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注：本文作者為巴勒斯坦女學者阿比爾•艾爾瑪斯裡（Abier Almasri），系“人權觀察”組織助理研究員。今年31歲的她，終於衝破以色列政府重重阻礙首次走出國門，短暫地體驗了所謂自由。】
加沙是我的家鄉，我生於此，長於此，我的一生，都在這裡度過。
我父親是一名足球教練，他曾有幸與球隊一起造訪過其他國家與地區，從他所講述的故事中，我第一次產生了走出去看看世界的想法。
然而，在我終於有能力去認識世界時，以色列卻關閉了我們通往世界的大門。2007年，以色列政府封鎖了加沙地區的海陸空領域。
多年以後，31歲的我，終於有機會短暫地離開這個監獄。
我就職於一家全球著名的國際人權組織，但我每次因公出行都要費勁周折得到以色列政府許可，有時候，等候期甚至長達數月，譬如參加安保及培訓課程或講座會談，甚至去拜訪我那些位於拉馬拉或者耶路撒冷地區的同事，都要取得以色列政府的許可，至於出國，更是癡心妄想。
當我得知我有機會前往紐約參與一項研究活動時，我很激動。可是，僅僅為了取得加沙地區的出入許可，我就遭遇了重重困難，直到1月28日，我才接到了一個陌生來電，來電者自稱巴勒斯坦當局民政部門職員，他告訴我，我的出行申請已經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我必須在兩天之內出發。
震驚之餘，更多的是緊張。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離開加沙，出發前那一晚，我徹夜難眠。根據以色列政府規定，巴勒斯坦人在離開加沙前不允許攜帶電腦、食物 、牙刷等日用品。
令我如此緊張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以色列政府的不守規矩。我認識的不少優秀學子在取得國外獎學金之後卻因為以色列政府的阻撓而無法繼續深造，以色列甚至會阻止病患者前往其他地區求醫，因此，我很清楚，不到最後一刻，我的行程都是一個巨大的問好，我不知道以色列是否會對我加以阻撓。
相關部門通知我，司機會在早上6點來接我。無眠的我摸黑在門口等待，當我看到車時，我微微一笑，然後情不自禁地落淚，那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感覺——在那一刻，我仿似嘗到了短暫的自由。
我們穿過埃雷茲哨崗、穿越以色列、穿越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地區，通過阿倫比橋口岸進入了約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巨大的綠地和高高的大樹。經過耶路撒冷舊城時，我看到了圓頂清真寺，可遺憾的是，我並沒有取得去清真寺禮拜的許可，我只好在車裡遠遠拍了幾張照。
我的加沙與約旦首都距離不足160公里，可是我們卻走了整整12個小時。當天下午6點，我們終於平安抵達了安曼，筋疲力盡，卻按捺不住地快樂。
我打了輛車，開著窗前往酒店，那種感覺就好象假釋出獄的囚犯一般，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傍晚的街頭閃耀著各種霓虹燈，而此時的家鄉，已是一片漆黑。我漫步在安曼街頭，不停地拍照，對著手機鏡頭喃喃自語，傾訴著自由的感覺，我想讓我的家人朋友與我共用這短暫的歡樂。
一周以後，我拿到了美國簽證，登上了前往紐約的飛機。
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離開加沙的前幾天，我都會在半夜爬起來給我的手機充電，因為在加沙，每過幾個小時，我們都會經歷一次斷電。在前往紐約的飛機上，我不得不厚著臉皮問空乘人員怎麼用小桌板、怎麼找廁所。
上周，紐約下了一場雪，我當時的欣喜若狂或許無人能敵。那可是我第一次看到雪，我在雪地縱情奔跑、玩耍。當然，慢慢我也習慣了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每一天，我都驕傲地乘地鐵往返於曼哈頓和布魯克林，會議快結束時，我的同事們先離我而去，我感到一絲絲悲傷，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與他們再見面。他們對我說明年見，我只能希望後會有期。
家鄉的親朋好友們總在問我加沙外面的生活怎麼樣，我沒辦法回答他們。
紐約的高樓大廈24小時都會燈光閃爍，而我的家鄉每天的電力供應只有4-6小時，我該如何告訴他們加沙以外是什麼樣子？
離開加沙後，我再也聽不到發電機以與以色列無人機的轟鳴聲，我再也不用擔心以色列軍隊發起突襲，我該如何告訴他們加沙以外是什麼樣子？
在這裡，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坐公車、坐火車甚至坐飛機，不用提前申請旅行許可，我該如何告訴他們，加沙以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知道，相比我的同胞，我是幸運的。70%的巴勒斯坦人純粹依靠人道主義救援過活，其中絕大部分源自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處。
然而，為了脅迫巴勒斯坦當局加入美國主導的巴以和談，特朗普政權此前已經決定暫緩發放這一專案相關經費。
我有幸完成了大學學業，在這樣一個男子失業率40%、女子失業率高達70%的地區，我有幸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父親，我的姐姐也有工作，我們全家人幾乎沒有遭受過以色列軍方的暴力打擊或惡意騷擾，我們的房子也沒有遭到以色列炮彈的轟擊，的確，我很幸運。
我很清楚，如果沒有“人權觀察”這個國際性組織的説明，我不可能走出國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這個月底，我又要穿過以色列政府一道道關卡返回加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機會走出去。
或許，若我從未見證過普通人的自由生活，我也不會如此嚮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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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哈雅譯自《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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