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怎麼了？
飛議：
本文作者系長期研究邊疆問題的作者，本文寫於2012年，當時切糕事件沸沸揚揚，作者已經通過此事判斷出新疆社會的危機所在。
昨日昆明火車站發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襲擊事件，引起了社會巨大的反響。今早確認是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在此背景下，我們不該遷怒于新疆人，以及維吾爾族，而是應該正視新疆社會的結構問題。不要把少數極端分子的暴行與無辜的新疆民眾去畫等號，此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長的社會土壤，這恐怕不是一紙政令可以解決問題。它是漢人社會問題的延續和發酵。如果看不到癥結所在，胡亂用藥，只會加深矛盾，無益於安定團結和穩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觀眾對新疆問題的重視和理解。
新疆民族問題向來十分敏感，特別是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中共對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級，外界較少能夠瞭解新疆維族社會的真實狀態。16萬元切糕賠償事件作爲一個熱點或將很快淡出公眾視野，但它在被公眾討論時，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視為這個社會創口的矛盾和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隨時會爆發。“新疆小偷”、“切糕黨”這類標籤在內地漢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現的是中國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問題和由此帶來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維吾爾世界，小偷和切糕黨，似乎更應歸類為馬爾薩斯陷阱的一個表徵，在我看，它是一個遠比內地漢族社會與新疆人關係如何更為重要的問題。
或許用新疆維吾爾傳統社會正陷入一種瀕臨瓦解崩潰的危局來描述有誇大事實之嫌，但極高的失業率、嚴重的吸毒販毒、愈來愈多人群深陷非正當營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頭、社會道德瓦解、愛滋病氾濫等現象，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可將之描述為一場嚴峻的社會危機。而切糕党、小偷僅僅是這個危機溢出到內地的一部分。內地人能看到的，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內地的維吾爾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這個問題時，會反覆強調說，這不是維吾爾人的全部，維吾爾人不應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視這類正在日益腐蝕維吾爾社會肌體的現象，尤其是它背後整個的社會危機，維吾爾社會很快會變成一個讓人痛惜的沉淪的民族。
在新疆維吾爾主流社會，對各種在內地謀生的維吾爾人統統用“口裡齊”這個稱呼，“口裡”即內地，“齊”即漢語中者的意思。對那些在內地從事正當職業的人來說，被人稱呼為口裡齊是個非常鬱悶的事，因為它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暗示是不良職業從業者。對熱愛商貿的維吾爾人來說，並無輕視小商販的傳統社會成見，對口裡齊的成見則來自這個群體極大比例在從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動。因為他們太熟悉知道周圍某個並無一技之長的人從內地回來後突然富起來是因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舊手機市場上，那些手機來自哪裡，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對在內地的維吾爾知識份子來說，往往他們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動的普遍程度，要明顯高於漢族社會，因為他們才能更敏銳細緻地發現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賣餐飲，實際上底下是在販毒或做盜竊團夥的活動據點。而流浪兒的小偷問題，也不僅僅只是拐賣和扒竊，還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問題。
官方習慣性的報喜不報憂，甚至諱疾忌醫地打擊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維吾爾知識份子群體只能在每一輪類似問題發酵在輿論被引爆時進行被動解釋時，漢族社會看到的新疆問題只有兩個方面：東突問題、犯罪問題，而上述問題真正的社會土壤：維吾爾族的社會危機幾乎無法進入公眾視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漢族人已經在內心裡認為，維吾爾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許多現在宣稱是新疆問題研究者的人，其言語中流露出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最擔心而且認為事實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種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團會普遍認為，維吾爾社會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 這顯然未必是他們最在意的工作），僅僅是因為維吾爾人自身的問題，比如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他們的宗教信仰。
這種觀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現在嚴峻的社會問題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與內地警方對自己眼皮底下從事非法活動的維吾爾族人群視而不見且禁止公開討論一樣，說是為了“不傷害民族感情”。
如果將來註定有更大的災難，我想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業雙重壓力
新疆維吾爾社會今日面臨的問題，是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完全無法融入現代社會、按照民族大學伊力哈木先生的說法，就是無法由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商業社會。
維吾爾族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萬人密集居住在幾片互不相聯的綠洲中，人地矛盾極爲突出。維吾爾族社會平均年齡大大低於漢族，而青少年幾乎找不到進入現代工商業的就業機會。南疆小縣城裡，因爲大量年輕人無所事事，遂有了檯球愛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許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觀。
此外，內地的廉價而豐富的物資以及規模化的資本在改善其生活品質的同時，也對城市傳統手工業和商業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衝擊。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是新疆維吾爾社會危機的物質因素。
道德和傳統價值崩塌
同樣嚴重的是精神因素。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流行和影響，迅速在維吾爾社會依照年齡和身分（吃國家飯與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形成了巨大的觀念鴻溝。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潰，或轉身更虔誠地投入宗教的懷抱以尋求慰藉。傳統維吾爾社會，阿訇或“長老”是道德秩序的體現者和維繫者，今天舊城改造和社會組織的重構，使這種基於熟人社會的道德和價值體系早已無法維繫。像吸毒販毒問題，在第一波經商致富者出現時，就開始出現並四處氾濫。
精神危機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維吾爾社會，一方面在鄉村和一些城鎮，有著遠比內地漢族社會更淳樸和善良的民風，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和道德敗壞，同樣遠非漢族社會可比。切糕党、小偷、販毒、賣淫等現象，帶有極大的地域性特徵，甚至對當地不同職業的居民收入對比，都構成了極大影響。這不能不認為是道德和價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壞車示範效應。
不能不提的是，面對現代化衝擊的恐慌，對社會禮崩樂壞的排斥，愈來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懷抱以求寧靜，這種劇烈的變化，甚至可以從最近幾年人們服飾妝扮的變化看出來。宗教的抬頭當然會被地方政府視為不安定因素，強力打壓就順理成章在所難免，而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緊張對立則是勢所必然。
我個人認為，所謂的東突分離主義遠沒有人們通過官方描述想像得那麼嚴重，但複雜深切的民族矛盾卻要比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要廣泛得多。 甚至我曾從內地民間反扒小組那裡聽來這樣的故事，他們在抓獲小偷後，居然有人跑來要人，且聲稱偷點東西為什麼要抓，你們從新疆搶了那麼多東西，我們偷幾個手機有什麼不可以的。犯罪活動為自己尋找到了政治上的正當性，你難道僅僅是將之視為一種狡辯麽？我聽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內地協助打擊小偷的維吾爾族員警，從一個受強烈民族自尊心驅使的盡職盡責試圖拯救墮落天使的好員警，很快由於絕望壓抑最終變成有一大幫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敗社會”
今日中國深陷嚴重社會危機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像大批人進入內地從事非法活動的問題，當然遠非維吾爾人，只不過由於維吾爾人在語言上異于漢人，更容易被觀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類問題，只會在員警那裡因為犯罪登記時被注意到，地域性的問題也很難像維吾爾族那樣上升為對整個民族的印象。社會問題帶有強烈民族性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四川涼山州的彝族，問題還要嚴重得多。
但兩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像，比如大量人口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賣在內地從事扒竊甚至入室搶劫。據一位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士統計，涼山被抽檢到的孕婦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經接近10%。僅從這個數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來看，說它是個失敗社會應無不妥。
兩者對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在受巨大衝擊的同時，都無法有效融入現代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無法進入漢族人主體的社會分工當中。涼山州彝族社會的問題更大，或許是因爲其人口總量較小，原有的社會組織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種無法有效融入歸結為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直接因素，語言的原因、教育水準的原因、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所以，在新疆，一個補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廣雙語教育。
我們即便不談雙語教育實質上更像強推漢語教育，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備師資力量的部分貧困落後地區實際上兩種語言都無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擔心它最終的效果。尤其是，雖然官方大力推行雙語教育，但教育資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極大不平衡的局面並無根本改觀。如果涉及到一個傳統生產生活的民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觀念重建、價值重建的種種困惑，這個問題就要更為複雜而艱難。
就今日的漢族社會而言，雖然轉型痛苦尚不算嚴重，但從精神和價值上而言，還不能認為已走出前現代社會。而面臨著現代化與漢化無法區分困境的維吾爾精英（官方推進的現代化顯然就是漢化），在平衡現代與民族傳統上，要解決的問題複雜得多。何況，他們只能自己呆在家裡獨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中，這種公開討論不可能存在。
至於那些物理上遠離現代社會的維吾爾農民，其實在1980 年代後期開始，就已註定在資訊上與現代文明絕緣。此前，官方在民族問題上的投入，以及漢語世界本身搭載的現代資訊和觀念就少，維吾爾語和漢語作為管道，在接受現代資訊上差別不算太大，但此後，市場的偉力使漢語成為一個搭載現代資訊和觀念極高的平臺，至於維吾爾語，嚴厲的市場管制和官方投入的減少，維吾爾人已很難從其精英那裡獲得現代資訊。他們是一個被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拋棄的人群。小偷和切糕黨，是這個社會能自發找到的極少數融入其中的手段。
-----------------------------
黃章晉簡介：
湖南人，資深新聞民工和專欄作家。
先後擔任華夏時報評論員、青年參考副主編、網易新聞中心副總監，現任《鳳凰周刊》副主編。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