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沙姆·賈法爾 
2001年9月20日，就在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樓爆炸發生的僅僅9天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在一場國會聯席會議上宣佈發動一種新型戰爭，即“反恐戰爭”。他對此列出了條件：“我們將調動我們控制之下的每一項資源、每一種外交手段、每一種情報工具、每一種執法工具、每一項金融影響、每一種必要的戰爭武器，以擊敗全球恐怖主義網路”，然後他還描述了這種失敗可能呈現的樣子：“我們將剝奪恐怖分子的資金……我們將他們從一個地方驅趕到另一個地方，直至他們不再擁有任何避難所，也得不到任何喘息。”
如果小布希的言論定義了美國反恐戰爭的目標，那麼這個延續了整整20年（2001-2021年）的時代，已經創造了一個全面的視角或方法，來主導全球內部和外部的大量互動，即國家內部及國家之前的關係，特別是伊斯蘭世界與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關係。
反穆斯林的宣傳和陰謀論，最終融入了更加宏大的敘事——穆斯林和移民將會取代西方人，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敘事還在無意中得到了反恐政策的支持，而這些政策扭曲了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將普通穆斯林與恐怖分子混為一談。
這個時代的六大特徵：
1．對伊斯蘭教的臆想
有關伊斯蘭教、穆斯林、恐怖主義、聖戰、暴力極端主義和移民的話題，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這些名稱之間沒有區別，它們都被視為一個整體，其本質就在於“伊斯蘭風險”或“伊斯蘭恐怖主義”，這被視為對西方社會的制度、價值觀和理念構成的生存與文明威脅。
一項擁有豐富資源的“伊斯蘭恐懼症”產業也已經啟動，它利用各種恐嚇策略來製造恐慌，讓人們對“迫在眉睫”的威脅感到歇斯底里。在這樣的環境下，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情緒變得更加普遍，而極右翼的政黨和組織也接受了有關“伊斯蘭威脅”的想法，並從基督教十字軍東征和15世紀發生在歐洲的針對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尋求對比。
反穆斯林的宣傳和陰謀論，最終融入了更加宏大的敘事——穆斯林和移民將會取代西方人，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敘事還在無意中得到了反恐政策的支持，而這些政策扭曲了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將普通穆斯林與恐怖分子混為一談。
像這樣的行徑聲稱，伊斯蘭教本身就是對存在和文明的威脅，而且像這樣的做法還為更加明確的歧視思想鋪平了道路，例如，特朗普曾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期間提出為穆斯林建立國家資料庫的想法，類似於對二戰時期的日本人，此外，他還承諾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國。
2．無休止的戰爭，其主要表現在於對整個伊斯蘭世界過度使用軍事干預
這20年來，“反恐”一直是美國及其盟國的首要國家安全政策重點，相關機構經過重新的設計與部署，以應對國內外無休止的戰爭。這些機構的核心職能——從管理移民到建設政府設施，再到社區警務管理，都旨在為這個目標服務，就如涉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一樣，包括旅行、銀行服務與身份證等等。
美國及其盟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索馬里、葉門等多個國家動用了武力，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幾乎所有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雙邊和多邊關係中的突出問題。
本·魯德斯最近在美國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誰贏得了反恐戰爭”的文章，並在文中提出了他的重要評估——在“911”事件之後，小布希政府將這艘船引向了新的方向，並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勢頭。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再次專注於打擊恐怖主義，並為此創建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重新繪製了相關組織的結構圖，賦予其新的權力，並重新制定了相關預算，更改了國家的優先事項。
他還補充稱，“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代價是驚人的——已有超過7000名美國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死亡，另有超過5萬人在戰鬥中受傷，此外，還產生了3萬多名退伍軍人，數十萬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也因此喪生，還有3700萬人流離失所。與此同時，發動這些戰爭和照顧戰爭人員的花銷已經接近7萬億美元。
3. 民主的衰落與對專制政權的支持
在反恐戰爭升級的20年內，正如“自由之家”在其連續指標中所監測到的那樣——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已經衰落。
在反恐戰爭與獨裁統治興起之間存在的直接關係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伊斯蘭世界內，與威權政權結盟以爭取對方參與相關戰爭已經變得非常重要。這些政權一直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而加強其專制統治，甚至可以說這些戰爭將長期存在，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則支持這樣的鎮壓和專制政權，與此同時，民主價值觀也不斷扭曲，世界也越來越願意以各種藉口增加監視系統和侵犯隱私，並以對恐怖主義存在的恐懼和沮喪為藉口。
一位能夠看到法院在此類案件中使用的證據的專家斷言，“根據我所瞭解到的情況，一旦國家要監視某個人，那麼他就無法再保留哪怕是一點點的隱私。”
4. 大中東地區
這是反恐戰爭互動發生的重要領域，該地區的人民為此付出了代價。而以直接戰鬥為重點的全球反恐聯盟，似乎也加劇了這種代價。從表面上看，該聯盟在消滅塔利班政權、推翻薩達姆政權方面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和成功，但是，它卻無法應對這些戰鬥或勝利所產生的影響，例如建立新的國家、中央政權的崩潰、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等等。所有決定這些戰爭的因素在於，它明確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卻一直無法準確地界定自己想要什麼。
5. 非政府機構和組織作用的升級
進入21世紀之後，弱者之強與強者之弱，體現了傳統的人類智慧，即非國家的行為主體將證明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目前，這種預期已經成真，但卻不是以大多數人所預想的方式。非國家行為主體將國家安全置於危險之中，並不是通過攻擊美國，而是通過轉移它對中國、俄羅斯等國家行為主體的注意力。
6．右翼的崛起
在“911”襲擊之後，暴力“聖戰”的出現重塑了美國政治，並為右翼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製造了溫床。這些襲擊對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義和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兜售者而言，無疑是一種福音，他們推動了右翼極端分子的崛起，而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也是如此，情報、安全和執法部門的所有精力幾乎都集中在對“伊斯蘭威脅”的關注上，從而使得右翼極端主義愈發不受約束。
將極端右翼勢力的組成部分聯繫起來，是一種充滿陰謀論的世界觀，是一種非民主、非自由主義的思想的共同承諾，此外，其中一部分至少從理論上支援對平民和政府目標使用大規模的暴力。
在這個階段，右翼恐怖襲擊被視為邊緣事件，而不是持續和不斷增長的國家安全風險，而實際上，這種風險目前在西方社會造成的傷亡，已經超過了與伊斯蘭“相關”的恐怖主義。
後9月時代
儘管前一階段圍繞反恐戰爭概念建立的結構和戰略，在向後9月時代過渡時施加了限制——這意味著在實施政策、建立結構和商定新戰略時，西方和全球都將面臨與前一階段權重相關的巨大挑戰，而新時代的動力主要具有五大特徵：
1．與恐怖主義共存
恐怖主義已不再是主要威脅。如果你讀過美國情報界關於2040年前全球戰略趨勢的報告，就會發現，它根本沒有提及恐怖主義，這可能是由於恐怖主義在全球層面的威脅出現了下降——它在2019年造成的死亡人數連續第5年出現下降。儘管承認這些團體所構成的威脅仍然處於可控狀態，但是防止襲擊的發生，仍然需要持續的反恐努力，而這些努力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性質——不再基於擴大軍事干預，而是通過地方力量來實現。隨著公眾對這些努力的支持逐漸減弱，聖戰組織開始在許多國家擴散，美國軍事和情報機構現在經常求助於訓練和武裝當地部隊，以作為打擊恐怖主義的先鋒。
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儘管在過去的20年內，美國的恐怖主義暴力活動非常有限，但是民意調查顯示，對恐怖主義“非常”或“有些”擔憂的美國人數仍然居高不下，而且近年來甚至有所增加。在美國境內外發生的任何恐怖主義行動，一旦造成大量美國人死亡，就可能造成恐怖主義威脅的再次升級，並重塑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進而對全世界產生影響。
這種特點可以總結為將反恐戰爭從永恆的戰爭轉變為可選擇的戰爭，從消滅恐怖主義到與之共存，正如當前提出的與新冠病毒共存的觀點一樣。
與中國之間的敵意引發了多方面的問題，而世界也將因之受到影響。本文關注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是否會成為新的“他們”，而不是繼續存在的“我們”，即以“中國人”取代“穆斯林”，還是說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敵意會繼續存在，或是被加入新的敵人之中？這是未來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2．從“9月11日”到“1月6日”
在意識極右翼的危險方面，其暴力行為的增加在今年1月6日針對美國國會大廈的攻擊中達到了高潮，而這是一場由盛行的極右翼思想所滋生的野蠻襲擊。
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2010年這些地區僅發生了一起極右翼恐怖襲擊事件，但是在2019年卻發生了49起類似的襲擊事件，幾乎占到這些地區所有恐怖襲擊事件的一半，並佔據了當地82%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死亡人數。
美國的情況也在發生變化。在2020年10月，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年度威脅評估宣佈，美國國內的右翼極端主義暴力是該國面臨的最緊迫、最致命的威脅。
但是問題仍然存在：與極右翼勢力的鬥爭，是否會消除9月時期引發的文明衝突，還是會因多種原因而助長預計會在未來20年內升級的身份衝突？換句話說，這是否會有意或無意地鼓勵反恐戰爭的文明邏輯？而當局是否應該打擊恐怖主義以消除基於伊斯蘭教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的政策和資訊，而這又有助於創造極右翼運動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內容？
3. 從“伊斯蘭威脅”到“中國威脅”
與中國的敵意目前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優先事項，基於這一點，美國將重塑大量的內部優先事項——例如技術投資和供應鏈審查，以及外部優先事項——例如關注亞太和印太地區，並將重新制定聯盟模式。
與中國之間的敵意引發了多方面的問題，而世界也將因之受到影響。本文關注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是否會成為新的“他們”，而不是繼續存在的“我們”，即以“中國人”取代“穆斯林”，還是說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敵意會繼續存在，或是被加入新的敵人之中？這是未來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換而言之，9月的支柱之一就是“他們”和“我們”，正如小布希和本拉登所說的那樣，那麼，這種觀點在新的國際衝突中還會存在嗎？
4. 新的全球安全議程
美國的全球議程看起來與拜登今年4月在七國集團的講話中所提出的議程相似，包括動員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加強全球衛生系統、在遏制俄羅斯的同時關注亞洲、加入民主國家聯盟並在國際層面支持他們，但是，全球民主的振興與永久性的全球反恐戰爭是不相容的，因為後者基於支持暴政和系統性地侵犯人權。
換而言之，國際框架中的權衡必須得到改變，美國的軍事援助必須以尊重人權為前提，那麼我們能否在新時代內見證這一點？
5. 對大中東的重新定位
在其全球戰略中：美國已表明其選擇將重新平衡國外和遠離該地區的資源與承諾（從阿富汗撤軍就是這個層面上的一種體現）。這一選項改變了地區力量的平衡，並最終挑戰了美國作為該地區外部安全提供者的有效性，創造了其他參與者試圖填補的權力和影響力真空。競爭穩步在地區擴大，以使整個地區包括比過去更為廣泛的參與者。
美國選擇減少在該地區參與，從而為俄羅斯的回歸和中國從經濟角度而非安全角度的存在鋪平了道路。儘管俄羅斯在該地區有著明顯的利益，但它似乎並不準備或願意承擔該地區的霸權重擔。俄羅斯對維持多樣化的外交政策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些外交政策為它提供了靈活性和在對手面前討價還價的能力，以及在該地區及其他地區使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各類平臺。
俄羅斯被視為致力於實現中東穩定的強大中間人，而其經濟、軍事和外交能力可能會限制其履行這一作用的能力。儘管美國繼續在該地區存在利益和投資，並且擁有確保地區安全的能力，但它仍降低了對該地區的承諾。
儘管中東不屬於中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勢力範圍（這是該地區與東南海和亞洲的主要區別），但是該地區對於中國而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中國現在將中東視為各方的延伸，並尋求與地區國家發展關係、確保能源進口，以及通過穿越該地區的道路而確保出口，從長遠來看，它希望以犧牲美國為代價來增加它的地區影響力。
在冷戰結束後，維持現狀的邏輯支配著該地區的大國關係，而2001年9月襲擊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實施的干預和“阿拉伯之春”期間奧巴馬實施的干預屬於例外。換而言之，所有國際行為主體都對地區穩定存在需求，但是他們無法專注于推動中東建立新的安全架構，而是因地區的不安全而進行地理遏制。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接受當前中東所處的“動盪時期”，這也是一種前定的歷史必然，外部勢力對它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的目標並不是試圖“改革”該地區，而是限制中東問題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負面影響。
沒有任何外部因素能夠顯著影響“阿拉伯之春”以來的中東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根本變化，而該地區很可能會處於長期轉型的開端，在這其中，內部和地區動力遠比外部影響更具決定性。
大國在當前地區危機中的視角是多方面的：尋求全面解決地區問題的辦法可能會適得其反，而“一刀切”的做法也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主要大國單獨尋找解決方案似乎會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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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希沙姆·賈法爾
來源：半島電視臺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8/28/%E5%A1%94%E5%88%A9%E7%8F%AD%E8%8E%B7%E8%83%9C%E4%B9%8B%E5%90%8E%E7%BE%8E%E5%9B%BD%E7%9A%84%E6%95%8C%E6%84%8F%E4%BC%9A%E4%BB%8E%E7%A9%86%E6%96%AF%E6%9E%97%E8%BD%AC%E5%90%91%E4%B8%AD%E5%9B%BD%E5%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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