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和未來學家之一，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有一句名言——21世紀的文盲，不會是那些能讀能寫的人，而是那些沒有能力學習和不斷更新知識的人。
2014年，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受邀對自己的著作《Masters of Mankind》做出評述，這本著作中收集了喬姆斯基1969年至2013年間發表的所有文獻及演講資料。主持人指出了過去44年間全球範圍內發生的諸多巨變，然後問喬姆斯基，他自己對於世紀的看法是否也發生了改變。
被評為2005年度“全球頂尖公共學者”的喬姆斯基，做出了以下回答：“的確，我的世界觀在不斷改變，我對世界以及我們的歷史有了更多理解，我不斷反思、不斷再思考，盡己所能地去考證我得到的資訊。很多人不會認同我的說法，但是我堅持認為，等級制度以及獨斷專行依舊是這個世界的主旋律，也是諸多衝突與罪惡的源泉。”
溫斯頓•邱吉爾曾說，歷史總是由勝者書寫。丹•布朗（Dan Brown）也表示，歷史屬於勝者，當兩個不同文明發生衝突時，失敗一方的功績及正面資訊會從歷史中抹去。歷史，從來都只會讚美勝者的偉大。正如拿破崙所言，所謂歷史，只不過是公認的神話。
縱觀伊斯蘭相關的歷史，長久以來，外界都將伊斯蘭信仰描繪為諸多邪惡的源泉，有人甚至發明了一個新單詞去描述伊斯蘭——Islamofascism，即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他們將穆斯林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認為伊斯蘭信仰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極端思想。
然而，真相到底如何？9•11事件的發生，給伊斯蘭信仰帶來了何種影響？伊斯蘭信仰的未來，到底會怎樣？
早在14個世紀以前，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就曾告誡穆斯林，終有一日，伊斯蘭信仰會受到全世界的圍攻。
在這段聖訓中，真主的使者（願主福安之）說：“有個時代要來臨，那時，世人會從四面八方將你們包圍，就如一群人聚在一起享用一頓大餐一般。”
有人問道：“安拉的使者啊，那會是因為我們在那時人數太稀少嗎？”
使者（願主福安之）答道：“不是的，那時，你們的數目會如洪水中的泡沫一般多，但你們的內心卻滿是軟弱，你們的敵人卻心無所懼，而這都是因為你們對今世的熱愛和對死亡的憎惡。”【艾哈邁德聖訓集】
對於當今穆斯林所處的困境，這段聖訓或許就是最好的回答，而伊斯蘭信仰似乎也陷入所謂的“文明衝突論”中無法自拔。放眼全球，我們看到伊斯蘭相關最多的新聞，就是自殺性襲擊、汽車炸彈、暴亂、侵略、抵抗、聖戰、暴力視頻等等……
在某些人眼中，伊斯蘭信仰似乎已經成為了混亂與落後的代名詞。
甚至，某些只看到表面現象的穆斯林也會在不知不覺中產生這種想法，會在潛移默化間認為這是不爭的事實。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對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做了深入研究，對於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他做了如下描述：
“歷史上的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有過多次交鋒，二者一直都在此起彼伏間發展壯大。西方文明萌芽之際，伊斯蘭文明已處於巔峰，而後，西方文明飛速發展壯大，伊斯蘭文明則似乎止步不前，甚至呈後退趨勢。可喜的是，正如此前落入低潮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同樣頑強地存活了下來。
“中世紀的西方勢力曾妄想徹底消滅伊斯蘭文明，試圖通過侵略戰爭去擊垮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國，然而事與願違，它們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後來，在奧斯曼帝國的強勢反擊面前，西方勢力只得選擇轉攻為守，然而，隨著奧斯曼帝國的逐漸沒落，西方又再次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沿，進而再次嘗試打壓伊斯蘭文明。”
湯因比指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數次交鋒， 其實就是西方文明試圖壓制伊斯蘭文明而引發的衝突。湯因比認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將依舊延續，西方文明志在做到大一統，意圖通過現代科技來掌控全世界。因此，當下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並非僅僅是歷史的延續，更是西方妄圖全盤“西化”伊斯蘭世界的重要手段。
對於西方而言，這是一項無比宏偉的事業。
湯因比指出，如今的伊斯蘭已經被西方逼到了牆角，換言之，伊斯蘭已無路可退。在當下這種境況之下，若從現世的角度而言，伊斯蘭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翻盤機會，因為此時的西方遠比中世紀的十字軍強大，如今的西方不論從軍事、經濟到科技層面，都遠超伊斯蘭世界。
然而，這些表面事實的背後，又暗藏著何種玄機呢？
綜上所述，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文明的觀點是否有變化呢？
著名東方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伯納德•路易士（Bernard Lewis）對此做了深入研究。路易士教授被學術界視為中東問題的絕對權威專家，他曾以英國情報專員的身份在倫敦、開羅等地服役，二戰之後，他成為第一個進入奧斯曼帝國的西方學者。
上世紀50年代，路易士開始深入研究所謂的“文明衝突論”，9•11事件爆發之後，他再次成為西方世界的焦點所在。然而，最早提出“文明衝突論”這一概念的並非路易士本人，早在1926年，巴斯裡•馬修斯（Basil Mathews）就指出，西方文明會持續與伊斯蘭文明產生衝突。路易士的思想中暗藏著對伊斯蘭信仰的不信任與敵視，從西方學術界對路易士等人的大力吹捧，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到底持有何種態度。
路易士教授在其著作《伊斯蘭與西方》一書中提到了中世紀法國文獻中記載的“阿拉伯信仰”，其重心，就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一系列暴力衝突與戰爭。路易士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中世紀基督教學者對伊斯蘭信仰的描述，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認為，伊斯蘭信仰中也包含“三位一體”概念，他們認為穆罕默德是伊斯蘭信仰的創始人，此外，還有兩個惡魔陪伴他左右。
路易士指出，在當代人眼中，中世紀西方文明對伊斯蘭信仰的這種描述純屬荒謬之言，然而，當時的西方世界卻對這種觀點堅信不移，路易士說：“其實，中世紀的西方文明與如今的我們並無異同，他們選擇從基督教信仰‘三位一體’的概念去理解其他宗教，因此，當面對‘阿拉伯信仰’時，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伊斯蘭也崇拜其‘創始人’，為了迎合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概念，他們又虛構出兩個惡魔來湊數。”
路易士指出，如今的西方文明其實就是中世紀基督教文明的延續，如今的西方雖然沒有再做出此類論斷，但是，西方對於政治的理解依舊令人汗顏——對於西方而言，政治只不過是宗教體系、意識形態以及派系的鬥爭而已。
路易士同時指出，西方文明似乎並不願認可、認知伊斯蘭信仰的本質，甚至不願承認伊斯蘭文明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不同於基督教信仰的獨立宗教體系。伊斯蘭初期，西方文明甚至並不願使用“伊斯蘭”這一宗教術語，而是習慣於稱之為“阿拉伯信仰”，後人也沿用了這一概念。
長久以來，東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都將伊斯蘭信徒稱為阿拉伯先知的追隨者，而非穆斯林，基督教世界稱呼不同地區穆斯林時都會使用不同的名號，舉例而言，他們將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稱為摩爾人，將歐洲地區的穆斯林稱為突厥人、土耳其人或者韃靼人。路易士還指出，直到近代，歐洲才開始承認伊斯蘭是一個獨立的信仰，而非他們眼中的少數族裔，然而，西方文明依舊選擇使用某些不著邊際的詞彙去形容伊斯蘭信仰，譬如穆罕默德教（Muhammedanism）等。
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卡羅爾（James Carroll）在其著作《與伊斯蘭開戰》一書中指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絕大部分源自西方，穆斯林之所以被廣泛視為好戰且暴力的群體，很大程度是西方社會為滿足一己私欲而進行的惡意渲染。
卡羅爾的觀點或許會激怒很多人，畢竟這不符合西方社會宣揚的“價值觀”。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一觀點的確具有其正確性，如若不然，西方政客也就不會大肆渲染所謂的“文明衝突論”。四度出任英國首相及財政大臣的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曾手持古蘭經在英國下議院發振臂高呼：“只要穆斯林的這本書依舊存活於世，這世間就不會有正義可言！”
正是在這種敵對論的促使之下，馬修斯與路易士教授才會不斷在西方社會渲染“文明衝突論”， 後來，美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更是將這一理論載入史冊。
馬修斯甚至在其著作中表示：“古蘭經誕生於混亂的沙漠，是神權國家的統治基礎，它公然抵制現代文明、民主、自由且獨立的政府。正因如此，土耳其的凱末爾才會徹底摒棄古蘭經，一旦古蘭經失去了統治階級的支持，它就一無是處，因為，伊斯蘭信仰的宗教制度與社會體系是缺一不可的。‘穆罕默德教’拒絕進步，我們與伊斯蘭的關係，頂多就是對穆罕默德的敬意。我們的內心很清楚，伊斯蘭信仰充斥著暴力、屠殺、掠奪與荒淫。作為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確實是偉大的，可是，在21世紀，一切都已經變了。”
與馬修斯相比，路易士教授對伊斯蘭的見解也並無二異。路易士認為，很多穆斯林都對西方持有敵對態度，西方很難緩和與穆斯林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表示：“伊斯蘭信仰對西方世紀的仇視已經超越了政治層面，也超越了“文明衝突”的層面，而是針對整個基督教體系，針對西方文明的存在與發展。但我們也必須時刻警惕，千萬不要像穆斯林群體一樣成為易怒且喪失理智的族群。”
令人驚恐的是，這些驚為天人的言論竟然出自近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東方學者之口。
現如今的西方，又是如何看待伊斯蘭的呢？
眾所周知，美國是受現代文明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美國人對於世界的瞭解卻乏善可陳，尤其對於伊斯蘭信仰、穆斯林群體及阿拉伯世界，美國人更是瞭解得微乎其微。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也有不少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這種境況能夠得到改觀。
2017年3月，《阿拉伯新聞》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其主題，就是美國社會對於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認知缺口”。
換言之，即無知。
這份調查一共有24個問題，其中包括美國人對穆斯林世界、穆斯林移民、阿拉伯社會、伊斯蘭恐懼症等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8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清楚阿拉伯世界到底在何方；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阿拉伯地區過於危險，不宜拜訪；65%的人表示他們對阿拉伯地區一無所知；30%的人表示根本沒有任何興趣去瞭解穆斯林世界……
令人震驚的是，逾五分之一受訪者認為阿格拉巴（Agrabah）是一個實際存在的阿拉伯城市，可事實上，阿格拉巴只不過是童話故事《阿拉丁神燈》中的一個虛構地名；甚至有3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支持特朗普對“阿格拉巴人”施行旅行禁令。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美國公共政策民意調查公司也開展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0%的共和黨支持者希望政府出動戰機轟炸阿格拉巴，另有57%的人表示他們不確定是否應當發起進攻。
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民意調查專家大衛•波洛克（David Pollock）表示，長久以來，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總體呈負面發展。造成這一現象的因素有很多，對有些西方人而言，他們對“孤立主義”情有獨鍾，這種孤立態度不僅針對伊斯蘭信仰或穆斯林世界，也針對所有外國人，即單純的排外主義；還有些人純粹是出於對伊斯蘭信仰的偏見，他們認為穆斯林世界充斥著恐怖、極端、暴力、難民與內戰。波洛克指出，外界看到的穆斯林世界幾乎沒有正面形象可言，而所有負面資訊的背後，其實就是我們的無知與狹隘。
若不是主流學者對上述調查結果可靠性與真實性的認可，我們很可能永遠不會承認我們的無知與偏執。或許，正是出於這種無知，政客們才會不斷渲染關於穆斯林世界的負面資訊，才會在潛移默化間不斷加深普通民眾對於穆斯林及伊斯蘭的誤解。
或許，愈發令人費解的，是西方如今在穆斯林世界開闢的新戰場。誠然，這些戰場都是高舉民主、自由與正義大旗的“反恐戰爭”，可是，這更像是一場為了製造恐怖而進行反恐的戰爭。無數士兵前赴後繼地奔向政客眼中的“世界之瘤”，或死或傷，給自己、給他人帶來無盡的痛苦與傷痛。
來自美國的大眾傳播學教授、影視界權威傑克•沙欣（Jack Shaheen）指出，我們應當從不同角度看待西方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問題。對此，沙欣教授在其2001年發表的著作及紀錄片中都做了詳盡論述，著作及紀錄片標題皆為《糟糕的阿拉伯人：來自好萊塢的誹謗》。
沙欣教授搜集研究了上千部有關伊斯蘭、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的好萊塢影片，這些影片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沙欣教授指出，好萊塢大片熱衷於將穆斯林群體塑造為西方世界全民公敵，影片中的穆斯林大多以殘暴、野蠻、荒淫的恐怖分子角色出現。據沙欣教授統計，這1000部有關穆斯林的好萊塢電影中，只有12部屬於正面描述，52部持中立態度，而其餘936部皆為負面描述。
基於此，沙欣教授明確指出了反穆斯林、反伊斯蘭、反阿拉伯浪潮在西方社會的真實存在，以及這種浪潮對大眾文化與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影響。沙欣教授詳細描述了西方出於政治因素對民眾進行的系統性誘導，正是在這種誘導之下，民眾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越來越深。
通過此類嚴謹的學術研究，沙欣教授想要讓民眾看清事實，他想讓民眾明白：“這種極具威脅、系統性的仇穆思想，正在吞噬我們的人性，西方文化正在不遺餘力地將穆斯林群體描述成惡貫滿盈的暴徒。我們總是喜歡緊緊抓住伊斯蘭相關的某些負面新聞，不斷強調穆斯林不是好人……我們對於穆斯林群體或阿拉伯人的最初瞭解大多源自歐洲，200多年前，英國和法國最早進入了中東地區，然而，那些從未到過阿拉伯地區的歐洲人，卻留下了關於阿拉伯社會及穆斯林群體的最早記載，這些虛構的‘史料’卻被後來的美國人全盤接受。”
沙欣教授指出，隨著二戰後世界格局的改變，美國社會對阿拉伯世界及穆斯林群體的態度進一步惡化，而這種惡性變化的背後主要有三大因素：巴以衝突（美國全力支持以色列侵佔阿拉伯領土）、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油價高漲，美國損失慘重）、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朗學生將52名美國外交人員扣為人質）。這三大事件直接加劇了美國社會對穆斯林群體及阿拉伯世界的負面情緒，也讓好萊塢影視作品“理所當然”地定型了穆斯林的形象。
如今的好萊塢已經不滿足于將成年穆斯林描繪為暴力分子，由諸多好萊塢著名影星參演的大片《改朝換代》（The Kingdom）中，穆斯林孩童也被刻畫為恐怖分子的形象。沙欣教授認為，如今的西方已經習慣于將整個穆斯林群體或阿拉伯世界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甚至連天真無邪的兒童，也被描述的十惡不赦。
對於此類好萊塢電影，沙欣教授做了如下評價：“總體而言，人性已經消失殆盡。這些電影似乎想要告訴世人，穆斯林已經喪失了人性。倘若我們每個人都認為穆斯林是格格不入的群體，或許，我們會想當然地試圖消滅穆斯林群體，或許，我們會認為穆斯林死有餘辜……
“伊斯蘭恐懼症已經沖昏了我們的頭腦，諸如‘伊斯蘭’‘穆斯林’‘阿拉伯’‘古蘭經’等詞甚至已經成為極端與威脅的代言詞。”
最後，沙欣教授明確指出：“好萊塢電影從根本上就是與政治掛鉤的，它們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借用美國電影協會已故前會長傑克•瓦倫堤（Jack Valenti）的話語，華盛頓與好萊塢，本就是同根生，它們共用著同一個DNA。
那麼，這種不間斷的負面渲染，到底給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帶來了何種影響？
1946年，英國著名評論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題為《政治與英語語言》。奧威爾在這篇論文中指出，政治語言的本質，就在於弄假成真，讓謊言成為真理，讓罪犯受人推崇……
2017年，歐威爾創作於1949年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登上了亞馬遜暢銷書榜首。這一現象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總統特朗普顧問凱莉婭妮•康威 （Kellyanne Conway）。當外界指責時任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發表不當且不實言論之後，康威女士表示肖恩並沒有說謊，聲稱他所表達的只不過是“另一類事實”，媒體隨即將康威的言論歸納為“歐威爾主義”（Orwellian）。
歐威爾主義，指現代政權藉宣傳、誤報、否認事實、操縱過去，來運行社會控制，包括冷處理、蒸發，公開紀錄和大多數人記憶中均被抹煞不存在，就如《一九八四》中的世界觀一樣。更有甚者明確表示，所謂事實與真理，其實就取決於美國、北約及其西方利益相關者的意願，任何不符合他們利益的資訊，都會被稱為“假新聞”。
正因如此，所謂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才會成為整個西方社會的熱議話題，伊斯蘭恐懼症才會在西方如此大肆橫行。早在9•11事件爆發很久以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媒體就在大肆宣揚“恐怖主義”之潛在威脅與危害。
令人遺憾的是，它們甚至明確表示穆斯林及阿拉伯人就是恐怖主義的化身，如若不然，最起碼也是崇尚暴力與恐怖主義的極端分子。
有趣的是，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其著作中指出，每當媒體發表關於恐怖主義的權威專家言論時，一旦這些言論不符合以色列、美國及西方勢力的相關利益，這些觀點就會被扣上“陰謀論”的帽子。
據柯林斯介紹，眾神社出版集團於1989年出版了一部流通範圍極小的紀傳，詳細敘述了“恐怖主義產業”的起源、發展與壯大。該書作者愛德華•赫爾曼（Edward Herman）教授、格裡•沙利文（Gerry O’Sullivan）教授運用大量篇幅指出，利益集團與權勢集團一直都在互相勾結，竭盡全力去影響世人對當代恐怖主義的理解與看法。
普通民眾對恐怖主義的理解自然來自政府、主流媒體以及所謂的反恐專家，因此，民眾對於穆斯林群體的瞭解自然就滿是偏見。我們必須謹記著名歷史學家哈裡•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諍言：“長久以來，利益集團都利用權勢壓制追求真理、講述真理、挖掘真相的歷史學家，”
毫無疑問，官方總是喜歡與學者及媒體工作者保持極好的合作關係，辭藻華麗地給我們灌輸抗擊極端主義的外交及軍事政策，殊不知，他們正在將我們推向戰爭的深淵，我們給自己、給別人帶去了無盡的苦難與傷痛。
主流社會終究只需要政治正確的發聲者，他們在社會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譬如編輯、作家、編劇、主持人、講師、教授、教育工作者、議員甚至政治領袖。當所有人的論調都保持高度一致時，權力機構自然會“順應民意”，理所當然地實施所有既定計劃。
大量研究及調查表明，伊斯蘭恐懼症已經發展為一個完整的網路，網羅了一大批所謂的專家、學者、媒體精英、學術權威等，他們共同打造並傳播著針對穆斯林與伊斯蘭信仰的仇恨、恐懼與謊言，譬如：伊斯蘭教法將威脅美國的安全；清真寺就是穆斯林的特洛伊木馬；伊斯蘭極端分子已經潛入美國，政府內部以及穆斯林組織內都藏有極端分子；伊斯蘭信仰中絕無中正或溫和可言；美國永遠得不到穆斯林的忠心……此類言論簡直數不勝數。
據2011年及2015年的兩份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美國境內用於支持反伊斯蘭、反穆斯林活動的經費已達2億美元之巨。
正是在這些經費的資助下，羅伯特•斯賓塞（Robert Spencer）創辦的“聖戰觀察網”（Jihad watch）才不斷發展壯大。據統計，2001年至2009年間，“聖戰觀察網”共收到逾50萬美元的資助。
斯賓塞的網站自始至終都將伊斯蘭描述為惡貫滿盈的巨大威脅，聲稱伊斯蘭信仰必須得到清洗甚至消滅。可怕的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理念竟然引發了巨大共鳴，同時也得到了美國境內外諸多支持。
2011年7月22日，挪威極右恐怖分子安德斯•佈雷維克（Anders Breivik）大開殺戒，殘忍殺害77名無辜平民。在他的代表作《2083歐洲獨立宣言》中，佈雷維克引用斯賓塞及其網站多達162次，《華盛頓郵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這個殺人惡魔屠殺了77人，他所展示出來的仇外主義、偏執與狂傲，與現如今美國盛行的反穆斯林情緒如出一轍。的確，挪威的悲劇，或許也會在美國上演。”
隨著事態不斷發展，這種反穆斯林情緒及伊斯蘭恐懼症心理似乎已經牢牢佔據了上風，任何想要為穆斯林群體發聲的正義人士，都會遭到主流媒體及政客的口誅筆伐。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社記者貝瑟尼•艾倫（Bethany Allen）在一篇報導中說：“盲目追隨這股反穆斯林大潮的人們正在竭盡全力將穆斯林群體邊緣化，他們堅信穆斯林自始至終都心懷惡意且極具威脅，而伊斯蘭恐懼症則恰到好處地迎合了這種心理。與此同時，他們拒絕承認伊斯蘭信仰與基督教信仰享有同等的自由與權利，也不遺餘力地壓制所有本可以緩和西方與伊斯蘭緊張關係的正義之士。”
所謂的“反恐戰爭”早已成為一場政治運動，對此，伯納德•路易士教授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當然，媒體的宣傳與渲染也功不可沒。
2002年，中東問題專家拉米斯•安多尼（Lamis Andoni）詳細剖析了路易士教授的學術觀點及政治理念。9•11事件前，安多尼完成了其著作《西方的衝擊與中東的回應》一書，直到第二年一月，該書才得以順利出版。長久以來，在“重建中東和平”以及“反恐”的旗號之下，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以武裝入侵的方式對中東局勢進行強力干涉，安多尼的這本書就好似一部宣言，公開對此表示反對。
前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從側面印證了安多尼的這一觀點。被稱為伊拉克戰爭設計師、美國新保守主義旗手的沃爾福威茨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伯納德•路易士是全球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之一，他以真正客觀、原創且永遠獨立的思想，巧妙地將中東關係與局勢置於更大的背景下，他教導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中東複雜而重要的歷史，並用它來指導我們去打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然而，安多尼指出，路易士堅信整個穆斯林群體幾乎已經與現代文明徹底脫節，他甚至認為穆斯林群體已經陷入仇恨與憤怒的深淵不可自拔。他的觀點與思想不僅讓美國等西方勢力侵略性外交政策變得有理有據，也讓所謂的“反恐戰爭”披上了“道義”與“公義”的外衣，更讓整個穆斯林世界陷入了再次被侵略、被殖民的恐慌之中。
安多尼對於路易士的這種指控並非空穴來風。路易士曾在其著作中寫道：“照這樣發展下去，‘人肉炸彈’‘自殺襲擊’等字眼終將成為整個穆斯林群體的代名詞，穆斯林群體也必定無處可逃，只能陷入無盡的仇恨、痛苦、憤怒、貧窮、壓迫與自怨自艾，最終受我們掌控甚至踐踏。”
對路易士的一系列大膽預測，詹姆斯•卡羅爾隨後作了歸納總結。卡羅爾指出，這種偏執的盲目排外及仇視思想原本源自歐洲，但在後9•11時代的美國等西方國家，這種思想卻再次映入世人眼簾，倍受主流社會推崇。正如歷史上的十字軍以及後來的帝國主義殖民者一般，如今的政客正在大肆利用伊斯蘭恐懼症謀取政治利益，他們成功地讓民眾對伊斯蘭信仰產生不信任與恐懼情緒，進而將這種情緒轉化為打擊伊斯蘭及穆斯林的力量。
而這，或許正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不斷產生衝突的實質與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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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哈雅譯自：
http://www.islamicity.org/14457/islam-and-the-west-what-went-wrong-and-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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