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太平洋的島國新西蘭蜇居了十一年後，才下定決心回國一次，對於個人，是個大舉動，要動搖一下新建立的生活模式。 這次回國探親，短短的五個星期，馬不停蹄，行走了許多地方，如河北、天津、上海和香港，每到一處都有許多感受。

 因為大部分時間是在外面走動，發現清真餐飲比過去方便得多，到處都有“蘭州拉麵館”。 在上海，居住在浦東清真寺斜對面的一家賓館裡，附近有六家拉麵館，最遠的一家走去只須七八分鐘。  每天黎明前到清真寺做晨禮，有二十多人成哲瑪提拜(集體禮拜)，除了我和我兒子，都是西北拉麵館老闆和工人。 星期五主麻日，在滬西清真寺禮拜，場面宏偉，小小的清真寺湧入禮拜的人有一千多，大多數是外地人，其中拉麵館的師徒占多數。 據說，上海現有的六座清真寺，都是這樣，本地人只有寥寥數位老人，清真寺全靠外地人支撐局面。 從談話中得知，在蘭州拉麵潮湧入上海之前，清真寺出現過奄奄一息的狀態，特別是早晚禮拜的人極少，許多地方沒有人進寺，所以清真寺實行了早八點晚五點開門制，晨禮和昏禮時都會遭到鐵將軍把門宣告取消，因為不是“上班時間”。

沿海地區的教門衰敗不是從今日始，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伊斯蘭接受了社會主義運動改造，禮拜的人越來越少，年青人信仰更不受鼓勵。 經過前三十年的政治運動和衝擊，即便在改革開放後清真寺重新開門，依然沒有人禮拜，伊斯蘭在南方許多城市變成了裝飾品，每年的兩大節日，迎接市領導說聲“節日祝賀”，所以上海原有的二十座清真寺拆停並遷，形成了如今的六座，許大多數穆斯林距離清真寺十分遙遠。  據知情者估計，上海至少有兩千家蘭州拉麵館，如果以每店有五人計算，西北的回回為上海增添了一萬多人，他們大多數都到清真寺去禮拜。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創舉，改變了過去長期一窮二白的狀態，人民百姓允許字自由發展經濟做生意了，農民進城打工，西北人到沿海地區經營貿易，開拉麵館。  今天，拉麵館遍佈全國各地的大小城鎮，有人說：如今在全中國想找一座沒有蘭州拉麵館的城市，難！  我在天津訪問時，有幾位朋友勸我同他們一起到河北省河間縣的(馬)本齋村去訪問，那裡有位寧夏的黑阿訇，在村民中廣泛宣教，艱苦奮鬥，村民的信仰興旺了起來，樹立了伊斯蘭文明的正氣。 我們一路乘坐汽車，從天津出發，進入河北省，我又從本齋村坐汽車回到保定，單向旅行300公里，一路上穿行了十多個城鎮。  在公路的兩邊，接連不斷看到醒目的“清真蘭州拉麵館”，因為他們有統一的藍色商店招牌。  燕趙之地，蘭州拉麵深入到了窮鄉僻壤。

大多數蘭州拉麵館，門頭上寫著“穆斯林美食、百年傳承、歷史悠久”特色標語。 有資料說，蘭州拉麵起始於清朝嘉慶年間(1799年)，甘肅的一位東鄉族馬六七從河南焦作穆斯林那裡得到“小車牛肉老湯麵”的啟發，回到蘭州之後，與幾位兄弟切磋改進，研製成新型的“蘭州牛肉麵”，提高到了“一清、二白、三綠、四紅、五黃”的配料與色香味標準，創建了蘭州牛肉拉麵館，開張營業，並且授徒傳技，立下傳統。 現代風靡全國的蘭州拉麵應當是從1976年啟動的，屬於“速食”行業，向全國推廣，贏得了全國各族食客的好評，1999年被國家工商業定為中式三大速食之一，獲得“中華第一面”的美譽。

十多年前，我在國內到處旅行，所到之處也曾光顧過幾家蘭州拉麵館，那時是開創時期，一般店面很小，供應品種簡單，以幾種形式的拉麵為主，其他花樣很少。 這次回到國內，進入蘭州拉麵館，店堂整潔、衛生、光亮，打開服務員遞上的食譜一看，甚為驚訝。 有許多店家供應的餐飲多達上百種，分為八個大類：風味主食、家常小炒、八方美食、田園時蔬、美味湯羹、蓋飯系列、私家涼菜、風情燒烤。  價廉物美，明碼標價。 大多數拉麵館在招牌上寫著“正宗”字樣，製作方法服從統一標準，服務周到，上菜快速，而且用料保證清真，嚴格禁酒。

蘭州拉麵館的出現，確實給出門到南方的穆斯林旅客極大方便，因為在許多地方穆斯林人數少，清真餐館罕見，往往在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知名的清真飯館只有一兩家，例如廣州、上海、福州、蘇州、杭州、寧波、義烏。  現在可好了，“清真蘭州拉麵”的標誌到處可見，而且正宗清真，沒有半點虛假，解決了穆斯林出門吃飯難的問題。

蘭州拉麵現象，它的意義遠遠超越對外出穆斯林用餐方便這一項，而是在中國大地上傳播了伊斯蘭文明。 在充分肯定蘭州拉麵在全國各地表現的熱忱服務和誠實經營的基礎上，數百萬西北穆斯林形像出現在各地漢族同胞面前，他們在經營的閒置時間湧入清真寺禮拜、誦經、做都阿宜、協助清真寺管理工作，給許多教門衰敗的地方送去了朝氣蓬勃的伊斯蘭生氣。  主麻聚禮日，許多地方的清真寺出現了有史以來禮拜人最多的記錄，在兩大節日裡，根據穆斯林民眾的強烈要求，政府部門都許可借用廣場或體育館作為臨時會禮場所，聚集數以萬計的穆斯林參加禮拜，聲勢浩大，節日氣氛濃烈。  在南方的許多地方，因為本地禮拜的人少，沒有人管理清真寺，而這些遠來的客人理所當然地喧賓奪主，重組了“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員會”，為辦好清真寺出謀劃策，慷慨捐助，維修建設，使當地信仰淡薄的回民為之一驚。  因為禮拜的人多了，許多清真寺周圍自然形成了穆斯林的商業街區，出售各種清真商品和飲食。

現在把話題轉向香港。  我這次回國探親，因在出發前幸得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的特別邀請，在回程中路過香港停留四天，參加博愛社安排的各種活動。 到達香港的那天是星期五，翌日是香港法定的“週末”，在大街小巷和公共場所看到許多戴著各種花色蓋頭的年青女子。 陪同我參觀訪問的博愛社穆斯林朋友們告訴我，她們都是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女傭，週末獲假，可以自由活動。 她們參加集會、聚餐、到清真寺禮拜和學習古蘭經。

 印尼女傭的出現，也是最近幾年的現象，過去在香港的女傭多為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女青年，而這些年由於港府政策的改變，菲傭人數減少，得到了印尼女傭填補空缺。 在香港，來自東南亞的女傭大約有二十多萬人，分佈到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充當女傭，其中40%是印尼女青年，約十萬人。

來到香港充當女傭的印尼女青年多數來自貧困家庭，因為在香港每月可以掙到四千港幣的工資(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月薪3700港元)，在生活水準很低的印尼可以養活一個四口之家。 她們多數每月把錢寄回家，蓋房子、治田產、養老人、供養兄弟姐妹讀書。 她們通過仲介辦理合法簽證手續，保證作風正派，勤奮肯幹，兢兢業業，忠誠老實。 能進入香港工作的女傭，都受過嚴格的職業訓練：學會用廣東話溝通，會煮飯洗衣做家務，照顧小孩護理傷殘服侍老人，熟知港式住宅設施。 根據合同協定，他們的信仰生活受到主家的尊重。

在香港的印尼女傭，並不沉默，她們受到香港地方法律的保護，享有許多權利，例如合理工資待遇、宗教信仰自由、參加合法集會、人生保險和人格尊嚴。 她們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屬於香港印尼移民勞工工會，參加各種維權活動，曾經對殘酷盤剝她們的仲介公司舉行過抗議示威，也曾根據法制向港府爭取長期居留權，討取公道。 香港有五座清真寺，週末和節假日女子禮拜殿上滿堂是禮拜和學教義的印尼女子，改變了過去女寺的冷清；各家清真飯館和穆斯林小吃店裡，增加了來自印尼的女性顧客；公園裡週末多有印尼穆斯林女子的集會遊園活動。

 博愛社的一位女理事對我說，過去香港穆斯林女子戴蓋頭經常遭到誤解，被認為是天主教的修女，而今天香港人看到戴蓋頭的印尼女子多了，從主僕直接交流中懂得了穆斯林女子戴蓋頭的禮儀和品德，本地的穆斯林女子出門戴蓋頭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 人們對她們奇異的眼光在減少，習以為常了。

“蘭州拉麵與香港印尼女傭”是一個奇怪的作文題目，是我離別祖國十一年後回國探親和觀光的新感覺。 我看到這二者之間存在一個共同點：穆斯林在新的形勢下出現了，不是誰的事先計畫或設想，而是社會發展的自然形成。 西北的回回走遍全國，印尼女傭進入香港，他們為生計在大地上奔走，尋求真主的給養，同時堅持伊斯蘭，認主獨一。 這是先知穆聖(祈主福安之)展示的“希吉萊”(遷移)精神。  蘭州拉麵或印尼女傭，在當今市場化經濟大潮中都不算是出類拔萃的社會先鋒，他們很平凡，很草根，很樸實，與花天酒地不沾邊，也不涉及貪污腐敗，伊斯蘭文明的教養確定了他們勤勞與誠實的形像。 如同美國在十年前發動的“反恐”戰略，其後果非始料所及，原來的意圖是壓制伊斯蘭在全世界的影響，“反恐”的結果增強了伊斯蘭的宣傳，讓更多的人瞭解伊斯蘭，導致今日世界伊斯蘭空前興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