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指發生在17～18世紀歐洲的一場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文化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後的又一次偉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驅散愚昧的黑暗。這次運動有力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宗教愚昧及特權主義，宣傳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做了思想準備和輿論宣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引領歐洲啟蒙運動的先驅，竟然會是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很多人不願相信，促進歐洲基督教改革運動的英雄，竟然會是他。
中世紀的歐洲，天主教會與專制王權相互勾結，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瘋狂殘害不同信仰者和有進步思想的人們。與專制制度嚴重衰敗景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興進步力量的壯大，他們強烈要求衝破舊制度在政治、經濟、思想方面的束縛，要求擺脫專制統治和天主教會壓迫的願望日益強烈，首先在思想領域展開了反對專制統治和天主教會思想束縛的鬥爭，由此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天主教會的嚴格控制之下，伊斯蘭信仰根本不允許存在於歐洲社會。彼時的歐洲，信仰伊斯蘭、擁有古蘭經，都是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的行為，因為天主教會堅信伊斯蘭的存在會毒害基督教徒的信仰。
1542年，瑞士巴塞爾議會拘捕當地印刷商，罪名為印刷古蘭經拉丁語譯本。隨後，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宣導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出手相助，印刷商才無罪釋放。馬丁•路德指出：“印刷出版古蘭經、揭開伊斯蘭的謊言，是抗擊土耳其人的最佳途徑。 ”
1543年，歐洲社會才開始流通古蘭經譯本，歐洲人開始深入研讀古蘭經，試圖以此打擊穆斯林群體。然而，也有一些開明知識份子，他們選擇研讀古蘭經，只為從中找到更為合理的解釋，從而挑戰基督教會對當時社會的壓迫、剝削與掌控。
加泰羅尼亞神學家邁克爾•塞爾維特斯（Michael Servetus）在其發表的反三位一體著作中明確指出：“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家，他教導人們回歸真正的一神崇拜，而基督教神職人員卻變得腐朽不堪，憑空杜撰了毫無依據的三位一體論。”
該著作一經發表，就在整個歐洲宗教家及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位於維也納的天主教裁判所判處塞爾維特斯死刑，用烈火焚燒了塞爾維特斯和他的著作。
歐洲啟蒙運動爆發以後，不少學者都以同樣的口吻描述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反教權主義英雄、先驅，他們認為伊斯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神崇拜信仰，而古蘭經則是源自造物主的理性巨作。
1734年，英國東方學家喬治•賽爾（George Sale）出版發行了古蘭經英文譯本修訂版，在前言中，賽爾明確指出：“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是劃時代的反教權主義改革家，他早已廢除了現今流傳於歐洲社會的迷信教條，譬如對神職人員、神跡的狂熱崇拜，以及神職人員腐朽的權利。”
賽爾的古蘭經譯本受到英國學術界、宗教界的廣泛賞識。迫切希望擺脫天主教會壓榨與剝削的民眾一致認定，伊斯蘭的先知就是反封建、反教權主義的最佳範例。1765年，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就曾購買賽爾翻譯的古蘭經譯本，旨在加深對伊斯蘭的瞭解。傑佛遜使用過的古蘭經如今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供美國穆斯林議員就職宣誓使用。
德國詩人歌德也曾研讀賽爾翻譯的古蘭經譯本，歌德以為古蘭經出自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之手，他被古蘭經的優美語言及哲理所折服，隨即認定“穆罕默德是一名偉大的詩人，也是一名真正的先知。”
法國作家伏爾泰拜讀賽爾古蘭經譯本後也對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大肆讚揚，在其著作《風俗論》中，伏爾泰明確指出：“穆罕默德是令人敬仰的改革先驅，他廢除了迷信教條，也廢除了封建勢力的腐朽權力。”
在賽爾和伏爾泰的影響之下，英國啟蒙歷史學家例如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著作《羅馬帝國興衰史》一書中對先知穆罕默德做了如下描述：“穆罕默德宣傳的信仰，從根本上剔除了迷信和含糊其辭，古蘭經則是對造物主的偉大印證。這位誕生于麥加的先知拒絕對人或偶像、星系的崇拜，他帶給世人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有興必有衰、有生必有死、腐朽必將滅亡。穆罕默德理性而有激情的描述了宇宙萬物的造化者，他告訴世人，造物主永生不滅、至高無上、無形無色、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知曉人間奧妙、獨立自主存在、有著無窮無盡的智慧與道義。從哲學一神論的角度而言，對於當今時代，穆罕默德的信仰已經遠遠超出我們能夠企及的高度。”
然而，縱觀整個中世紀，最為敬仰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歐洲人，竟然是拿破崙大帝。在研讀克勞德•艾蒂安•薩瓦裡（Claude-Étienne Savary）翻譯的法語版古蘭經譯文後，過於膨脹的拿破崙竟然聲稱自己是“新時代的穆罕默德”。
薩瓦裡於1783年在埃及完成了古蘭經法語翻譯，與賽爾一樣，薩瓦裡也特意撰寫了一篇長文表述他對先知的敬仰與敬佩，他直言：“穆罕默德是一代偉人，也是一名軍事天才，他完美的激勵了穆斯林大眾。”
拿破崙于1798年遠征埃及途中詳細閱讀了薩瓦裡對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描述，隨即立志成為“新時代的穆罕默德”，他甚至希望埃及伊斯蘭學者們能夠接納他，從而“解放”埃及，他甚至聲稱古蘭經預示了他將征服埃及。
拿破崙對於伊斯蘭的理解完全基於書本知識，他只是認為伊斯蘭才是真正純粹的一神崇拜信仰。正是因為他的盲目自信，才導致他遠征埃及的大敗。拿破崙自大地將自己比做“新時代穆罕默德”，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人的吹捧，譬如歌德，就曾表示拿破崙大帝是“當今世界的穆罕默德”，法國作家雨果也曾熱切的稱拿破崙為“西方的穆罕默德”。
晚年的拿破崙流放於聖赫勒拿島之後再次談起對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敬仰，他在回憶錄中指出：“穆罕默德是一個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偉人”。拿破崙眼中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是一名征服者、立法者，具有超強的人格魅力、感染力、說服力、感召力，但歸根結底，是一個“更為成功的拿破崙”。
時至今日，很多學者依舊堅信，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是人類史上最為偉大的立法者。縱觀歐洲，無數虔誠的基督教徒不斷呼籲教會能夠認可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特殊地位，他們認為，承認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先知地位，將進一步促進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然而，在政治利益的蠱惑之下，歐洲極右分子不斷抹黑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不斷激起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從而藉口頒佈一系列反穆斯林、反伊斯蘭的極右政策。值此特殊歷史時刻，我們更應當回顧歷史，去學習中世紀學者們如何看待伊斯蘭的先知，促進宗教多元，消除宗教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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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托倫（John Tolan），法國南特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輯：葉哈雅
出處：IslamiCity
原文：Muhammad: An Anticlerical Hero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連結：https://www.islamicity.org/19212/muhammad-an-anticlerical-hero-of-the-european-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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