦法，就是不允許。1955年萬隆會議，周總理請達浦生做顧問，達浦老就給總理談了1952年的事，希望能幫助協調。周總理就在一個宴會上向沙特親王談了中國穆斯林赴沙特朝覲的願望，希望能夠給予簽證，埃及總統納賽爾也向沙特方面做了建議，這事就成了。緊接著，埃及宗教基金部長訪華，中埃建交，再後來敘利亞、索馬里、幾內亞等國家陸續與我國建交，都是通過伊協做了一定的推動工作。所以說，朝覲團的組建不僅是宗教活動，而且是外事活動。
給我的感覺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穆斯林朝覲人數的變化是驚人的。1964年去了六個人，那時臺灣國民黨政權與沙特有外交關係，經常搗亂，說壞話，我們去了之後還跟他們打過一場官司，總之後來中國的朝覲又停止了。1980年去朝覲，還是住「嚮導」家裡；1981年改變了，有伊盟接待了。可是一個有近兩千萬穆斯林的國家，每年只派一二十個人去，誰都無法理解。這就是開放初期，還沒有完全開放，本來是個人自願去，但上面不允許。1984年開始，允許國外探親了，新疆、青海在沙特有僑屬關係的穆斯林申請探親，就開放了以探親為主的自費朝覲。應該說這是朝覲由政府行為到個人行為的過渡。再後來自費朝覲的呼聲越來越高，就出現了公費與自費相結合。到了1999年，自費朝覲人數從800人、1000人、2000人……一路上升，越來越多。
我做過三屆政協委員，每年都呼籲朝覲開放，十年前只允許2000人，我們就提出5000人。今年我們朝覲團是12000人，而改革開放初期只有十幾個。這樣的變化，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前些年人數控制得很嚴，老百姓都緊張，都爭著去，這就滋生了腐敗。社會上傳說，有些地方官員跟主管部門打招呼：賣名額，一個五千、一萬……（笑）現在放寬了，各方面都好了許多。
關注：不僅是朝覲，30年來中國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你認為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夠說明問題的變化發生在哪些方面？
馬賢：我覺得清真寺的變化最有代表性。清真寺是伊斯蘭的物化象徵，清真寺修得好，至少在一定程度說明你這個地方穆斯林多，經濟發展好，教門意識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地都陸續落實宗教政策，修了寺，比如西北、河北、雲南等地，清真寺修得都很漂亮，很現代化，色彩很鮮麗，大都是混凝土結構，非常堅固。這樣一看，有時候壞事也會變好事。（笑）
關注：教育是一項重要指標。據我們瞭解，你本人在建國前後曾長期從事穆斯林教育事業，對於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穆斯林信仰教育，你如何評價，有什麼建議？
馬賢：我在北京伊斯蘭經學院當過十年教員，對經學院的情況比較熟悉。改革開放以後，除了北京經學院，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鄭州、昆明、瀋陽、河北等地陸續成立了10所伊斯蘭經學院，其中7所是國務院批的，還有些是地方批的。據我所知，蘭州、寧夏、新疆、鄭州幾所辦得很不錯，其它的我不是很瞭解。這些經學院大多都得到了世界伊斯蘭發展銀行的資助，培養了眾多教職人員，把1950到1970 年代造成的宗教人員培養斷代的問題解決了，許多畢業生分配到一些城市當了阿訇。
另一方面，清真寺傳統經堂教育也沒有斷，與官辦的經學院、民辦的阿校教育共同形成了多層次教育。過去在舊中國沒有幾個經學教育的學校，像成達師範、上海伊師、隴東師範等為數不多的幾個都靠穆斯林官員扶持，比如馬福祥等人。後來陸續被民國政府改成國立，出來的學生很多走了仕途，當阿訇的少。現在不一樣了，全國各省都開花了。
中國伊斯蘭教育事業的發展，清真寺絕對是重要力量，只有它直接深入群眾，深入穆斯林社區，把阿訇的素質抓好，培養高水準、有奉獻精神、愛國愛教、甘於清貧、耐得住寂寞的阿訇，這是當務之急。眼下的問題是，宗教教育缺少內行的專業人才，組織工作上懂宗教、懂政策、水準高的不多，與現實需求比還有一定差距；經濟基礎薄弱，辦教育可以為社會經濟發展做貢獻，但首先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才能夠辦起來。現狀是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少，文化上「上檔次」的企業少，人才匱乏，幹幹小商店、小飯館還可以，再往上走就不行了，所以更要抓人才培養。
關注：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你本人是一位學者，對於三十年來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文化學術建設（尤其是譯介活動），你個人有什麼樣的評價，今天我們應該如何推動中國穆斯林文化事業更好地發展？
馬賢：說起伊斯蘭文化研究，過去這方面沒有專門的學術部門，1960年代初，毛澤東指示，開展世界宗教研究。以馬列主義研究宗教，帶著左傾思想，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宗教文化，站在門外就下結論說是精神鴉片。所以，所謂研究其實是以批判、削弱、消滅宗教為目的，而沒有認真地把宗教看成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1979年，宗教研究現狀會議在昆明召開，那次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成立了宗教學會，請各地宗教界的學者進行研討，協調了宗教界的一些矛盾，這是宗教研究的一個起點。雖然那時還沒有正式的機構，但各地伊協都開始做搜集文物、整理史料的工作。
刊物是文化建設的重要標誌。中國穆斯林創辦刊物的第一次高峰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當時有近百種刊物，如《月華》、《清真鐸報》等都維持的時間比較長。1957年《中國穆斯林》創刊，但1958年就成了批判宗教的工具，1960年停刊，1981年復刊，經費和印刷條件也越來越好了。現在，穆斯林刊物出現了第二次高峰，從1990年代開始，甘肅、陝西、寧夏、雲南、河南等很多地區都有自己的穆斯林刊物，教內介紹教義教規，也向社會做些宣傳介紹，民間刊物如《開拓》、《阿敏》、《高原》辦得都相當不錯。如果要提一些建議的話，就是刊物不在多，而是需要集中一批比較專業的人，緊密結合時代前沿與科學動態去做。也就是說，數量已經可以了，品質還需要大幅度提高。
關於翻譯活動，我和有些學者的觀點不一致。三十年來，出現了不同的《古蘭經》譯本，現在還有年輕人在致力於譯經工作。這種精神我是讚賞的，做法我不主張。在已有的版本中，馬堅先生的國學造詣、阿文造詣是最為出眾的，譯本流暢簡明，優美典雅，我主張以馬堅版為主。我們念的是同一本經，學術上有質疑、印刷上的錯誤，可以通過研討來規範、可以逐步去校訂。經訓譯本我看得比較多，其它翻譯著作，我沒有全部看到，也就不好評價。伊斯蘭的經典著作很多，必須嚴肅對待。譯本不宜太多，重複勞動不但造成資源浪費，也增加讀者負擔。在數量面前，品質更重要，每出一部都應當體現出較高的學術水準。而且，我很希望能夠多翻譯一些在國際上享有較高聲譽的，融合了現代思想、人文思想的名著，普及給大眾，以應對時代潮流的挑戰。翻譯人才，一定要有真才實學，精通漢語和外語，除了阿拉伯語和英語外，我還希望能出現一些精通波斯語、土耳其語、烏爾都語、馬來語等小語種的人才。波斯語的著名學者、經典名著很多，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也是如此，缺少翻譯這座橋，很多東西我們就見不到。
最後，我們在注重泊來的同時，也不要忘記自身的學術使命。最近我看到寧夏出了一本《回族文物》，是一位漢族學者寫的，我心裡很遺憾。我們自己的人才哪裡去了？記得八十年代有個北大考古專業的回族學生，研究生轉學阿拉伯語，當然後來也出了很多翻譯成果，但如果他當年堅持走社科這條路，就可能會在中國伊斯蘭考古學方面創造更大的價值。
關注：把今天這個時代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下來思考，你認為一名中國穆斯林青年，應該如何把個人信仰與社會責任、把穆斯林族群的發展進步與國家復興的時代理想結合起來，如何做一名肩負時代使命的、有信仰的中國人？對我們的穆斯林青年，你想說些什麼？
馬賢：未來的發展靠的就是青年。對中國穆斯林青年，我有四點建議：第一，很好地學習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絕大多數是從長輩那裡繼承了伊斯蘭，是一種血緣傳承式的、習慣上的信仰方式，不一定參悟伊斯蘭的真正精神所在。許多阿訇後代遠離教門，而有的青年並非出身宗教家庭，卻在學習中瞭解到伊斯蘭，深受教育，信仰意識反而增強了。所以，學習是最為關鍵的，不僅解決信仰問題，而且學到了一套處世為人的方法，思想上有了依靠，行為上有了規範；第二，我不希望青年都去當阿訇。做一個明明白白的穆斯林的同時，提高文化水準、科技水準，為國家做出貢獻。我希望我們穆斯林的社會裡出現更多的學者、科學家，尤其是尖端技術人才，這才是我們所欠缺的。穆斯林社會的文史人才多、科技人才少，這與穆斯林的文化背景有關；第三，沒有這些學習條件的人，依靠健康的體魄、誠實的勞動、天賦的智慧，經商也好，務農也好，從經濟上整體提高，也是非常好的；第四，家長應該注意重視穆斯林下一代的培養，建立聯繫，利用網路、聯誼會等形式，讓青年知識份子與廣大群眾有更廣泛的交流，面對科技、生命科學對所有宗教提出的挑戰，青年應該站在最高的潮頭，去為教門立言。
關注：請你以穆斯林學者的身份，從伊斯蘭的和平本質出發，結合中國多民族、多信仰的國情實際，談一談作為一名中國穆斯林，應該怎樣理解和實踐信仰教誨、為族群和解社會和諧做出應有的貢獻？
馬賢：伊斯蘭的根本就是講和平，講友愛，我們生活在非伊斯蘭國家，要清醒地認識到堅定信仰的方式方法，讓別人尊重、理解自己的同時，也要尊重別人的信仰，不要狹隘地認為只有伊斯蘭是正確的，其它宗教都是完全錯誤的。任何宗教文化都有值得肯定、值得學習的一面，尤其在學術、思想領域，要有瞭解別人的誠意，要有學習別人的胸襟。別人的不足讓他自己說，他們的優點我們來說。在和諧社會的語境下，穆斯林希望世界和平、國家安定的願望，顯得更加真切。我們的聖人說：「全人類都是兄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認為這真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話。它就是在告訴我們，並不僅僅只有穆斯林是兄弟，全世界的人類都應該情同手足、互敬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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