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紀在中國,追尋中國穆斯林的風采與光榮

中國伊斯蘭的傳統精髓在於,先哲們在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融匯當中尋得了一條相處共榮之道,它既不妨害信仰的本質,亦能滿足世俗的人情需求,實乃因地制宜的偉大創建。隨著思想的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如聖紀、爾麥裡、知感經等這一闡釋途徑遭到質疑,中國穆斯林一千多年來的實踐傳統面臨被解構的衝擊。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一命題的當代意義。

中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中國穆斯林先輩深刻認識傳統禮儀的意蘊,早就明曉了詩歌“興觀群怨”的社會聚合功用,遂將伊斯蘭固有的讚頌詩經與中國典雅的意象結合起來,伴隨著起伏的腔調和直入骨髓的聽覺衝擊,民眾在一聲聲此起彼伏的贊念過程中感悟著心靈的濕潤和澄澈,贊念的儀式感和聚合力凝聚著整個群體的向心力。這種特殊的禮儀成為了中國穆斯林特有的文化風景,以及穆斯林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傳統文化。

如果說當前中國的大地上還遺存有詩歌神聖的教化和啟迪功能的話,那一定是在日出日落之際,自千千萬萬穆斯林的心靈裡響徹而起的高高低低的讚頌之音。他們總是思考為何“念禮齋課朝”以“念”為先,答案其實自在人心!他們以信仰為核心,文化為形式,充分發揮其在現代社會中團結協作的精神,對於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現實意義。

教門的根基在於禮儀,民族的根基在於文化。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必然有它的文化,它的傳統,從來沒有一個民族與國家可以沒有自己的文化與傳統,平地拔起,憑空產生。中國穆斯林是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集大成者,如果中國穆斯林在前行過程中沒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傳統文化來作為認同歸宿,價值基礎與緩衝帶的話,必然是一場災難,甚至浩劫。

傳統與現代本不是水火不容的矛盾,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尊傳統並非守舊,在各自傳統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改革開放以來,卻恰恰是一步步否定甚至異端化了這片土地上穆斯林固有的文化傳統,其後果之可怕不言而喻。缺乏了制約的激進與功利猶如脫韁野馬一樣不可收拾,整個民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狂熱與浮躁。時下,在官方的引導下,中國穆斯林再次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可謂不得已而為之。

中國化,不可怕,回族穆斯林就是中國化的經典案例,伊斯蘭中國化發軔於一千四百年來兩大文明交流融匯的進程,中國穆斯林無疑是兩大文明母體結合孕育出的赤誠之子,我們當引以為傲。中國穆斯林自古秉持中庸之道,從來都是“古為今用”、“儒為回用”,從明清回儒先賢到當今穆斯林學者,大多以中國的人、中國的社會現象、中國的國情為研究物件,在繼承伊斯蘭核心思想遺產,總結中國經驗和吸收其他文明思想的基礎上,採用合理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宗教理論,用以指導中國穆斯林的實踐,解決伊斯蘭在中國的現實問題

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穆斯林之為中國人的全部信仰、傳統、道德、文明、禮儀以及千年來立於天地之際的風采、氣象和神韻都彙聚在傳統的兩節、聖紀、爾麥裡和知感經當中,僅僅從信仰純潔與否的角度被批判、被遺棄,未免狹隘和偏執。

所幸,中國穆斯林一方面吸收輸入中華文明之學說,一方面不忘信仰根本之地位”,依然堅信:“學問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中華文明開出新生命。這是所有中國穆斯林的責任,更是所有當今穆斯林學人的責任,也是我們的使命。

而這,也正是我們之所以紀念穆聖活動的原因。

或許乍一看來,我們今日所做的聖紀,聖會,爾麥裡,大都看似“一場吃喝”,看似“無用”,但這些貌似的“無用”恰恰是最神聖、最高尊貴的精神價值。“無用之用”方有大用,精神價值永遠高於實用價值,它能滿足人普通人的心靈的需要,能夠注入他們的信仰的氣息

一個沒有精神家園的生命、一顆缺少精神價值的心靈,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就不可能有對他人真正的關切,不可能對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不可能對人類或民族的使命與命運有所擔當,不可能有對蒼生的悲憫,更不可能理解人類的目的、夢想和苦難。

所幸,中國穆斯林一生都在這樣感恩和紀念當中度過,用中國人特有的方式踐行伊斯蘭的人道和天道。

值此聖紀月份,在我們紀念穆聖的同時,更應當學習他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情懷,就像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昭示的那樣,中國的未來,一定會重新回到它既有的道路上來,繼續他未完成的使命。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中國穆斯林會用他特有的知感與讚頌,一起等待一陽來複,貞下起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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