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紀八九十年代，歐洲地區的反猶太主義浪潮，促生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潮和運動。早期猶太復國主義先驅明確指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就是建立猶太國。隨後，俄國出現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開始向巴勒斯坦有組織的移民。1897年，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瑞士巴塞爾召開了第一次猶太人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綱領》規定：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為公法所保障的猶太人之家。
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語言的猶太人屬於同一民族，不應與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主要途徑，是與非猶太人分離，單獨建立一個國家。
猶太人聲稱其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過，因此他們有權佔領巴勒斯坦。可這不是猶太人擁有巴勒斯坦的理由，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幾千年，猶太人的主體早已離開巴勒斯坦，他們早已不是巴勒斯坦的主體民族。
十九世紀末期猶太人開始向巴勒斯坦地區移民，此時該地區歸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管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瓦解，英國控制了這一地區。在英國政府的准許下，猶太人向該地區移民加速，此時主要是來自東歐，尤其是蘇聯的移民。
當時，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有120多萬，占總人口的近67%。但分治決議中的阿拉伯國的領土只占巴勒斯坦總面積的43%。更令阿拉伯人難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國的領土支離破碎，互不相連，大部分是丘陵和貧瘠地區。猶太國則不然，猶太人雖僅有60萬，不到總人口的33%，其領土卻占巴勒斯坦總面積的57%，大部分又位處沿海地帶，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因此，阿拉伯人有權反對該決議，因為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猶太復國主義首先被英國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代表政府發表《貝爾福宣言》，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顧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採用政治、外交、財政以及軍事手段，強行組織猶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區移民。在1882至1948年間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萬多人移居巴勒斯坦。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通過決議，決定在巴勒斯坦分別建立阿拉伯國家和猶太國家，並使耶路撒冷國際化。此後，猶太復國主義者立即用武力搶佔了擬議中所謂猶太國的領土，同時強佔了分治計畫中屬於阿拉伯國家的部分地區，在4個月內迫使30多萬阿拉伯人離鄉背井，成為難民。1948年5月14日，猶太復國主義者宣佈建立以色列國。決議對巴勒斯坦人明顯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絕建國。
猶太人不斷搶佔巴勒斯坦領土並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國，大大激化了同整個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為以後中東局勢長期動盪不甯的重要根源。
巴以衝突的直接起源在於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建國後又屢次把巴勒斯坦人趕出故土，終於釀成了無法調和的民族矛盾。而更為深刻的原因是，兩個民族都曾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兩個民族都視同一個城市為宗教聖地，使得衝突有了更為堅實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決也變得更加困難。
然而，縱觀整個猶太民族，很多猶太人對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仍存在意見分歧。許多在歐洲和美國的猶太人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猶太故土”，因為即使不支持錫安主義，猶太人一樣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國家。
在美國社會，基督教錫安主義形成了美國長期親以色列的社會文化基礎。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民眾對以色列的支持持續強烈，他們一直把以色列當作最喜歡的國家之一。
美國的這種公共輿論傾向是美國政府對以色列政策中存在著明顯超越現實利益算計的重要原因。何況，信仰本身對美以關係中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傾向於將以色列描繪成美國的“戰略資產”，越傾向於將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行動解釋成合乎美國國家利益。在持狂熱親以立場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那裡，戰略考慮只是次要的動因。
從美國國內因素來看，美國猶太社團在美、以特殊關係的形成和維持中確實起了關鍵作用。猶太社團是美國最活躍的錫安主義力量，但其作用卻極易被誇大。事實是，絕大多數美國猶太人在政治上屬於自由派、民主黨陣營（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黨更親以色列；國會持續親以色列，但大部分親以提案是由猶太裔議員很少的共和黨提出來的。
基督教錫安主義是經常影響美國行政當局尤其是白宮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說杜魯門總統閃電般承認以色列建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出於個人情感並需頂住國務院強大壓力的行為，那麼，在30年後，支持和保衛以色列，已經成了有強大而廣泛的社會支持的美國的“使命”和“責任”。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如果制定不利於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強大的阻力和批評。
最親以色列的美國總統莫過於雷根和小布希，他們都有強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強烈的錫安主義情結並以美國猶太右翼政治菁英為主的新保守派結盟。這是一種錫安主義者的“神聖同盟”！“在小布希所屬的教派中，《聖經》中神將巴勒斯坦應許給以色列民眾的教義至關重要。歷史盡頭的宏偉戰鬥將在當代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猶太人參與。因此，以色列國就成了聖卷歷史的關鍵見證和基督徒獲得拯救的至關重要的前提。”正是這種“神聖同盟”，成了小布希—沙龍特殊親密關係的重要基礎，也成了美國出兵伊拉克倒薩繼而“改造”整個中東的重要政治動力。
在20世紀80—90年代，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大力壓縮美國對外財政援助的同時，卻批准對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該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Jesse Helms）就是“千禧年前論”（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眾多福音派教友的囑託和支持。神學化的思想對於美國國會的共和黨領袖總有重要影響，如湯姆•迪萊（Tom Delay）依據《聖經》稱呼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為猶地亞和撒馬利亞，而其前任理查•阿米（Richard Armey）則曾經公開提出從這些土地上驅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如果說，以色列建國前後的美國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的建立和活動的開展離不開猶太社團的支持和推動，那麼，20世紀末各種新組織的建立主要是出於美國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動和熱情。這些組織通過大量捐款、組織聖地朝聖遊、支援錫安主義活動、頻繁且公開發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論、向政府施加壓力等多種方式支援以色列。
20世紀70—90年代，還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議會通過了《耶路撒冷法》，宣佈整個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當時，幾乎所有駐耶路撒冷的外國使館、領館都遷移到了特拉維夫，以抗議以色列對耶城的兼併，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卻在以色列建立了“國際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館”，以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該組織長期親以色列的立場深得以色列右翼勢力的讚賞。
跟猶太右翼勢力的立場一樣，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還奉行道德絕對主義，將巴以衝突視為善與惡的決鬥。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邪惡、不容妥協的一方，也是不應享有民族自決權利的一方。這種來自基督教陣營的無視人道主義和民族自決權利的極端主義加深了中東的文明衝突，構成了中東和平進程的重要障礙。
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依然將反猶太復國主義或反錫安主義視為敏感詞。任何人如果發表不支持以色列或猶太人的言論，或者發表同情、支援巴勒斯坦的言論，都會遭到眾人的窮追猛打。如果名人與這個詞連在一起，註定會成為大新聞。
美國史上首位佩戴頭巾的穆斯林女議員伊爾汗•奧馬爾近日正是陷入一場所謂“反猶太主義”爭端中。對於這名穆斯林女議員公開發表的正義性言論，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支持者倍感憤怒。他們深知，公眾人物的發聲，會讓越來越多的民眾看清真相，於他們而言，伊爾汗關於猶太復國主義的言論，終將成為巨大的威脅。
伊爾汗•奧馬爾
過去的一段時間，美國史上第一位佩戴頭巾的穆斯林女議員再次成為全美焦點。這一次，是因為她關於巴勒斯坦的一些正義言論。2月10日，伊爾汗•奧馬爾轉發了美國記者葛籣•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的推特，後者大肆抨擊伊爾汗，聲稱伊爾汗有反猶太思想，因為伊爾汗公開表示支持BDS運動（即針對以色列政府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伊爾汗在轉發格林沃爾德對自己的抨擊時寫道：“寶貝，都是美元惹的禍”。
緊接著，《猶太前進報》主編巴蒂亞•溫加爾•薩爾貢（Batya Ungar-Sargon）要求伊爾汗作出回應，澄清她所說的“都是美元惹的禍”暗指何人。伊爾汗也不甘示弱，直接回復五個大寫字母：AIPAC，即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是美國國內猶太人自發組建的右翼組織，其官網聲稱該組織宗旨為“增進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究其本質，它只為深化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傳播。該組織從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支持者手中籌集資金，最終影響民眾以及政客對巴以關係的意見。半島電視臺一部紀錄片曾對此做過調查，結果顯示，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絕大多數資金都用於收買美國政客。鑒於此，伊爾汗將矛頭對準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並無任何過錯。
然而，薩爾貢依舊不依不饒，堅稱伊爾汗是一名反猶太分子，指責她宣揚猶太陰謀論。薩爾貢的指責瞬間引發全美主流媒體及政客對伊爾汗的口誅筆伐，進而引發民主黨、共和黨、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互相抨擊。
就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捲入此次爭端之中，他甚至表示伊爾汗應當引咎辭職，聲稱美國國會不容忍反猶太主義。
在各方壓力之下，伊爾汗最終選擇道歉。
這更加讓我們明白，在美國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國家，不論何人，都無權發表有關以色列的負面言論。
然而，伊爾汗事件也向我們展示了兩個事實。首先，所謂的“自由派（左派）猶太復國主義者”與“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群體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其次，最新政治形勢與政治宣傳讓猶太復國主義者及極端猶太教徒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壓力。
最早抨擊伊爾汗，聲稱伊爾汗反猶太、反以色列的，是薩爾貢等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這很正常，畢竟，這群人的使命就在於不斷宣揚猶太人的可憐、可敬甚至是偉大，傾盡全力杜絕任何人對以色列或猶太人闡述負面意見。
《猶太前進報》被譽為美國最為著名的猶太媒體，其宗旨為“嚴格且公正地發表政治評論”。該報偶爾會對以色列政府發表批評意見，因此，它也被稱為猶太復復國主義者內部最為而進步、自由、民主的報刊。
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以政治左傾自居，有人甚至將他們的言行舉止等同於法西斯主義。為了與右派猶太復國主義劃清界限，薩爾貢近日發表文章稱，白人至上主義是右派猶太復國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然而，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的終極目標，就是在潛移默化間美化以色列政府針對巴勒斯坦的一系列反動政策。
因此，對於薩爾貢之流大肆抨擊伊爾汗，誣陷她反猶太、反以色列的言論，我們其實根本不足為奇。在當今世界，猶太教已經淪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一大武器，每當有人抨擊以色列極端暴行時，猶太復以色列老兵基甸•利維（Gideon Levy）退役後成為一名時事評論員及記者，對於猶太復換言之，薩爾貢之流假裝自己是左派或自由派，只是為了更好地抨擊、打壓所有針對以色列暴行的不同聲音，他們只為以色列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政治利益服務。
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猶太復國主義，它們的宗旨都在於掌控輿論，為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服務。
自古以來，猶太復國主義就是白人至上、殖民主義、反民主、極右思想的忠實擁磊。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就在於要求所有人忠於猶太復國主義事業，不可有二心，更不可說三道四。
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利用白人至上思想，拉攏大批信奉基督教的美國民眾支持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這些支持者有一個共通性：他們都不承認大屠殺。
此大屠殺並非二戰期間法西斯主義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而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人所犯的滔天罪行，以及美國白人對原住民的大屠殺。
伊爾汗的身份簡直就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最愛——她既是一名黑人，也是索馬里移民後裔，又是一名穆斯林。
對美國社會個各階層中大小種族主義者而言，他們根本無法容忍伊爾汗佩戴頭巾抛頭露面。她既要背負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種族歧視，也要背負西方社會強加給她的伊斯蘭恐懼症，還要背負特朗普之流對移民的偏見與憎惡。
而這些，全都是猶太復國主義無法容忍的特性。
雖然伊爾汗並不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她對以色列侵佔、壓迫巴勒斯坦的事實瞭若指掌。對於巴以衝突的實質，她也早得一清二楚。
對於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解放事業，伊爾汗只有深深的同情。而正是這種同情，令她陷入困境。
伊爾汗同情的是巴勒斯坦人民近70年的悲慘境遇。然而，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支持者眼中，這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斷騷擾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事業的70年，是以色列善待巴勒斯坦人、力求生存的70年。
BDS運動，可謂是無助而又不願絕望的人們無奈的抵抗。BDS運動宣導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抵制以色列，共同抗擊以色列的侵略主義、殖民主義及種族屠殺。猶太復國主義者對BDS深惡痛絕，其根本原因，就在於BDS不斷披露以色列政權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種種罪行，同時，以色列也懼怕BDS運動會讓巴勒斯坦人得到世人的同情與幫助，進而影響自己的殖民主義事業。
因此，以色列政府及猶太復國主義勢力自然會傾盡全力反制BDS運動，方法之一，就是動用輿論及政治力量，大肆抨擊所有參與或支持BDS運動的公眾人物，誣陷他們反猶太教、反以色列人民，站在輿論及道德制高點將他們抨擊的體無完膚，最終被迫向猶太復國主義勢力低頭。
須知，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教教義有著根本上的抵觸，同理，反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教也有著根本區別。
BDS運動發起人之一奧馬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曾寫道：“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列強聯手打壓巴勒斯坦人民之際，BDS運動只想喚醒世人的良知。我們認為，這場運動是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都能享有基本人權，讓每個國家都能取得合法自治的權利。”
作者：約阿夫•利特溫（Yoav Litvin）美籍以色列人，巴以問題專家，心理學博士，作家。
編輯：葉哈雅
出處：AL Jazeera
原文：Why Zionist are afraid of Ilhan 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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