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靜
曾開辦我國第一所清真師範學堂的牛街禮拜寺（資料圖片）
辛亥革命前夕，受資產階級新思潮的影響，回族中的一些知識份子力圖通過提倡文化、改革舊有的經堂教育來振興回族，從而掀起了一場頗具影響力的近代回族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發起者和代表人物，就是北京牛街禮拜寺的王寬阿訇。作為宗教界的代表人物，他不僅是近現代中國伊斯蘭教著名阿訇、經師和宗教教育革新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愛國人士，為擁護民主共和和促進民族和睦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改革經堂教育，舉辦新式教育
王寬(1848年～1919年)，字浩然，經名阿卜杜•拉赫曼，回族，北京豐台人，出身于經學世家。從青年時代起，王寬就開始出任各地清真寺教長，從事各種講學活動，傳播伊斯蘭教知識。1906年，王寬到麥加朝覲，其後又到埃及、土耳其等地對當地伊斯蘭教進行實地考察，並受到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禮遇。第二年王寬回國時，帶回了蘇丹贈送的經書千餘卷，並邀請了土耳其經學專家哈夫蘇•哈桑和阿裡•裡達一同來華，向中國的伊斯蘭教經師傳授《古蘭經》誦讀學及誦讀方法。
王寬生活的時代，回族中普遍實行的是經堂教育制度。所謂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學”，是中國伊斯蘭教一種私塾式宗教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在清真寺內進行，由阿訇招收若干名學員（稱作“海裡凡”或“滿拉”），傳習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和功課，用以培養適應中國穆斯林社會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作為回族社會中自發的民間教育活動，經堂教育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熟悉伊斯蘭教經典、教義的回族宗教人才。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經堂教育的局限性也逐漸表現出來，如組織結構鬆散，教學時間很長但效果卻有限，培養出來的學員雖然可以流暢地誦讀經文，但在吐字發音等細微處與阿拉伯人相差甚遠，一般人雖能應付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但缺乏對《古蘭經》、“聖訓”及伊斯蘭教義、教律的深入、系統研究。
辛亥革命前夕，“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在知識份子中十分盛行。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出於愛國愛教的考慮，王寬認識到發展民族宗教教育必須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他下決心從興辦教育入手，積極主張改革經堂教育陳舊的內容和方法，宣導舉辦經學與漢學並舉的新式宗教學校，以期達到振興宗教，普及文化教育的目的。
1907年，王寬在北京牛街清真寺中創辦了新式的清真師範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伊斯蘭教學府。在辦學過程中，王寬大膽地進行教學改革，改變了傳統的“禮拜寺附設之經學，教學方法陳舊迂拙，事繁效鮮與學塾”等落後狀況。除了繼續開設原本就有的經堂大學的課程之外，新式學堂增設了讀經法、作文、會話等阿文課和國文課。課程設置既有經學，又有漢學；既有伊斯蘭教課程，又有其他科學文化課題，目的是為了使新式學堂裡走出來的伊斯蘭教教務人員具有適應時代潮流的能力。1908年，王寬又在牛街禮拜寺的後院創辦了清真寺兩等（初等與高等）小學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專門為穆斯林子弟所設立的伊斯蘭小學。清真寺小學建立後受到了廣大穆斯林的普遍歡迎，他們給學校贈送了一塊匾,題為“敬教勸學”，以表彰和鼓勵王寬的辦學行為。由於教育經費的籌措十分困難，為了辦學王寬經常典當自己的房屋和衣物。當鋪老闆得知王寬典當物品是為了給教師發工資後，經常不收取費用或“雖微物可質多金”。王寬所創辦的清真寺兩等小學堂被稱為“北京新式學校的搖籃”。北京的回族雖然大多居住在牛街附近，但也有不少穆斯林散居在北京城郊各地，為了便於回族子弟入學，普及穆斯林子女的教育，在王寬的宣導下,北京城郊其他各區的一些清真寺也紛紛興辦清真寺小學。王寬就把設在牛街清真寺的學堂改為清真寺第一兩等學堂，又創辦了第二(三裡河清真寺)、第三(花市清真寺)、第四(教子胡同清真寺)、第五(馬甸清真寺)兩等學堂等，解決了居住分散的回民子弟就近入學問題，受到了其他各城區穆斯林的普遍歡迎。
在王寬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紛紛創辦新式伊斯蘭教學堂。據統計,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全國的中等伊斯蘭教學堂達到八九所,小學堂多達六七百所。上世紀20年代以後，全國各地回族分佈較多的地方興辦的各種普通小學有四五百所，普通中學和師範專科學校有二三十所。其中師範學校除了傳授傳統的經堂教育課程外，還增加了普通教育的學習內容，並且選派了一批留學埃及的學生，培養了龐士謙、馬堅、納忠、劉麟瑞、張秉鐸、馬宏毅等著名的阿訇和教授。
擁護共和，促進回漢和睦
王寬愛國愛教，追求民主進步，接受共和思想。民國建立伊始，陝西前線統帥升允反對共和，負隅西北，詭言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人情，且有害于回民經典，鼓動甘新地區清軍將領出兵勤王。受其指使，陝甘提督馬安良率軍進逼咸陽，西北形勢陡然緊張。民國政府輾轉托人請王寬設法勸說馬安良歸附民國，王寬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從北京發去電報，勸阻同是回族的馬安良停止進軍。電文中說：“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無妨教典。弟以依瑪尼為證，誓諸真宰：共和政體，決無妨害吾教，請勿中奸人謠言之詭計……兄執西北軍機牛耳，處此潮流激蕩、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勳、民族英雄、宗教偉人，只一反掌耳。時機難再，幸勿失之！”馬安良接到電文後，即令部隊撤退，陝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諸軍閥紛紛通電贊成共和。王寬保護共和的功績受到世人稱讚和矚目，他本人也受到孫中山的敬重。
為了喚起廣大回族同胞，回應辛亥革命，王寬和很多回族愛國分子在花市清真寺同宋教仁、蔡元培舉行秘密會議，表示支持孫中山，維護共和，共同振興中華，同時揭露袁世凱的分裂和倒退陰謀。1912年7月7日，王寬和馬鄰翼等回族上層人士在花市清真寺成立中國回教俱進會（後將會址遷到了西單清真寺），馬鄰翼為會長，王寬為副會長。這是中國穆斯林第一個全國性宗教團體，其宗旨是“興教育，固團體，回漢親睦”。王寬為推進民族團結與和睦，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他在《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通告》中說：“漢、滿、蒙、藏，譬猶兄弟，操戈同室，貽笑外人。總宜相親相近，且勿疑忌疑猜。餘各處演說，皆以此言反復言之。實不願釀兄弟鬩牆之禍，而妨礙閭裡之安寧也。”各地回族紛紛響應，相繼成立分會，並開展了許多促進回漢和睦的活動。
1912年8月，孫中山和黃興兩位民主革命的領導人來到北京。王寬與俱進會的主要領導人在東珠市口大街織雲會所禮堂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兩人“一見投契”，孫中山“知阿訇（指王寬）為人忠統，聲聞遠被，故取以大事委之”。1915年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軍政府並致函中國回教俱進會反對袁世凱復辟。1917年孫中山致函王寬，要他聯合西北穆斯林參加“護法運動”，王寬予以積極回應，並編寫《回文白話報》向西北各省及新疆穆斯林宣傳共和，號召全體穆斯林參加革命運動。同時致電西北的一些實力派人物，動員他們配合廣東北伐軍統一全國，走向民主共和。王寬還派了他的學生孫繩武抵達廣州追隨孫中山，並參加護法運動。孫中山因此與王寬結下深厚的友誼，王寬也成為最受中山先生賞識的一位回族人士。（周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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