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為歐洲播下文明復興的種子

當歐洲籠罩於基督教的黑暗之時,以伊斯蘭為特徵的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對於這種文明的地位,權威的科學史學家的評價是,縱向來看,它在人類歷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臘、羅馬)啟後(文藝復興)的作用;橫向來看,東、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威爾斯(H.G.Wells,1866~1946年)寫到:“由希臘人開創的對資料的系統性的積累,因傘族人(閃米特人,此處指阿拉伯人——筆者注)令人震驚的復興而得以繼續。亞里斯多德和亞歷山大博物館的種子久已沉睡,失去生機且被遺忘,如今開始開花結果了。”(《世界簡史》)

而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則寫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創立了一種與以往的許多文化有著很大差異的新興文明。由於他們良好的政策,使許多民族接受了他們的宗教、語言和文化,連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們情願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傳統習慣和建築藝術……”

瞭解一些科學史的人都知道,歷史上西方學者曾廣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於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文化,許多科學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語撰寫的,帝國在此期間也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因此,前西德歷史學家赫伯特·格特沙爾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蘭教》一書中寫到:“全世界都感謝阿拉伯語在傳播中世紀高度發展的阿拉伯科學知識方面所帶來的媒體作用……如果沒有阿拉伯語這個媒介,得到這些知識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說無論如何也不會瞭解得那麼早。”

歷史學家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我們把那些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人視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僅僅局限於阿拉伯半島,那麼在中世紀的第一個篇章裡,就人類進步而言,沒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貢獻堪與他們相比。除了遠東之外,數個世紀以來阿拉伯語在整個文明世界作為學術、文化和知識進步的語言。”

作者羅伯特·伯瑞弗爾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構建人性》中則更加明確地說:“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現代的歐洲文明就根本不會出現,這是極其可能的;絕對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他們,歐洲便不會扮演那麼一種超越所有先前進步階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與摩爾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藝復興才得以發生。正是西班牙而非義大利,成為歐洲再生的搖籃……”

居斯塔夫·勒朋還旗幟鮮明地指出:“十字軍戰爭不是導致學術進入歐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過西班牙、西西里和義大利。”

《西班牙的摩爾人》的作者、英國人斯坦利·萊恩普爾(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年)說:“西班牙在穆斯林統治下的近8個世紀裡,發展成為整個歐洲文明的光輝典範——當歐洲其它地方呈現蕭條的時候,這個國度的藝術、文學與科學一片繁榮。來自法國、德國與英國的求學者聚集在這裡,汲取這些流淌在摩爾人的城市裡的知識的甘泉。”歷史上,在西班牙科爾多瓦、塞維利亞與格拉納達的高等學府裡,雲集著為數眾多的基督徒與猶太學生,他們如饑似渴地向穆斯林學者學習科學,然後又把所學到的知識在歐洲播散。

以下引用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二世寫給西班牙哈裡發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請求哈裡發允許他派遣王族成員前往科爾多瓦大學學習。

 “喬治二世——英國、高盧、瑞典及挪威的國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國王哈裡發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們已經獲悉,貴國之科學、知識、技術與製造業甚為發達,故,鑒於我們的國家在此類方面之匱乏,及全然處於愚昧無知,我們希望獲得良機,以使我們的青年人受益於貴方之成就。

我們期盼這種良機可以讓我們跟隨你們的腳步前進,並以知識照亮我們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國貴族女子,希望受惠於你們的學術機構(科爾多瓦大學——筆者注)。對您特許給予我們機會以實現我們的目標致以敬意。

年輕的公主將為陛下晉獻一份禮物。您若能夠收下我們將倍感榮幸。

落款:您順從的僕人——喬治”

西班牙穆斯林創建的大學也是後來一些歐洲早期的大學的模範,例如阿方索八世於西元1208年建立的帕倫西亞大學與弗雷德里克二世於西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學。

儘管基督教世界翻譯穆斯林的科學著作在諸如巴塞羅納、里昂或圖盧茲等地都有進行,但是佔據首要位置的無疑是西班牙的托萊多。這座從西元8世紀至11世紀下半葉的3~4百年之間由阿拉伯或摩爾穆斯林治理的城市,開始成為整個歐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聲望尤其是在翻譯工作大規模開展的12世紀以來,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在托萊多被譯成拉丁語的穆斯林科學著作,至少應該有幾百部以上或者更多。事實上,歐洲也因此而湧現出諸如桑塔拉的休(Hughof 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納的傑拉德(Gerardof 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爾德(Adelard,1075~1160年)、羅傑·貝肯(Roger Bacon,1214~1292年),以及賈斯特的羅伯特(Robertof Chester,成名於西元1145年)和荷爾曼等著名的翻譯家。這些翻譯家來自歐洲各地,他們雲集於此,如饑似渴地從事科學著作的翻譯工作[在那些翻譯家來到托萊多之前不久,那裡甚至還出現了後來成為羅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 Aurillac,西元945~1003年,即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II,任職999~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這些翻譯家,它寫到:“12、13世紀,這裡的翻譯家有猶太人、西班牙人和歐洲各地的外國學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來到托萊多的目的只有一個——盡一切可能獲取穆斯林的科學知識。

事實上,自西元12世紀阿拉伯帝國學者的著作(和希臘、羅馬著作的阿拉伯語譯本)被大批譯成拉丁語及其它歐洲語言以來,歐洲各大學將它們作為教科書長達幾個世紀。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所謂的歐洲的“復興”,又何嘗不是穆斯林科學的傳承。

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承前啟後,獨步中古。如果將《構建人性》加以引申,人們就會明確無誤地看到,彼時其科學技術與文化水準代表當時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在科學上多有建樹,而且正是通過廣大科學家與學者的創造性勞動,古代印度、希臘、波斯的科學巨著得以矯正並保存。

歐洲文藝復興的大師們從阿拉伯語書寫的科學巨著開始,點燃了復興的火炬。如果沒有崇尚科學的穆斯林的辛勤勞動,今天就不會有人看到歐幾裡德的《幾何原本》了;因為中世紀籠罩在歐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幾乎摧毀了一切古代希臘的科學文化典籍,儘管衰敗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隻語。不要輕視阿拉伯帝國科學的作用——當苟延殘喘的拜占廷帝國幾乎完全隔絕歐洲通向東方的道路之時,中國的“四大發明”是經由當時在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影響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區,傳往整個義大利乃至歐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學基礎的文藝復興,正是始於歐洲的這些地方。

對此,《伊斯蘭的遺產》有所佐證。該書寫到:“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這樣講,伊斯蘭(醫學與)科學映射著希臘的光芒,當希臘科學的白晝流逝,伊斯蘭(醫學與)科學的光輝猶如月亮,照耀著中世紀歐洲最黑暗的夜晚……因為伊斯蘭(醫學與)科學指引或引導了那場偉大的運動(文藝復興),所以我們有理由宣稱這種文明依然與我們同在。”

但是,更有一些史學家力圖歪曲史實,公然宣稱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只不過是希臘、羅馬文化的一點餘光。”其實,這種蓄意抹殺阿拉伯帝國的科學地位與成就的鼓噪,不是出於無知,就是緣於偏見,並且以後一種可能性最大。而事實是足以勝過詭辯的。

 諸如奧托·紐格堡(OttoNeugebauer,1899~1990年,奧地利)與德拉姆伯瑞(Delambre,1749~1822年,法國)之類所謂的學者甚至走的更遠。例如在他們的報告裡,伊斯蘭天文學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儘管那時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樣俯瞰著大地,然而穆斯林好像從來不曾凝視過星空。而皮埃爾·杜希姆(Pierre Duhem,1861~1916年,法國)的態度則可謂是滑稽可笑了。按著他的邏輯,中世紀的穆斯林在天文學方面同時身兼兩重身份——一是瘋狂焚燒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紀)書稿的暴徒,二是毫無建樹地模仿希臘科學的抄寫員。可是,一個抄寫員如何能夠眷抄一部已經投進烈焰的書稿?這就好比讓皮埃爾·杜希姆先生用自己的腳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樣困難。前文對穆斯林焚毀亞力山大圖書館謊言的戳穿,已足以令皮埃爾·杜希姆之類的“偽術士”在天真的讀者面前被徹底揭去偽裝的面皮。

此類荒唐的邏輯也不乏追隨者,他們甚至企圖使人類的天文學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這一步蛙跳幾乎有1500年的距離。先後擔任國英國歐文學院與曼徹斯特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湯瑪斯·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年)說:“看到還有人相信,一個人能夠從伯裡克利或奧古斯都時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十四時代,這實在令人痛心……從頭開始固然好,但是我們根本不能隨意在某個時候停下來,跳躍過數百年,然後重新開始。”

約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年)在《歐洲知識發展史》一書中仗義執言說到:“歐洲文獻故意系統性地抹殺穆斯林的科學成就,對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憤。但是我肯定,他們再也不會繼續被隱瞞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敵視與民族自負基礎上的偏見永遠都不會長久。”

貝特朗·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也在《西方哲學史》中批駁說:“對於我們來說,似乎只有西歐文明才是文明,這是狹隘的偏見。” 在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的《科學史導引》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一些榮耀的名字足以讓人們想起,在西方是沒有同時代的人物能夠與這些名字相匹敵的……加長由這些名字組成的豪華的名單也並不是困難的。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中世紀的科學沒有什麼進步,那麼就把這些名字讀給他聽,他們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長的時期內——西元750~110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讓我們回味一下喬治·薩頓的一句話的含義吧——“一個自以為是和虛偽的哲學家不可能理解伊斯蘭的智慧,同樣也應受到譴責。”

希提寫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區、波斯和埃及的國土後,阿拉伯人不僅佔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區,而且佔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發祥地。沙漠的居民成為那些古老文化的繼承者,淵源於希臘-羅馬時代、波斯時代、法老時代和亞述-巴比倫時代的那些歷史悠久的傳統,也由他們繼承下來……這些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在他們所管轄的人民的合作和幫助之下,開始消化、採用和複製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學遺產……他們是征服者成為被征服者的俘虜的另一個例證。”作為人類文化遺產鏈條的重要一環,可見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在包容性與多元性上堪稱典範。他進一步寫到:“在整個哈裡發政府時代,敘利亞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為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他們自始至終舉著教學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從另一種意義來說,這種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區古代閃族文化邏輯的繼續……”

約翰·威廉·德雷珀還對伊斯蘭科學的寬容加以讚揚,他指出:“在哈裡發時期,學識淵博的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不僅受到應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智慧宮”中的著名翻譯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歐洲人稱之為Joannitius,兼翻譯家與數學家)就是一名基督徒。這種做法與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瘋狂毀滅科學,殘酷迫害追求知識的學者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前文引用的文獻作者皆為研究歷史或科學史的著名學者。另外,也有一些“大眾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願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學無術、胡說八道。

《自然辯證法》一書指出:“古代留傳下歐幾裡德幾何學和托勒密太陽系;阿拉伯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數字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麼也沒有留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對科學史的評價。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抓住時機》中說:“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的時候,伊斯蘭文明正經歷著它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領域的關鍵性進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到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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