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方 （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根據香港年報（Hong Kong Yearbook）的資料統計，自2010-2016年，香港的穆斯林人口同比增加了8萬多，當中華裔穆斯林增加了1萬多，印尼穆斯林增加了3萬多。在香港的印尼穆斯林的具體人口數字分別為12萬（2010年），12萬（2011年），14萬（2012年），15萬（2013），15萬（2014），15萬（2015），15萬（2016）。印尼穆斯林的增加主要是來自於香港本地家庭對印尼家庭傭工的需求增加。因此，現時印尼穆斯林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穆斯林族裔群體，其中人口主要為女性，職業為家庭傭工（domestic helper）。然而，印尼家庭傭工作為目前香港本地最大的穆斯林群體，所受的關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此前學術界關於菲律賓女性家庭傭工的探討比較多，但是對印尼女性家庭傭工的研究見刊則並不多。
香港外籍家庭傭工（以下簡稱外傭）是指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他們占香港人口達3%，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2005年，香港共有223,394名外籍家庭傭工，其中53.11%來自菲律賓，43.15%來自印尼，2.05%來自泰國。[1]到2013年12月31日，外傭人數增至320,988人，其中46%來自印尼，51%來自菲律賓。[2]在香港政府中文官方檔中，外籍家庭傭工被稱為“家庭傭工”；[3]在英語官方檔中，政府會用“Foreign domestic helper”（即是外國籍家務助理）來指稱他們。[4]香港15萬印傭與自己的雇主朝夕相處，是本地家庭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員，她們照顧小朋友和長者，做飯、熨燙衣服、打掃衛生，但是她們對普通香港人卻可算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外籍家庭傭工的出現是世界財富和資源配置不均的結果，因為香港和這些外傭輸出國之間經濟收入的差距，使得她們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異地打工賺錢養家。很多在港工作的外傭也都是為了讓子女和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才隻身來香港打工。 “一帶一路”戰略（BRI）沿線涉及64個國家中，印尼是其中10個東亞國家中面積最大，28個穆斯林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具有獨特的地緣、政治、宗教和人口文化方面的獨特性。在二戰之後，印尼國內人口迅速增長，可耕地的開墾業已達到極限，進一步提高土地生產力的可能性也不高，同時還要面臨土壤流失這樣的現實問題。經濟危機又促使原先在種植園工作的人們回到鄉村，因而又進一步加劇土地緊缺的問題，所以對外輸出勞動力成為其解決國內經濟危機的手段之一。最近十多年印尼對外輸出的勞工，以女工占多，他們多散居於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中東地區。外傭輸入香港的歷史可以上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第一批菲傭輸入香港；90年代以後印尼政府也開始仿效菲律賓對外輸出外傭，使得香港本地的外傭漸趨多元化。印尼外傭的女性人口比例也由1996年的0.7%逐步遞增至2011年的3.6%。2000年以後，來自印尼的家庭傭工已成為香港外籍家傭的主力軍。
銅鑼灣一般為印傭每逢星期假日聚會的中樞，印傭選擇在這一帶聚會主要是因為銅鑼灣的糖街是印傭匯錢，郵寄服務的集中地；銅鑼灣商業大廈裡面的商鋪也主要服務于印傭；在旁邊的邊寧頓街附近還有一些印尼餐廳和賣印尼傳統服飾的小店；同時，印尼領事館也位於銅鑼灣的禮頓道。有些外傭會參加“興趣班”，學習一些技能技藝，比如拉小提琴、電腦、按摩、化妝、理髮等，希望日後回國之後能有一技之長謀生，而她們最經常聚集的還是貨幣兌換店和販賣電話卡的店鋪，這也是維繫她們和自己家人聯絡的最重要的管道。不同于菲傭講英文，香港的印尼女傭一般能講比較流利的粵語，如果曾經在新加坡有過工作經驗也可以講一些普通話。香港的印傭來自不同的生長背景，或城市，或鄉下，她們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盡相同，因此她們對香港的工作適應程度也不盡相同。這些在香港的印傭一般都為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要食清真的飲食，喜歡在食物中加入不同的香料和大量的辣椒。作為穆斯林，她們一天要按時於日出前、正午後、日偏西至日落前、日落後、晚間禮拜五次；每年的伊斯蘭教曆9月為齋戒月。當齋戒月結束之後，她們又會聚集在一起慶祝開齋節，一般這個時候維多利亞公園都會有盛大的開齋節會禮。
對於參加休息日聚會的印傭，聊以慰藉她們鄉愁的正是這些同在異鄉打拼的姐妹和來自家鄉的美食。朋友之間的關懷可以安慰在外漂泊打工遠離家人的孤寂，來自家鄉的美食則可以使身處異鄉的印傭感受到家鄉的味道，仿佛自己未曾離開家鄉和家人。在印傭的聚會中，椰香彩薯蓉和椰汁千層糕是最經常出現的兩種甜品，它們主要使用印尼人最喜食用的番薯、斑蘭葉、糯米粉和木薯粉製作而成。此外，印傭聚會中經常出現的小食還有豆餅，又名丹貝（tempeh），這是印尼傳統的黃豆製品；以及用木薯為原料製作的蝦片；印傭用印尼醬油加剁碎辣椒製作的甜辣醬也很常見；各式油炸小吃亦深受印傭歡迎。一般而言，族群認同的維持有賴由族群所獨有的文化元素加以支援,才不會被其他族群所同化。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族群食物”。所謂“族群食物”是由特定族群所建構和確認的食品種類。香港的印傭群體就是如此，這些被確認並賦予意義的家鄉味道，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文化建構過程中的符號性產物，這些食物可能在她們的家鄉微不足道，但是這些源自於家鄉的食物承載的是遠離家鄉的印傭對自己故鄉的思念，這些食物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族群認同符號。因此，一套獨特的飲食方式足以為香港的印傭群體提供族群認同的文化資本，成為這些群體族群認同的重要元素。再者，在一個飲食場所可能會聚集一批固定的食客，這些固定的飲食群體也會進一步使得提供這種餐飲食品的場所成為族群認同的方式與管道。
在印尼國內，這些家庭傭工一直被普遍稱為“外匯英雄”。自1980年代初石油繁榮時代結束以來，勞動力輸出已成為印尼主要的外匯交易收入之一，印尼政府也積極推動勞務輸出作為國家失業和貧困的解決方案。對於這些勞動力輸入國而言，他們的市場定位是更需要薪水較低和性格溫順的工人，印尼的女性勞工正迎合了這個市場需要。這些印尼家庭女傭離鄉別井，與雇主生活在同一屋簷之下，只有在休息日的聚會才能做回自己，與自己的姐妹一同分享生活和工作的各種艱辛，品嘗難得的家鄉味道，聊以慰藉遠離家鄉的思鄉情緒。對她們的香港雇主而言，這些與自己並未有血緣親緣關係，而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印傭，她們既熟悉又陌生，他們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相對于普通香港人狹窄的生活空間，這種雇主與雇傭同居一室，其中的各種滋味只有自己才能體味。而這種從家內延續到家外的多元共生的獨特文化，造就了香港特有的城市魅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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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try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中心. 2006年11月。（2018/5/8查閱）
[2] 香港入境事務處 2013年年報第1章。
https://www.immd.gov.hk/publications/a_report_2013/tc/ch1/index.html#c6 2018/5/10查閱。
[3] 從香港以外地區聘用家庭傭工的僱傭合約，入境處. 2007年2月14日（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年3月18日）。
[4] Importation of Labou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香港勞工處，2007年6月5日。（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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