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仁 
西寧東關清真大寺舉行升掛國旗儀式
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大勝利召開。在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一聲令人振奮的宣告，它吹響了我國邁向美好未來、躋身世界中心的號角，指導各族人民以新思想、新面貌、新氣象跨向新的征程。“新時代”的理念蘊含著對“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迫切追求。另外，在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這一重要論斷，指明了我國今後宗教工作的具體目標和方向，更加清晰地勾畫出了我國宗教文化發展的路徑。
中國，是以華夏文明為背景、以多元一體為格局、以中原地區為中心、歷經數千年的變遷而形成的文化、歷史和地理的概念。它既是歷史，又是現實；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那麼，如何把握“中國”的含義，是理解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內容。“中國化”是返歸歷史，還是著眼當下，是恢復傳統形式，還是弘揚時代精神，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筆者以為，“中國化”應該立足傳統，但不能囿于傳統，要注重傳統，但不能照搬傳統，而是要著眼當下，與時俱進。因此，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化”過程中，應當遵循幾個原則，即時代性、包容性和創新性。個人之見，敬請方家指正。
時代性：
近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盛行儒家文化。儒學在政治、教育、倫理領域曾經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是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原則。然而，自近代“新文化運動”以來，儒家思想逐步失去了其統治地位，不再是中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最高準則，而是落入了傳統學說或文化遺產的行列。儒家思想，無疑是一種博大的文明體系，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自身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點和不足，從而遭到人們的質疑，甚至遭到了批判。例如，儒家的“三從四德”、“無後為大”、“唯女子難養”等等的觀念，已經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因此，新時代的“中國化”，不能是簡單地復興儒學，或者返回封建傳統，而是要著眼于當下的中國人文環境。當下的中國，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已進入了新時代，在共築“中國夢”，全民奔小康的大道上闊步前進。在這樣的人文背景下，宗教的“中國化”不應是反潮流的復古，或者回歸儒家傳統，而是要積極投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洪流，配合國家實現“中國夢”的願景。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化”的目的，就是“要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可畢竟它與我們的時代漸行漸遠。
中國穆斯林在歷史上為了適應當時的人文政治環境，創立了“以儒詮經”的文化調適的學術路子，順應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潮流，為回族伊斯蘭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回族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社會的認同，為主流社會瞭解伊斯蘭和穆斯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以儒詮經”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一個歷史的經驗，一條可選擇的路子，絕不是回族學術文化的定式。在當下的新時代，“以儒詮經”可以當做文化遺產加以研究，當做歷史傳統去瞭解，但絕不能作為普遍的文化範式去堅守。儒家文化中有無數優秀的東西，值得現代社會借鑒，但儒學本身已不可能成為新時代的思想主體。現代回族文化，應該與時代接軌，彰顯時代的風貌，體現時代的氣象，而不應該一昧地回歸儒家學說，從中尋求回族文化的支撐點。再說，新時代的中國主流文化，已經轉向了研究經濟、環保、高科技，關注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讓回族伊斯蘭文化返回傳統的儒學，就勢必造成與社會的脫節，失去“新時代”的特徵。
包容性：
在新時代，我國要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聯合世界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大國的形象和氣度參與國際事務，因而要對各種文化、信仰、制度予以尊重和包容，這是新時代的中國應具備的素質。2016年9月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以及當下召開的“上合組織”會議，都把開放包容列為合作的前提和基礎。
在全球化時代，有自信的大國都不會拒絕開放與包容。既要輸出自己的發展理念，又要借鑒別人的價值觀念，包容是不能缺失的。新時代的中國，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這兩天“上合組織”會議的一條新聞在全國上下變成了熱議的焦點。前方記者十分肯定地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國宴全是清真的。這樣的安排是對多樣文明的尊重”。這就是大國的氣度，具有包容的胸懷和開放的眼界，受到了各國政要的高度贊許。
然而，目前在國內一些地方，基層官員談“清真”變色，“清真泛化”的恐慌讓他們見“清真”就敏感，遇“清真”就嚴查，嚴重傷害了穆斯林群眾的感情，與“上合組織”的精神背道而馳。基層官員的行徑徹底暴露了他們的無知和不自信，唯恐“清真”吞噬了主流的社會價值觀。實際上，“清真”是那樣的簡便和易得，“中國化”的表達是那樣的容易，只要食材清真，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山東的煎餅都能變成“清真食品”。最主要的是，有特殊人群需要它。“清真”既能滿足穆斯林群體的需求，還不影響普通消費者品嘗美味佳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能創造利益的最大化，一舉兩得。據說中國的清真菜肴多達5000多個種類，市場潛力巨大，產業鏈條寬長，而且許多從業者還不是穆斯林。這就是清真產業走俏的原因，絕不是什麼“清真泛化”的“陰謀”。況且，中國清真產品已經具備非常中國化的特色了，它融合了中國飲食文化和地方餐飲習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飲食產品。
我國要跟世界接軌，要推行“一帶一路”的倡議，就必須更加開放，以博大胸懷接納國外通行的一些思想和理念。經濟和文化是互通的，不能抱有經濟開放而文化封閉的心態。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從心理上都有保護自己文化的願望和意識。作為新時代的大國，中國不僅要包容和尊重合作國家的文化，也要包容國內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我國，中國伊斯蘭文化已經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文化“中國化”的過程中，既要紮根中國的文化傳統，還要借鑒世界上新的經驗、思想和理念，不能閉門造車，難以走上全球化的軌道。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穆斯林不能缺席，而與沿線國家“民心相通”的交往中，文化的交融是至關重要的，這就要求中國穆斯林也要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和接納國外一些先進的發展思路和理念。
創新性：
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任何陳舊的觀念和倒退的思想，必將遭到唾棄。在現代社會，不要說墨守成規，就連沒有自主創新，也難獲得生存的機遇。剛剛落幕的“中興事件”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沒有核心技術，就會被人掐死。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而是要靠科技創新造出來的。沒有創新，就會失去競爭力，喪失主動權，失去發展的機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說：“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就是創新能力的競爭。誰能在創新上下先手棋，誰就掌握主動。”因此，創新是新時代的一個主題。
科學技術要創新，思想觀念要創新，同樣，文化傳統也要創新。只有全面創新，國家和民族才能繁榮富強。在全社會創新的大潮中，宗教文化也需要創新，以適應社會的發展。以我國清真寺的建築為例，改革開放以前，基本是中國傳統廟宇式的建築，而隨著改革開放與國門打開，“圓頂式”國外最新的清真寺風格映入了中國穆斯林的眼簾。在黨的宗教開放政策的照耀下，中國穆斯林展開了自主創新，於是就出現了“中阿結合”、“中印結合”、“中土結合”等多種形式的清真寺建築，其中多數為“圓頂式”風格。“圓頂”不是阿拉伯的風格，更不是沙特的風格，它起源於拜占庭時期的東正教，流行於俄羅斯，後來流行於土耳其、中亞、印度等地。20世紀以後，世界各國的大清真寺多採用“圓頂”式風格。中國採用“圓頂式”風格，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我國進入國際化時代的標誌，是中國穆斯林文化創新的實踐。再拿中國穆斯林婦女的服飾來說，三十前的甘青甯穆斯林婦女，身著被改造了的旗袍，頭戴黑色或白色的蓋頭。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國際化程度的加深，西北婦女的服裝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簡單的旗袍發展成接近新潮的款式，與國際時裝接軌；原來色調單一的蓋頭，逐步被五顏六色的紗巾代替。這一變化首先得益於我國憲法的保護，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其次，得益於改革開放。另外，來自于中國穆斯林的自主創新。
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地方官員受網路媒體的誤導，置憲法於不顧，公開抵制穆斯林社會的創新，視其為國外勢力的滲透和逆中國化的表現。殊不知，清真寺和婦女服飾是中國穆斯林的基本需求，上千年來都有這兩方面的要求。至於二者的形式，則不斷發生變化，體現了中國穆斯林的智力創造和創新能力。將來的清真寺和服飾，其形式還會有更大的發展和變化。當下，一些地方要求清真寺在形式上要返回古典的風格，視其為標準的“中國化”標誌。可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是現代化的國家，建築風格早已現代化、國際化了，“鳥巢”和“東方明珠”是代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已不見傳統的影子。在這樣的新時代，強行讓清真寺返回傳統，有悖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創新理念。一些地方將穆斯林婦女的頭飾固定為某一種模式，視創新為叛逆和異端。殊不知，中國婦女的服飾，憲法賦予了改革和創新的權利。實際上，當下中國穆斯林的服飾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具有了中國化的內涵。例如，中國的刺繡藝術、串珠工藝都融進了中國紗巾的設計和製作中。因此，社會上流行的五彩繽紛的紗巾不是什麼“沙化”、“阿化”的結果，而是中國穆斯林創新發展的成果。事物在變化，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對發展和創新，誰也沒有必要心生驚慌和恐懼。
結語：
“中國化”在於政治的認同、文化的認同、地域的認同，歸根結底就是思想的認同。外在的形式的統一，只是表面的相稱，不足以凝聚內心的認知，因而不必強求。中國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短期的政績。穆斯林自踏上中國的國土，就開始了他們漫長的中國化之路，時至今日依然在進行。中國化是自願奉行的選擇，不是強行改造的措施，不能用行政的命令強推。文化的差異，應當客觀看待，要尊重文化自身的特點，不應上綱上線，否則，文化的小差異就會變成政治的大問題。在新時代，伊斯蘭文化的中國化，除了紮根傳統以外，更應當堅持“時代性”、“包容性”和“創新性”三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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