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經人”：伊斯蘭教與宗教多元

【編者按：伊斯蘭教對其他宗教是寬容的嗎？還是真的如ISIS那樣極端？讓歷史告訴你。】

在今天談論伊斯蘭教與宗教多元，或許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不論是發生在法國的系列恐怖主義事件，還是所謂“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的所作所為，似乎都彰顯出伊斯蘭教與宗教多元的不相容。但事實上，宗教多元卻是穆斯林信仰和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具體來說，伊斯蘭教關於“有經人”（ahl al-kitab）的概念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體現就明確地表達出了這一主題。

 “有經人”身份肯定了亞伯拉罕的傳統

所謂“有經人”，也被譯為“有經典的民族”。這一詞語曾多次出現在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當中，主要指猶太人、基督徒以及賽伯邑人，有時也用來指其他的宗教社團，比如瑣羅亞斯德教徒，因為他們和穆斯林一樣，擁有獨一無二的神所啟示的經典。

早期穆斯林以麥迪那社會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共同體。這一實踐成為後期穆斯林關於政治共同體的效仿源泉。但是與慣常的認識不同的是，在這一以宗教認同為基礎的政治規劃中，並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存在。

無可置疑的是，伊斯蘭教與此前產生在中近東地區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有著緊密的聯繫。伊斯蘭教從不諱言自己與先知亞伯拉罕（易蔔拉欣）之間的關聯。《聖經》中所記述的以色列人的傳系，是通過亞伯拉罕的次子、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撒而來。而伊斯蘭教則通過亞伯拉罕的另外一個妻子、埃及人夏甲所生的以實瑪利（伊斯瑪儀）與亞伯拉罕建立了聯繫。就這一點來說，伊斯蘭教經典與猶太教、基督教經典中的記述並無矛盾。

根據《古蘭經》和聖訓（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實錄），先知穆罕默德與亞伯拉罕同屬一族。穆斯林所景仰的麥加天房“克爾白”，就是由亞伯拉罕和以實瑪利建造。在建完這一崇拜場所之後，他們二人祈禱，求主“從我們的後裔中造成歸順你的民族”（《古蘭經》2：125）。神在此時啟示說：“除妄自菲薄者外，誰願鄙棄易蔔拉欣的宗教呢？在今世，我確已揀選了他；在後世，他必居於善人之列。”（2：130）。也就是說，亞伯拉罕和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歸順真主的人——穆斯林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獨一無二的神通過穆罕默德所啟示的宗教，就是亞伯拉罕的宗教。

不過伊斯蘭教認為，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雖然信仰同一個造物主，但不幸的是，先前神啟示的資訊卻被人類背離了。因此，神派遣了終極的先知穆罕默德，重申主命，帶領人類重返正道。儘管伊斯蘭教認為真主啟示給穆罕默德的經典最終取代了此前的經典，但是並不否認其作為天啟經典的神聖性。而“有經人”，指的正是猶太人、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徒等同樣被授予經典的人。

“有經人”在多元宗教格局時期的地位

除了《古蘭經》中關於“有經人”的規定，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間，也以鮮明的態度表明了對待其他宗教的態度。據聖訓記載，穆罕默德在一個猶太人的送葬隊伍經過之時起立致哀。當人們提醒他那是一個猶太人時，他回答道：“他也是一個人啊！”這生動地展現出伊斯蘭教對於其他宗教信徒的尊重。

雖然早期穆斯林社團在歷史上曾經因為政治原因以嚴厲的手段對待過生活在麥迪那的幾個猶太人部落，但在此後伊斯蘭帝國的歷史上，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間逐步形成了一種比較積極的關係形態。在“有經人”這一概念的指導下，伊斯蘭國家一般不強迫被征服地的人民皈依伊斯蘭教。只要他們願意交納一定數目的人丁稅，便可以得到庇護。

歷史上眾多穆斯林學者從倫理和律法角度對此進行了論證，而伊斯蘭教法中也以相關規定對“有經人”進行保護。具體來說，“有經人”屬於伊斯蘭國家中的迪米（dhimmīs）階層，即受保護的少數派。與穆斯林相比，正常的迪米男子應該按照其收入繳納人丁稅，在著裝、職業、居住地點等方面也受一定的限制，並且不得公開宣傳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勸使他人改宗。但是，作為伊斯蘭國家一方，承諾保證迪米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為其抵禦外敵，“有經人”在社團內部可以自治，並履行自己的宗教功課。嚴格說來，“有經人”的概念與現代社會的平等、自由觀念並不完全一致，但在千年前的人類歷史上，這一主張無疑具有積極意義，與今天某些極端主義者對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和濫殺亦有天壤之別。

回顧歷史，穆斯林治下的宗教寬容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亮點。以巴格達為首都的阿巴斯哈裡發王朝發起了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百年翻譯運動”，將大量的古希臘、印度和其他文化傳統的哲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著作翻譯為阿拉伯語，而後又以這些成果反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在接受阿巴斯哈裡發的優渥待遇、為翻譯運動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中，不僅有穆斯林學者，更多的是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

而穆斯林統治過8個世紀的西班牙，更被認為是《古蘭經》律法的古典案例在歐洲亞伯拉罕宗教氛圍下的現實表達。在當時的西班牙，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生活在一起，共同創造出一種寬容的文化。在為《世界的亮點：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如何在中世紀西班牙創造了寬容的文化》一書撰寫的前言中，哈樂德·布魯姆寫道：“在阿卜杜·拉赫曼大膽的努力之下，伍麥葉人的統治從大馬士革轉移到了科爾多瓦，在穆斯林統治下的安達盧西亞，猶太人和基督徒在經濟和文化上達到了繁盛。實際上猶太人從巴比倫最終來到美國，其流亡文化曾經三次達到頂峰：第一次是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第二次就是在穆斯林的安達盧西亞。”

對多元宗教格局的認可一直延續到最後一個強盛的伊斯蘭帝國——奧斯曼土耳其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不僅包括傳統上的西亞和北非區域，還延伸到了巴爾幹地區。雖然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在政治、軍事上具有絕對的優勢，但是並沒有要求建立一個純粹由穆斯林組成的國家，相反它以“米列特”制度對疆域內的“有經人”予以治理，體現出宗教寬容和認可多元並存的態度。在這一制度之下，帝國將臣民分為穆斯林、希臘東正教徒、亞美尼亞基督徒和猶太人四個米列特，每一個米列特代表一個宗教自治社團，有自己的法官、稅務官和宗教權威。

在1492年猶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之後，奧斯曼蘇丹拜亞齊二世更是下令各地總督向猶太人敞開大門，為他們提供幫助。在奧斯曼蘇丹治下的猶太人寫信給自己遍佈歐洲的朋友和代理人，鼓勵他們一同投奔帝國。猶太人懷揣可以開啟格拉納達香料的倉庫、猶太會堂和銀行的鑰匙，心存返回故鄉執念，陸續在奧斯曼帝國的各大城市安下了家。當時的一句諺語說“甯要蘇丹的頭巾，不要主教的法冠”，就側面體現出奧斯曼帝國的寬容。

激進極端氾濫和宗教多元缺失並存

20世紀前半期，歷史上穆斯林帝國曾長期統治的西亞北非地區陸續建立起了多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現代世界體系一部分的同時，西方處理宗教少數派的觀念也影響到了穆斯林世界。20世紀40年代以後，大批猶太人進入阿拉伯地區，這使得從傳統帝國遺產中四分五裂產生出的諸多穆斯林國家面臨深刻的困境。之後西方的政治干預更促使穆斯林處理宗教多元的傳統觀念和實踐產生重大的變化。在“有經人”曾經生活了上千年的地區，此前較為積極的宗教多元關係形態漸漸消失。

今天，西亞北非政治版圖不斷碎片化，這顯示出二戰之後建立的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和政治治理均遭遇嚴峻挑戰。作為現代世界體系中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重要板塊，這一地區政治秩序的崩潰已經並將繼續帶來進一步的系統性風險，並成為伊斯蘭激進主義蔓延的肥沃土壤。

應該看到，與宗教有關的暴力從來不是某個宗教或是某個傳統所獨有。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歷史上都曾出現與今天伊斯蘭世界類似的暴力。在穩定的社會結構中，一個宗教會顯現出勸人向善、注重兩世吉慶的特點，但是處在叢林法則之下的人群，則會更青睞宗教中那些崇尚武力、排斥異己的因素。恩格斯把宗教定義為“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今天，不論激進極端的氾濫還是宗教多元的缺失，也正以一個側面反映了宗教信仰者所處的現實社會。

關於作者：

王宇潔，畢業于西北大學歷史系，獲史學學士學位；在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獲史學碩士學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副主任。是美國喬治城大學穆斯林-基督徒理解中心擔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