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要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婦女?

池維斯•摩爾(Chivvis Moore)是一名美國作家,是《拴好你的駱駝,然後托靠真主——一名美國女權主義者的阿拉伯遊記》一書的作者。摩爾女士在阿拉伯世界生活了16年之久,期間,她有過多種工作,包括記者、教師、木匠,在那樣一個被西方世界認為極度壓迫女性的社會,她幫助身邊的阿拉伯婦女,和她們一起成長。

摩爾說:“政治學者齊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喜歡用複數形式來表述‘女權主義’('feminisms'),旨在表達西方女權主義觀很可能與穆斯林的女權主義、或者其他地區的女權主義大相徑庭。

我很喜歡齊拉的女權主義觀點:女權主義,就是堅信婦女擁有選擇自己生活的能力,是自己生活的抉擇者,但前提是消除殖民主義式的佔有。我也有我自己的女權主義觀,那就是幫助我身邊的女性。”

身為一個年輕的木匠,摩爾女士對阿拉伯建築風格的摯愛吸引她跑去了阿拉伯世界。70年代末期,她先去了埃及,90年代去了敘利亞,2000年又去了約旦河西岸地區。

孩童時期,摩爾曾在巴西生活過,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說:“和很多美國人一樣,我感到很震撼,我們總是以為我們美國人比別人優越,我們以為我們有‘義務’去改變這個世界,那些‘不幸的人們’帶去‘公義’,我們還堅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有益於這個世界。”

西方社會總是認為阿拉伯婦女無力無助,但是,摩爾女士的親身經歷卻告訴我們,這種觀點並無根基。

摩爾女士回憶道:“到達開羅之後,我遇到一位名叫納西德(Nahid)的女士,與西方世界所描繪的無助、無思考能力、遭人揉虐等形象截然不同,納西德女士天生就是女權主義者,我尊敬她,仰慕她的力量、堅韌、自尊,我逐漸意識到,這些都是阿拉伯婦女共有的通性。”

16年的中東生活讓摩爾女士意識到,阿拉伯婦女和西方婦女有著很多共同的特點。她在埃及、敘利亞、約旦河西岸等地遇到的阿拉伯婦女“面臨著除富豪外的所有普通女性都要面臨的共同困難,她們要外出工作,也要兼顧家務活……”

西方人總是認為,女人去阿拉伯世界就必須戴頭巾,然而摩爾女士在穆斯林世界了生活二十多年,卻從未佩戴過頭巾。她說:“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婦女確實需要佩戴頭巾,當然有些是出於家人或社會的壓力,但她們卻不認為這種包裹有多笨重或討厭,這對我們來說確實是難以想像的。”

摩爾女士補充道:“我在阿拉伯國家的生活讓我明白,並沒有人強迫那些佩戴頭巾或面紗,她們用頭巾與西方的生活劃清了界限,也有人說頭巾、面紗等衣飾能夠讓她們避免男性的騷擾。對某些人而言,頭巾或面紗只是出於對造物主的敬畏,她們相信,造物主對穆斯林男女都有著特定的穿衣規定。很多人抨擊阿拉伯婦女缺少自由,她們是伊斯蘭剝奪了婦女權力,但這些人對伊斯蘭信仰沒有任何認識,他們從未研習過伊斯蘭,也從未在穆斯林國家生活過。”

摩爾女士認為,現如今針對伊斯蘭的種種非議、將伊斯蘭等同於暴力與壓迫,此類思想都是源於少數極端組織(如伊斯蘭國、塔利班),然後由西方世界釀造而成。她說:“絕大多數穆斯林與你我一樣,他們都不願與這些極端組織有任何瓜葛。為什麼伊斯蘭要為某些極端組織的暴行負責?為什麼基督教卻不必為我們自己人所犯的惡行負責?”

摩爾女士從未嘗試過對當地文化做任何改變,因為這種做法與她的理念相左。她說:“我去阿拉伯世界是為了學習,而不是規勸當地人接受某種特定的行事方式。對此,我的感受很強烈,我感到干涉別人文化是一種非常失禮的做法。”

作為西方人,我們應當對中東世界多一點關心,因為我們從新聞中看到的阿拉伯世界是扭取的,媒體展示給我們的阿拉伯世界充滿了恐懼、衝突與戰爭,讓我們以為所有普通民眾與某些領導人有著相同的理念。

摩爾女士解釋道:“我拒絕讓我的價值觀與官方理念苟同,某些獨裁政府統治下的阿拉伯人民與我們有著同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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