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歌 
伊斯蘭初期的一些首創性學科，對後來許多學科和知識的開發和繁榮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的一個顯學便是聖訓學。
聖訓即先知的語言、行為、屬性及先知所預設的言行。實際上，對聖訓的收集和整理可追溯到先知時代。
為避免人們把古蘭經與聖訓混淆起來，先知初期禁止聖門弟子記錄聖訓，後來又允許記錄，而聖訓的口頭傳述卻從未中斷。由於古蘭經指示穆斯林學習和仿效先知，先知去世後穆斯林遇到許多新的難題，在一些問題的看法出現了分歧，如對先知繼承人問題、對某段古蘭經的不同解釋、在古蘭經中沒有發現對某一律例的斷法，等等，所以對聖訓的重視也就理所當然。
這一現實促使部分聖門弟子致力聖訓的研究、背記和傳述，其中比較突出的聖門弟子有四大哈裡發（艾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和阿裡）、聖妻阿伊莎、阿卜杜拉·本·歐麥爾、阿卜杜拉·本·阿巴斯、艾布·胡萊勒、阿卜杜拉·本·麥斯歐德、艾奈斯·本·馬力克等人。
而且，一些聖門弟子，如艾布·艾尤布·安薩勒、阿卜杜拉·本·阿慕爾等在先知生前一直在記錄聖訓，先知未禁止他們。
在他們之後，部分再傳弟子如罕馬姆·本.穆南比西、艾布·祖白爾·曼基、伊本·西哈布丁·祖赫裡等又步其後塵，之後相繼出現了聖訓集著作，如馬力克的《穆宛塔》、伊本·罕百里的《穆斯奈德》以及奧紮儀、紹里等再傳弟子的聖訓集著述。
系統、嚴謹的聖訓收集、考證和輯錄工作始于再傳弟子、哈裡發歐麥爾·本·阿布杜·阿齊茲命令收集聖訓之時。這時期考證和輯錄聖訓方面最為傑出的兩位學者是布哈里和穆斯林，其次是提爾米基、艾布·達伍德、奈薩儀、伊本·馬哲等人。
再後來，聖訓的整理、輯錄、考證和研究工作成了伊斯蘭文化的一種時尚。幾乎每個時代，都有一些著名的聖訓學家，他們不是簡單地去收集聖訓文字，而且對聖訓的傳述系統（傳述世系）、聖訓正文的內容予以縝密、客觀而公正的考證和研究，然後才把它們寫進自己的聖訓集中。
一些對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對聖訓學不求甚解的人以為，先知生前禁止記錄聖訓，直到先知去世三百年後才有布哈裡等人開始收集聖訓。他們還說布哈裡對聖訓的考證只要傳述人虔誠即可，以此對聖訓的可靠性提出質疑。
從聖訓輯錄史我們知道，先知只是在前期禁止記錄聖訓，恐怕人們把聖訓與古蘭經混同起來，後期又允許了，而並非一禁到底。
阿卜杜拉·本·阿慕爾等聖門弟子一直記錄聖訓的事實足以證明這一點。先知去世前古蘭經降示完備，先知去世後第一位哈裡發艾布·伯克爾下令將古蘭經彙集成冊，聖訓與古蘭經混同的擔心便不復存在，聖門弟子們對聖訓的背記和記錄蔚然成風。
可見，聖訓的收集和輯錄並非在先知去世三百年後才開始，而是在先知生前就開始了，而且歷經聖門弟子、再傳弟子、三傳弟子時代及以後的時代。
布哈里等伊瑪目並非是聖訓的最早收集者，他們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又予以嚴密、科學的考證和研究，去偽存真，大浪淘沙，推出系統的、經過嚴密考證的聖訓。換言之，布哈裡等學者的工作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在聖門弟子、再傳弟子、三傳弟子及後來的學者成果之上的進一步篩選與考證。
可以說，聖訓的收集與輯錄，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從先知、聖門弟子時代到布哈裡乃至後來的時代，從未間斷。
關於聖訓的考證方面，布哈里也從未說過他考證聖訓的唯一標準是“傳述人虔誠”，而是像許多聖訓學家一樣，不僅把傳述人的操守、準確性、傳述人之間的連續性等作為傳述系統正確的標準，而且把不違背古蘭經和伊斯蘭原則、不違背正常理性、不違背先知的語言風格等作為聖訓正文正確的標準。
聖訓學家對聖訓的研究與考證方法，為穆斯林學術乃至世界學術提供了最為科學、客觀的方法論。它不是簡單地去看某個消息的內容是否是我們所喜歡的，或是符合理性和事實的，而是首先對消息的發出者予以考證：他們有無說謊的可能性，他們對消息的掌握是否準確和全面，他們有無對該消息的傾向性或敵對性，然後再考證消息本身是否符合人們的正常思維和客觀實在。
縱觀新聞的傾向性已是公開的秘密的西方媒體，我們不難認識到聖訓學家方法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
正是這種科學的方法論，推動了穆斯林世界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乃至天文學、醫學等學科的發展與繁榮，使伊斯蘭思想史出現了伊本·魯世德那樣的法學家、醫學家和哲學家，伊本·赫爾東那樣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哲學家。
---------
文章來源：微信平臺“瀚歌”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