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歌：把握中正

有人以為，只要有確鑿證據的支持，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去執行，不管他人的感受如何，也不管是否會引起強烈反對。他們振振有詞，聖訓曰：“不怕苦辣，說出真理。”

於是乎，他們在公開場合說，主麻之後的晌禮是異端，應該放棄；丟棄的拜功，不可還補，還補是異端；抹襪子（而不是皮襪）是允許的，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抹；禮拜後張手做杜阿沒證據，理應放棄，等等。說了這些，還不過癮，又加上一句：如果有人問，你們就說是我某某人說的！

這種“只要是對的就要說、就要做”的做法，果真是教門嗎？果真是一些人所自稱的“中正”嗎？我們只能遺憾地說：非也！

這些說法，就其證據而言，固然無可非議，而且你也不妨堅持自己的觀點：它們強於其他做法。但問題是，它們歷來是學者們之間頗有分歧的問題，而且數百年來分歧依舊，沒有達成一致的跡象。那麼，明智的做法是求同存異，順其自然。

雖然我們可以說它們是細枝末節，無關大局，但恰恰是對此類問題的疏忽大意，往往會造成“翻船”的後果。何況經過許多教條主義不厭其煩的炒作，它們變得異常敏感，儼然成為區分“敵我關係”的分水嶺，成為動輒給人冠以“瓦哈比派”的口實。

一個人到另一個派別的寺做禮拜時三抬手，被暴打一頓；一個伊瑪目在一個清真寺齋月領“維特爾”拜時，由於採用群眾不熟悉的方式而被解聘走人，等等，都是“只要對就要去說、去做”帶來的悲劇。

我們當然可以批判一些群眾無知，但我們的“方式無知”遇上他們的“知識無知”，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出。而且，我們錯誤在前，他們錯誤在後。這就是“細節決定成敗”在教門中的反應。

有人會說，先知不是說“凡是異端都是迷誤，凡是迷誤都入火獄”嗎？先知不是指出世界最後時段復活聖行的報酬嗎？古蘭經不是讚美那些“不怕責備”的人嗎？那麼，你們是怕人，還是怕主？

是的，沒錯。但我們應該清楚，那是在不存在會引發更大矛盾、會產生更大危害的情況下理應採取的立場，否則，先知所採取的是另一種立場。比如，先知本來打算重建天房，但考慮到古萊氏人剛剛接受伊斯蘭，恐怕一時接受不了，就放棄了這個打算，到了奧斯曼時代才實現了先知的這個願望，因為此時已不存在古萊氏人想不通的問題。又如，先知為了長遠利益，在侯岱比亞協約中做出匪夷所思的妥協和讓步，哪怕聖門弟子們一時不理解、甚至拒絕先知要他們開戒的命令，後來在聖妻烏姆·賽萊瑪建議下，先知帶頭開戒，於是聖門弟子們才跟著開戒。是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的典範。

謝赫伊本·泰米葉據此推出，一個人自認為禮拜中一抬手最佳，或自認為三抬手最佳，但他要去領拜的群眾與自己的觀點恰恰相反，那麼為了顧全大局、團結他們，可以放棄自己認為的最佳做法，而與他們保持一致，並指出這種做法才是“聖行”。

謝赫說，“一種行為本來屬於可嘉聖行，但如果做它會引發禍端，帶來危害，此時放棄它就成了聖行。” 指出“真正的學問並不是認識善與惡，而是認識兩善中的至善，兩惡中的至惡。”

伊本·蓋伊姆說，禁止一種罪惡之前，理應考慮四種結果：一、罪惡部分消除；二、罪惡全部消除；三、罪惡消除，卻由同樣的罪惡取而代之；四、罪惡消除了，但引發更大的罪惡。前兩種情況下理應禁止罪惡；第三種情況下應該再三權衡；第四種情況下應該停止止惡。

可見，同樣的行為，有時候執行它是“聖行”，有時候放棄它是“聖行”。應該根據它本身帶來的實際效果和實際利益來決定。這不是一些字面主義者所謂的“騎牆派”，而是先知生前留給我們的普適聖行，是伊本·泰米葉、伊本·蓋伊姆等大師級學者的真知灼見。

既然先知出於戰略考量，針對敵人可以放棄看似原則性的內容，那麼我們為了團結，針對不同觀點的穆斯林，為何不能放棄自認為最佳的觀點呢？

這當然不是說，諸如主麻後的晌禮做與否、還補缺失的拜功與否、襪子可抹與否、拜後杜阿張手與否等問題，根本不應該去研究和探討。而是說，對它們的研究和探討，應該限於學者、烏來瑪之間，限於對學生的授業解惑，而不應該把它們貿然帶到大庭廣眾去說，而引發不必要的紛爭、矛盾甚至衝突。

曾幾何時，在先賢那裡，避免矛盾、顧全大局是第一聖行；而在一些後人那裡，刺激他人、挑起事端成了雷打不動的“聖行”。中正耶？極端耶？答案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