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傳斌:影響現代伊斯蘭的三種思潮

【周傳斌, 回族,1972 年 11 月 30 日生,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在《民族研究》、《回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西北民族研究》、《中國穆斯林》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十餘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民族研究》和《宗教》轉載。本文為周傳斌教授做客鳳凰網大學問沙龍第17期《全球背景下的伊斯蘭教:現狀與未來》的獨立演講實錄:】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面,伊斯蘭教的熱點問題經常登上新聞媒體的頭條,大家特別地關注,也有很多的議論。作為一名研究者,我想從“傳統”這樣一個概念來切入,給大家解讀一下問題的背後隱藏的那些原因。我要講的是“影響現代伊斯蘭世界的三種思潮”。

現代是指的17世紀以來,世界進入殖民主義時代,西方列強開始擴張的一個時代,直到今天。在這二、三百年的當中,尤其是近一百年來,誕生了影響伊斯蘭世界的三種思潮,即:“反傳統”、“偽傳統”和“傳統”。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三種類型,但這三種類型並不是唯一的,我只是作為一個分析的工具來加以使用。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中東伊斯蘭世界與中國,會發現我們之間有一些類似的經歷。

中國自清末1840年以來,被西方列強打開了國門,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中東這個地方呢,跟我們很相像。他們也是進入了一個被殖民的時期。在當時,最後一個統一的伊斯蘭教帝國是地跨亞、非、歐三洲的奧斯曼帝國。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中,這個帝國都充當了戰爭的犧牲品。最近有一本書翻譯成漢文的書,名字叫《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斯科特·安德森著),這本書做了一個精彩的分析,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整個歐洲的戰敗方和戰勝方都有很多損失,這些損失急需要彌補。正是作為歐洲戰爭的補償品,奧斯曼帝國被肢解了,做了犧牲品。列強瓜分了奧斯曼土耳其在亞洲非洲的領土,用作對一戰戰爭損失的補償。從此之後,伊斯蘭世界的統一局面沒有了,中東地區在政治上碎片化,形成今天這樣一個小國林立的局面。這是一戰。

二戰又是一次。二戰中納粹“排猶”“反猶”達到極端,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一般人沒有聯想到,歐洲戰爭犯下的“屠猶”罪行,卻最後由中東這個地方買了單。這顆苦果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從此把中東這個地方拖入了戰亂的深淵。

在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之下我們再來看看伊斯蘭世界。

經常有人問,為什麼那個地方這麼多戰亂?跟前面所說的這樣一個近現代歷史過程是密切相關的。如果像有些人所想像的,把這些動亂的根由歸結到伊斯蘭文明本身有什麼問題的話,是不合理的。我們試想一下,此前的一千年間,即伊斯蘭教產生以後一千多年當中,並沒有產生過這樣的問題。所以,問題不來自于某個文明本身,不來自於那個地方的人民,而是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所帶來的結果。結果是,中東地區和中國一樣是被歐洲列強“裹挾”而進入了現代性,這個“現代性”(modernity)不是東方傳統自然發展的結果,不是中東的也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印度的,而是來自於歐洲的。在被裹挾進入現代性之後,我們已經身不由己。

阿拉伯近代化之初興起的“反傳統”思潮

在這個過程當中,首先出現的第一波思潮就是“反傳統”。中國自清末到“五·四”運動以後,反傳統逐漸佔據了社會思潮的主流。中東地區也是一樣。我們看到這樣一類記載:在19世紀的埃及,有一個標誌性的場景,一位埃及婦女在尼羅河的遊船上摘下她的面紗扔到了水裡。這被作為埃及婦女拋棄伊斯蘭教傳統、獲得解放的一個標誌。一大批的反傳統者出現了。

西方舶來的一種重要的思想支撐了這些國家的建國運動,是什麼呢?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種東西。我們現在要建國了,我們是“埃及人”、我們是“敘利亞人”、我們是“利比亞人”,彼此成為了不一樣的“民族”(nation)。所謂“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在原來的伊斯蘭世界裡面從來沒有出現過。它要求重新培育一個國家的民眾的認同。

現在,說阿拉伯語的國家有22個,他們到底是一個“民族”(nation)還是22個呢?這裡就出現了矛盾,“民族”的認同(identity)跟地域、歷史、宗教的認同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在選擇走“民族主義”道路的這些國家,埃及是一個代表。然後是利比亞、突尼斯、敘利亞和伊拉克等。這幾個恰恰是在最近的“阿拉伯之春”當中紛紛倒臺的國家。

這種變化已經表明,選擇走“西化”、走“民族主義”道路,在中東地區以失敗告終了。唯一的一個意外可能是土耳其,選擇走民族主義、世俗主義道路的凱末爾主義還沒有消失,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凱末爾主義逐漸在消退。土耳其這個國家從完全徹底的世俗主義,已經開始轉回到傳統的軌道上來。

作為“偽傳統”的暴力極端主義

在“反傳統”思潮退潮之後的今天,當前世界面臨的暴力極端主義(violent extremism)與恐怖主義(terrorism)問題,實際上卻是一種“偽傳統”。我用“偽傳統”這個詞來概括它。這種暴力極端主義從何而來?跟我剛才所說的“巴以衝突”有直接的關係。正是在猶太複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國之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首次發明了“人體炸彈”這種極端手段。從此,這一手段就被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們紛紛效仿。這種東西並非來自伊斯蘭教的傳統,為什麼這麼說呢?以為是現代產物很多秉承理性、客觀立場的學者都已經指出,暴力極端主義是對殖民主義統治的一種反彈。就像拍皮球一樣,拍的越重它蹦的越高。整個殖民時代,中東伊斯蘭世界處在殖民主義的高壓統治之下,正是在這個高壓之下產生了極端主義的怪胎,它是一個現代產品,絕對不是傳統的延續。

偽傳統“偽”在哪裡呢?最關鍵的一個東西---它的世界觀是一種“二元論”的世界觀。極端主義者們,無一例外地把世界看成對立的兩部分,就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是正確、就是錯誤,只要你不跟我一夥,你就是我的敵人。在今天的ISIS這個組織身上,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點。它跟誰為敵?把誰樹立為它的敵人?它不僅攻擊非穆斯林,同樣也在殺害當地的跟他意見不同的穆斯林,什葉派信徒和遜尼派教徒。這種東西才叫做極端主義,他們完全是用“二分法”看待世界,而伊斯蘭教的傳統本身卻不是這樣的。

作為“真傳統”的“一元多樣論”

我只想用一個簡單的概念稍微闡發一下。跟“二元論”世界觀相比,真正伊斯蘭傳統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是一種“一元多樣論”,即阿拉伯文術語“陶希德”(al-Tawhid,認一論)所表達的意思。在英文當中,這種觀點可以被恰當地表述為“One God,Many Prophets”。也就是說,“造物主”只有一位,這是毫無疑問的,是伊斯蘭教信仰當中最基本的信條。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造物主所創造的“世界”卻是多樣的,所派遣的“先知/使者”有很多位。伊斯蘭教承認的先知,並不只是穆罕默德一個人,只不過穆罕默德是最後的一位使者和先知,他前面還有很多人。第一位先知是“阿丹/亞當”,此後總共有12萬多的先知和聖人,都傳達了來自同一位元造物主的資訊,這種資訊的內在本質是一樣的,但是表面的形式有可能是不一樣的。這個觀點就叫做“一神多聖論”,即:真主是獨一的,世界是多樣的。多樣性才體現了真主創造世界萬物的一種規劃。如果世界是單一的,按照極端主義者們的理解,世界、文化、宗教、人類都只能是一個樣子,那才真正背離了《古蘭經》和伊斯蘭教的精神。《古蘭經》中有這樣的經文:“我把你們造成不同的民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文化的差異和多樣性,是伊斯蘭教教義之內得到認可的一個事實。

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在中國,伊斯蘭教傳到這裡已經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尤其是回族這個民族的祖先、歷代的學者們,已經在伊斯蘭教“本土化”這條道路上探索了很長的時間。我在其他地方講這個話題的時候,在幻燈片裡展示過一幅圖片,在天津清真大寺的古建築上掛著一塊漢文匾額,寫的是“在明明德”四個大字。我們知道,這是儒家經典《大學》的第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顯然,回族的宗教學者們認可儒家修身養性的宗旨,是與伊斯蘭教的宗教追求相一致的,可以相互參照的。

在中國的西北,我們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很多類似這樣的例子。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者們,可以把很多儒、釋、道的東西包容在伊斯蘭教裡面,與其他文化開展建設性的文化對話。我要說的是:對文化多樣性的承認,實際上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們,在1400多年以來一直實踐著這種傳統。

但是,這樣的一種實踐的優秀傳統,先後保持了1400年的傳統,在今天這種語境裡面,卻沒有被充分地闡發出來。真正的伊斯蘭教傳統,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今天,映入我們眼簾的,往往是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上製造恐怖、自殺式襲擊事件的這些人,雖然實際上他們的人數非常之少。各種暴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團夥,包括ISIS在內,其核心成員可能都只有幾千人,頂多幾萬人。這相對于全球17億穆斯林人口來說,當然是極少數。這樣的一種“偽傳統”,是我們今天特別需要加以澄清的。我們要澄清它跟伊斯蘭教真正傳統的聯繫和區別,這樣才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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