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教之爭的世紀恩怨：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

【2021年4月6日，上外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在澎湃新聞網發表評論文章《族教之爭的世紀恩怨：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全文如下：】

族教之爭的世紀恩怨：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

在關於中東政治的討論中，人們經常聽到一些特殊的宗教政治組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拯救陣線、突尼斯復興運動党、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等，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問題。例如，穆斯林兄弟會為何長期與埃及政府對抗？在“阿拉伯之春”中，為何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于2012年取得政權，但2013年又被軍方廢黜，並被塞西政府定性為恐怖組織？又如，在巴勒斯坦，為何巴勒斯坦內部巴解組織與哈馬斯之間衝突不斷，雙方為何在巴勒斯坦建國和巴以和談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矛盾？當然，還有更為特殊的現象，如1979年伊朗的革命為何稱為“伊斯蘭革命”，伊朗為何要“輸出革命”，並由此導致伊朗與西方的嚴重對抗？

從理論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背後的實質是中東國家政治發展進程中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矛盾，是兩種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潮的鬥爭。近代以來，為回應西方的壓力和挑戰，拯救日趨衰落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世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伊斯蘭改革與復興思潮。從總體趨勢上來看，各種思潮與運動不外乎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兩大類。傳統主義在提倡改革與復興的同時，尤為珍重和留戀傳統伊斯蘭文化的價值，其價值取向是內向和歷史的，對外來文化採取批判和排斥的態度；現代主義在力主改革與復興的同時，尤為重視時代精神，強調宗教應當與外部社會環境相適應，其價值取向是現實的和開放的，對外來文化採取融合和利用的態度。前者主要表現為伊斯蘭復古主義，後者主要表現為伊斯蘭改革主義（現代主義），並孕育了樸素的民族主義。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開始沿著伊斯蘭主義和世俗民族主義兩個方向發展。

進入20世紀後，民族主義成為穆斯林各民族實現民族獨立、擺脫西方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民族獨立運動中，伊斯蘭復古思潮儘管受到世俗民族主義的排斥和擠壓，但它們並未因此銷聲匿跡，而是發展成為當代伊斯蘭主義（Islamism），西方學界也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等，其組織化的標誌便是1928年穆斯林兄弟會的建立。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伴隨民族主義的衰落，伊斯蘭主義思潮與運動不斷高漲，其高潮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當代伊斯蘭主義興起的內部根源在於中東國家現代化屢屢受挫導致的認同危機、精神危機、發展危機等，其外部根源在於在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下，伊斯蘭國家的生存環境日趨惡化。

在中東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互動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推動了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並擠壓了伊斯蘭教的政治空間；而民族主義政權遭遇挫折尤其是現代化進程受挫導致伊斯蘭主義不斷挑戰民族主義，進而形成了兩種意識形態、政治組織和發展道路的鬥爭，這既是中東國家政治發展的困境，也是中東與現行國際體系矛盾困境的根源之一。

一、民族主義與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

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是通過民族解放運動，擺脫外來殖民統治而得以完成的。中東民族主義主要包括阿拉伯民族主義、土耳其民族主義、伊朗民族主義，它們對於完成非殖民化進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因此，有學者把現代中東民族獨立國家體系的形成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中東的覺醒”、“中東的抗爭”和“中東的巨變”。

第一，民族主義促進了“中東的覺醒”，揭開了中東民族解放運動的序幕。在20世紀初，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立憲革命，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思想和組織上的成熟，都構成了中東覺醒的重要標誌。

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東地區出現了兩次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潮，一系列民族國家相繼誕生。第一次高潮由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1919～1922）、阿富汗的反英鬥爭（1919～1921）、伊朗的反英民族運動（1919～1921）、埃及的反英獨立運動（1919～1924），以及阿拉伯地區的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爆發的反對英法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構成，促進了中東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化和一批民族獨立國家的出現。

第三，二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末，民族民主運動的深入發展最終形成了中東民族國家體系。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1954年敘利亞的“三月革命”、1958年伊拉克的“七月革命”、1962年葉門的“九月革命”標誌著阿拉伯民族主義在這些國家取得了政權。在北非地區，利比亞（1951）、摩洛哥（1956）、突尼斯（1956）、蘇丹（1956）、阿爾及利亞（1962）先後取得獨立。約旦和黎巴嫩在1956年迫使英美撤軍，海灣國家也相繼在上世紀70年代初走向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除巴勒斯坦外，中東穆斯林各國均獲得民族獨立，民族獨立國家體系初步形成。

二、中東民族主義對伊斯蘭教的衝擊

民族主義在中東的萌芽肇始於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和西方殖民入侵以後。現代民族主義的民族忠誠與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宗教忠誠不同，民族國家不以宗教信仰為基礎，而是立足於共同的語言、地域和歷史等。因此，蘊藏在中東歷史中的宗教忠誠與民族忠誠的矛盾，開始以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的複雜關係為表現形式凸顯於中東政治之中。

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地方阿拉伯民族主義、土耳其民族主義和伊朗民族主義構成了中東民族主義的主要類型。它們對待伊斯蘭教的態度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各自的特性，但排斥、壓制和利用伊斯蘭教是主流。

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雖然在本質上具有貶抑伊斯蘭教的思想傾向，但它力圖通過強調阿拉伯民族在伊斯蘭教中的作用，把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融入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以協調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以埃及民族主義、敘利亞民族主義為代表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義，則更加強調本民族文化、排斥伊斯蘭教，但其民族主義思想仍留下了伊斯蘭思想的深刻印記。

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形成經歷了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奧斯曼主義的思想爭論，最終轉變為凱末爾的世俗民族主義，並最終締造了伊斯蘭世界第一個最為徹底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民族國家。

近代伊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什葉派有著特殊的親緣關係，而在巴列維王朝建立後，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的矛盾關係逐漸展開，並埋下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歷史伏筆。

進入當代以來，以埃及納賽爾主義和敘利亞、伊拉克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迅速崛起，並與阿拉伯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成為當代中東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土耳其的世俗民族主義政權得以進一步鞏固，而伊朗巴列維王朝也奉行世俗民族主義，開始了以“白色革命”為形式的劇烈現代化改革。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中東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及其現代化探索，嚴重衝擊了伊斯蘭教作為傳統意識形態的根基，伊斯蘭教傳統政治文化在民族主義的擠壓下而處於“政治邊緣化”的地位。

首先，民族主義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促進了中東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並成為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組成部分。

其次，中東國家的政教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世俗化成為許多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目標，宗教被置於從屬於國家政治的次要地位，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再次，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國家政治體制、政黨組織、議會制度等國家政治上層建築架構都是以世俗化為基本方向的，伊斯蘭教的建設性作用主要體現在它作為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一種補充，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依據。同時，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教育體系也都發生了趨向世俗化的變革。

最後，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大都開始了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經濟體系，經濟現代化改革使社會經濟生活各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而傳統的伊斯蘭經濟倫理和經濟原則都遭到了強烈的衝擊，中東社會的世俗化程度不斷加深。

三、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國家”思想

在近代以前漫長的伊斯蘭社會發展史中，伊斯蘭教一直發揮著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大政治功能。近代以來，外來的意識形態開始動搖伊斯蘭教的政治根基，突出表現為世俗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對傳統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解構、衝擊和侵蝕。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伊斯蘭主義思想正是在傳統與現代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產生的，並力圖通過回歸傳統回應現代意識形態的挑戰。

伊斯蘭主義是指主張按照伊斯蘭原初教旨變革現實社會的一種宗教政治思潮及隨之而來的一場反對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蘭化的運動。其基本宗旨是反對西方化、世俗化，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張建立體現“真主意志”的伊斯蘭國家；在經濟上主張實行社會公正、平等和正義，反對西方的經濟制度；在法律上主張以伊斯蘭教法替代受西方影響制定的世俗法律體系；在文化上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倫理規範和價值觀念。

現代伊斯蘭主義思想的產生可以追溯至伊斯蘭改革主義的代表人物、敘利亞思想家穆罕默德·拉希德·裡達（Muhammad Rashid Rida）。裡達作為伊斯蘭改革主義的代表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先驅，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思想的複合體。

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哈桑·班納（Hasan Bana）、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是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先驅人物。而在南亞次大陸，另一位伊斯蘭思想家、伊斯蘭促進會的創始人艾布·艾阿拉·毛杜迪（Syed Abul Aala Maududi）則構成了現代伊斯蘭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

當代伊斯蘭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非霍梅尼（Ruhollah Mussavi Khomeini）莫屬，他不僅在理論上對傳統的伊斯蘭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創新，而且奇跡般地成功領導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締造了當代世界第一個現代伊斯蘭神權政體。而蘇丹的哈桑·圖拉比（Hussan Abudulla Turabi）無疑也在當代伊斯蘭復興的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所領導的蘇丹全國伊斯蘭陣線一度曾取得對蘇丹政府的控制權。

在現行國際體系下，國家主權是民族國家獨立處理內外事務的基石所在，但在傳統伊斯蘭文化中，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主權觀念。在強調信主獨一的伊斯蘭政治哲學中，一切權力、權威和權勢都歸真主安拉，世界和宇宙的統治權和主權全部在安拉的掌握之中，安拉是最高的主權擁有者。這種觀念在學界通常被稱之為“真主主權論”。

伊斯蘭政治哲學的另一重要觀念是從“真主主權論”衍生出的“先知權威論”和“代行主權論”。伊斯蘭教認為，安拉雖然擁有“終極主權”，但並不直接干預人間的世俗事務，而是派真主的使者實施真主的法度。在伊斯蘭教中，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往人間代行真主權力的先知；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後，他的繼承人哈裡發成為代行主權者，哈裡發制度也成為伊斯蘭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伊斯蘭主義思想中，“伊斯蘭國家”有嚴格的政治含義，其基本內涵是反對以國家主權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主張重建政教合一、貫徹伊斯蘭教法，體現“真主主權”的國家。

巴基斯坦伊斯蘭思想家毛杜迪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強調“伊斯蘭國家”必須遵循四項原則：（1）真主主權原則，即真主安拉為最高權力的唯一所有者；（2）先知權威原則，即先知穆罕默德作為真主在人間的“代理人”，有權代行真主的權力；（3）代行主權原則，真主設代理人代行權力，但代理人沒有立法權，只有執行權；（4）政治協商原則，代理人經集體協商產生，代理權不為某一個人、某一集團、階級、部落所專有或世襲傳承，而是屬於全體穆斯林。

蘇丹的哈桑·圖拉比則從否定的角度對“伊斯蘭國家”的屬性進行了界定：首先，伊斯蘭國家不是世俗國家；其次，伊斯蘭國家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超越民族、種族、地域、語言界限的開放的穆斯林共同體——烏瑪；第三，伊斯蘭國家不是絕對的主權實體，只是“代行”真主主權的工具；第四，伊斯蘭國家不是國家的原型，在穆斯林社會，國家的初始形態是烏瑪，“伊斯蘭國家”這一稱謂本身就是一種“誤解”。因此，任何國家的形態和性質都具有暫時性，而先於國家產生的穆斯林共同體烏瑪則具有永恆性。

由此可見，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目標就是以伊斯蘭教取代世俗民族主義，並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即體現真主主權的國家，而不是現行國際體系下體現國家主權的民族國家。

四、伊斯蘭主義對中東民族國家的衝擊

從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治發展的角度看，“真主主權論”及其政治實踐對當代伊斯蘭世界造成的消極影響，突出表現為多數伊斯蘭國家在政治上尤其是制度設計和權力結構方面，始終存在宗教與世俗的緊張關係乃至矛盾衝突，並破壞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穩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中東伊斯蘭國家出現了兩次伊斯蘭力量崛起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即上世紀70～90年代在伊斯蘭復興運動中興起的伊斯蘭政治反對派對現行政權的挑戰。伊斯蘭政治反對派在政治上主張建立神權高於一切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在文化領域反對一切非伊斯蘭的東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在活動方式上或以合法的方式公開活動，直接參加議會和總統選舉，力圖建立伊斯蘭政權，或開展秘密的非法鬥爭，威脅和破壞現政權。在此過程中，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提供了伊斯蘭政治反對派推翻現政權的一個成功範例，“締造了世界第一個現代神權政體”。

第二次高潮即2010年底以來在阿拉伯大變局中大起大落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在中東變局中，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等伊斯蘭主義組織十分活躍，但卻經歷了大起大落的過程，也並未在這場地區性的變革中創造出成功的伊斯蘭發展模式。埃及作為轉型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宗教與世俗的尖銳對立構成了埃及政局動盪不安的重要根源。

穆兄會在埃及的發展經歷了從大起到大落的過程。總體而言，從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會在選舉政治中迅速崛起並掌握權力；從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政治力量對立加劇，最終導致軍方廢黜莫爾西（時任總統）政府，並在此後把穆兄會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進行打壓。

穆兄會在埃及政壇的沉浮不僅改變了埃及國內的政治生態，中東地區力量圍繞支援和反對穆兄會的政治博弈，也對中東國際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對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間的關係，以及2017年6月以來的沙特與卡塔爾斷交危機產生了直接影響。其背後則是地區力量圍繞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複雜博弈。在此過程中，最為值得關注的是土耳其領導的親穆兄會力量和沙特領導的反穆兄會力量的對抗。

五、現行國際體系下伊斯蘭主義的困境

當代伊斯蘭國家內部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突出表現為早期的伊斯蘭政治反對派和後來借民主化進程崛起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以及取得成功後建立的伊斯蘭政權（如伊朗）。穆斯林兄弟會對當代伊斯蘭主義運動影響深遠，它們主張對內重建伊斯蘭社會、對外重建伊斯蘭秩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將之付諸實踐。宗教共同體（烏瑪）觀念、真主主權觀念構成了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並被積極付諸實踐。

伊斯蘭主義對伊斯蘭國家和現行國際體系弊端的批判都有其合理性成份，但它在本質上的復古、保守及其非理性傾向，以及部分極端派別的暴力行動，在國家內部、地區格局乃至國際體系層面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在國內層面，伊斯蘭主義與現行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的對抗加劇了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動盪，導致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異常艱難；在地區層面，伊斯蘭主義力量對阿以衝突、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敘利亞危機的廣泛介入，加劇了地區衝突的烈度和政治解決的難度；在國際體系層面，伊斯蘭主義強烈的反西方傾向與西方“伊斯蘭威脅論”、“伊斯蘭恐怖主義論”的惡性互動，加劇了伊斯蘭世界與現行國際體系的矛盾。但是，應該看到的是，伊斯蘭主義組織在伊斯蘭國家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其溫和力量尤其是在中東變局中崛起的伊斯蘭主義政黨，正在調整其內外政策主張，出現了積極變革的傾向。

從中東與國際體系關係的角度看，伊斯蘭主義崛起導致的政治伊斯蘭化，被西方視為反世俗化、反現代化、反全球化的反體系運動。伊斯蘭主義強烈的反西方色彩及其與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的複雜聯繫，直接導致了“伊斯蘭威脅論”“文明衝突論”“伊斯蘭恐怖主義論”等論調的甚囂塵上，以及西方在戰略層面對“伊斯蘭威脅”的圍堵、打壓和防範，嚴重惡化了伊斯蘭國家的國際處境。

拋開西方惡意妖魔化伊斯蘭的問題不談，從本質而言，追求真主主權的伊斯蘭主義政權和勢力之所以成為現行國際體系內的異類，根本原因在於它們挑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國際體系的世俗性本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1991年已經取得選舉勝利但被軍方鎮壓的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拯救陣線”，2006年在巴勒斯坦大選中取得勝利並已經取得對加沙控制權的哈馬斯，它們之所以無法得到西方的承認，一個重要的原因便在於它們一旦掌握政權，國家的世俗化根基就會遭到顛覆，並由此擴大由伊朗革命在世俗化國際體系上所打開的缺口。在西方看來，“1979年在伊朗發生的伊斯蘭革命對西方文化和世俗政治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了挑戰”。即使是在所謂“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浪潮中合法崛起的埃及穆兄會等勢力，西方對之同樣充滿了憂慮和不信任。這也是西方對埃及軍方推翻莫爾西政權表示默許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然，應該看到的是，伊斯蘭主義在經歷嚴重挫折和內部分化後，其內外政策主張正在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改革與調整的發展趨勢。在近幾年的中東變局中，在阿拉伯國家最具影響的是溫和的伊斯蘭主義力量，而不是極端保守的伊斯蘭主義力量。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摩洛哥公正與發展黨等伊斯蘭主義政黨，均屬於溫和伊斯蘭力量。

在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上，溫和伊斯蘭主義更加強調伊斯蘭的理性精神，如突尼斯伊斯蘭復興党領導人加努西早就明確指出，伊斯蘭應該是“活生生的伊斯蘭”，而不是“博物館中的伊斯蘭”。在政治目標上，它們已逐漸淡化重建“烏瑪”的政治目標和否認民族國家合法性的立場，其主要關注點已轉向民主、民生等問題；在政治參與方式上，它們更注重民主選舉的和平漸進道路，逐步放棄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激進道路；在對待西方的立場上，當前的溫和伊斯蘭主義政黨儘管強調自主性，但並未採取盲目對抗西方的做法。在突尼斯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伊斯蘭復興黨還對世俗政黨進行妥協，這是突尼斯政治轉型相對順利、平穩的重要原因。

當然，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能否找到伊斯蘭特色的發展道路，並成功融入國際體系，尚需要實踐的檢驗，仍然存在的保守伊斯蘭勢力的影響也依然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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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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