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赫邁德（Ahmad）兄弟看到我對阿校的一個帖子後，要我進一步說說“體制”。

如果從臨夏出現第一所雛形的“中阿學校”算起，阿校的歷史已有至少二十幾個年頭了。重要的並不是再次強調阿校經歷過的艱辛與誤解，而是它最終引起的一種模式甚至革命：學子們面對黑板，像“學生”一樣地“聽經”，老師用“格蘭”和粉筆傳道、授業、解惑，更具歷史意義的是，在中阿學校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出現了興辦新式教育的——熱潮（請諒解，使用了這樣一個頗具時代烙印的字眼），陸續出現了一些冠以“中阿”和“阿拉伯語”的學校。

其實，不論如何稱呼，這是穆斯林自辦的“私立”學校，雖說是主要教授阿拉伯語和中文，但它們都沒有也不可能離開傳授伊斯蘭的知識。道理很簡單，阿校依靠穆斯林大眾的血汗財富得以延續，而沒有教授伊斯蘭的“中阿”學校，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群眾基礎，甚或遭遇“斷奶”。人們很清楚，如果僅僅為了學習語言，那他們的子弟能去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公辦學校、外語學院等等。可是，他們最終選擇了屬於自己的一個個“中阿學校”或“阿拉伯語學校”，把孩子和善款同時送到了那裏!

由於中阿學校當時面臨官方和民間不同的看法與說法，所以，曾在自己的“身份”上費了太多的心思；這既是一個時代的特殊，也是我們穆斯林力量單薄的必然。為此，人們至今念念不忘當年的含辛茹苦。不過，那正是參與者們的功德所在，好在一切都已被天使們記錄在案，人的感覺與懷念也該隱退。

筆者曾意外地讀到陳克禮烈士與當年醞釀辦學的先輩間的通信。事隔近十年後，筆者越發感到，陳阿訇應是“阿校”的精神導師（百年之內的“史書”中有無記載並不重要），單憑其思想和理念對後人的影響——雖然後人們至今遲遲尚未“跨越敬愛的逝者”。

作為半個知情人，筆者覺得，今天的阿校和它們的經營者們面對的是明天，面對的是本世紀所謂知識經濟的挑戰，面對的是如何繼續強化管理和我們前面說過的“升級”……

最關鍵的還不是資金來源，雖然有些學校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臨夏中阿學校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募捐中，一次就捐到近四十萬元人民幣。這在別的地方怕是少見；臨夏的那些穆斯林對教門的熱愛出自錢袋，而不是嘴巴。其中一定存在著信仰的斤量和品級，旁人的態度在他們的錢袋面前總是蒼白的。

要緊的是發展，或者有一天，穆斯林們拿不出錢財了，讓阿校自己養活自己吧。難道那時阿校要關門大吉了嗎?當然，那不是大家忍心看到的結局。

因此，專家們列出教育觀念的“七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教育效益觀”：公辦大專院校早已“並軌”，早已掏錢念書了。這很正常：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可歎的是，我們的不少阿校至今依然供應著幾近免費的“午餐”——雖然經辦者到處艱難地伸手“化緣”。

這就不好理解了：學習任何東西都要付出代價，可學習伊斯蘭卻不必交費；所謂學費等等都是很低的，低得讓人替辦學者捏著一把欽佩的虛汗。實際上，有條件的人必須拿錢念書，沒錢者可以另當別論。這不是“出賣”伊斯蘭知識，這是正常的“交換”。這也是筆者一再呼籲的“改革”舉措之一：阿校背負的擔子已經不輕，經費的壓力理應從“羊身”上部分緩解!

更要緊的是，阿校面臨體制上的種種制約；阿校的發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辦者個人的設想，缺少甚至沒有起碼的制約機制。難怪人們為廣河阿校的“換屆”松了一口不短的氣，卻很少從事物發展的規律淡化各自的心態。形式上的調整並不等於實際運作和兌現。“讓權”和“奪權”均不正常，體制和約定才是常規。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所有的阿校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因為經辦者本身幾乎沒有從自己的腰包裏拿錢。所以，一些學校有過“要錢不易，用錢手大”的故事。於是，筆者在失眠的時候瞎想：假若校長們自己投錢辦學，情況又會怎樣?比如像南方的大款們作為產業辦起的“私立學校”：他們為了吸引應屆初中畢業生進入自己的中學，給第一名開出了“倒獎”50萬元票子的價碼。

還有，生源總是制約阿校的另一個障礙，常常為招不來更多的高中畢業生而擔憂。一天，我在一個地方發現意外的一幕：坐在面前的大部分是些帶著稚氣的娃娃臉，一些阿校的學生在走向低齡化。據說是“老學生”們不好管理。果真如此嗎?

筆者感到，如果更多從阿校走出的學生能夠成為“中阿兼備”的阿訇，面對數以千計的群眾，在每週一次的聚禮上說出明白、現實的聲音，其意義將是深遠的!——儘管阿校已經培養了不少老師和翻譯。（筆者不敢苟同某些阿校所謂“阿訇飽和”的觀點。）

最要緊的是，阿校必須逐漸生成真正意義上的制約體制：阿校不是“私人”的，阿校是“公產”。董事會及其成員不只是供錢的“銀行”，而是關注學校健康發展的一個個“校監”。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出錢的人懂得教育的規律?董事會的主要職責首先是善於發現並任命合理、高效地“花錢”的校長，並非跑來捐捐錢，聽聽學生的彙報演出。

想請教各位：誰能夠在必要的時候，從阿校圈之外找到人選，然後向阿校“送去”也許條件更為優越、更加稱職、更好運作的校長?尤其在原前的校長們感到力不從心、旁觀者發現學校出現明顯失誤或者校長“他行他素”的時候。這映射出另一種現象：“董校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容內不容外”和“終身制”。阿校管理圈內的人還需要管理方面的認真自修或離職培訓；馬來西亞國際伊大的現任校長是個學者型的人物，當校長之前去美國學了兩年教育管理。

有時，真替《水滸》中的那位“王首領”難受：他不可能容納像林沖那樣“有兩手”的人物，連“第四把交椅”都不給，最後逼他下山提個人頭獻禮，以此“考驗”他；晁蓋們上山后，王首領也是好肉好酒地款待，可就是因“寨子小、恐委屈好漢”等理由不肯留用。最後，林沖在那位“知識份子”吳用的“啟發”下，以殺人的方式完成了——“換屆”。這是多麼寒心的往事呀!

順便說說阿校之間的協作。以前的“西安穆大”發起過“全國阿拉伯語學校校際協作會”，並開了兩次會議，商議了一些合作項目，諸如編寫教材等，可惜沒到第三次會議就“夭折”了。其原因之一就是誰做“盟主”?也有民間事業的“頭人”們在合作方面的素養和誠意因素：合作是需要互相監管的，而不少人已經習慣於“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那樣好像辦學和發展的自由空間更大一些。阿校間有過聯合辦學的例子，但很快“離異”了，並被人稱為“盲目”。

協作的反面是“拆臺”：阿校間有時為了一個各自看好的老師而不惜大挖牆角，雖然辦學是一種集體工作，並不取決於某些“星級老師”。

阿校早已進入一個需要更多關切，更加深化的階段；阿校收到的鮮花和掌聲已經不少。如果說阿校的出臺針對清真寺“多講經、少育人”的缺憾，那麼，今天的阿校是否也存在類似的缺憾呢?

關注阿校的基本立意在於：怎樣以非常有限的資源和力量，更加有效地發展和提升阿校，將盡可能多的學生派上舉意和投資中的用場。

請原諒，這都是旁觀者的“饒舌”了。畫蛇添足的是，並非只有阿校才存在體制“問題”；我們還需要體制上的另一類推敲，比如，伊赫瓦尼一開始就沒有確立“總罕億、總伊瑪目”的體制。這自然是另一個題目，但願真正有身份、有地位、有權力的人們關注這個群體及其體制。

祈求至尊的真主護佑我們和我們的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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