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權遭遇巴勒斯坦--伊斯蘭之光

艾哈德•塔密密是一名巴勒斯坦女孩，今年剛滿十六歲，近日，以色列軍隊在一次夜間掃蕩期間逮捕了她。

以色列軍方表示，艾哈德此前“襲擊”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和官員。被捕的前一天，一隊以色列士兵闖入了艾哈德家的後院，而在此之前，這群士兵剛剛用橡皮子彈擊中了艾哈德十四歲表妹的頭部，同時向艾哈德家發射了數顆催淚彈。

艾哈德被捕後不久，她的母親和表妹也同樣被捕。

……

奇怪的是，一向注重伊斯蘭世界女權問題的西方女權主義者、人權活動家們及政客們卻貌似對此漠不關心，雖然他們一直自詡為女權、尤其是少女權益守護神。

他們熱衷於在全球南部地區（包括非洲國家、拉丁美洲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宣言少女的合法權益，他們創建了無數人權組織來開展相關工作。

當十五歲的巴基斯坦少女活動家馬拉拉遭極端分子槍擊後，西方人權人士的反應卻跟他們對待艾哈德的態度大相徑庭。彼時，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發起了一項名為“我是馬拉拉”的請願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發起了“支援馬拉拉”的大型活動。

痊癒後不久，馬拉拉應邀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等人進行了會談，也在聯合國大會發表了講話，她被《時代週刊》評為該年度百大人物之一，也被英國高端女性時尚週刊《Glamour》評為年度女性，2013年，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次年，她最終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澳大利亞前總理朱麗亞•吉拉德以及一眾全球知名媒體工作者們都在第一時間表達了對馬拉拉的支持，聯合國甚至將每年7月12日定為“馬拉拉日”。

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任何人關注艾哈德•塔密密這個巴勒斯坦女孩，沒人打出“我是艾哈德”的標籤，也沒人表示我們應該支持艾哈德，艾哈德也沒有登上任何媒體的頭條。那些所謂的女權主義者、人權組織、政客或媒體工作者們都選擇了無視這名巴勒斯坦女孩，也沒人站出來譴責以色列暴力政府。更加可悲的是，此前，美國政府甚至拒絕了艾哈德的赴美簽證申請，雖然她前往美國的唯一目的就是舉辦一次巡迴演講。

艾哈德•塔密密和馬拉拉很相似，她長久以來也在堅定不移地反對不公、為人權而奮鬥。她曾無數次走上街頭參加反對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領土的遊行示威，她曾無數次遭到以色列軍方的水槍、橡皮子彈等打壓，她為此付出了巨大犧牲，她失去了自己的叔叔和表哥，她的父母及兄弟無數次被以色列軍方拘押，她的媽媽腿部曾遭槍擊……

兩年前，人道主義記者拍攝的一段短片讓她得到了全球廣泛關注，視頻裡，年僅14歲的她竭聲嘶力竭地阻止以色列士兵暴力拘捕她的哥哥。

可是，為什麼同為人權事業付出巨大犧牲的艾哈德•塔密密卻得不到如馬拉拉一般的關注度？為什麼人們對待艾哈德的態度會如此不同？

背後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以色列政府侵略並壓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國際社會早已司空見慣，人們甚至認為以色列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合法自衛，而那些沒有政權基礎、與以色列政府一樣採取暴力措施的組織卻被遭到了嚴厲打擊，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被國際社會廣泛批判。

倘若某個個體被視為某種威脅，那麼，此人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正常生活可言，最起碼，其政治生命已經終結。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曾經直言，這種情況之下，一個國家早已沒有任何法治可言，被視為威脅的人，就只能遭受暴權的打壓。通常而言，恐怖分子都會被歸於這一類人，因此，倘若西方暴權認定某人為恐怖分子，它們就會在不經任何審判的情況下動用無人機等手段徹底清除這一威脅，而它們也不會受到任何譴責。

以色列軍方很好地學習了這一政策。拘捕艾哈德•塔密密後，以色列軍方在第一時間表示它們將延長對艾哈德的拘押時間，因為她對以色列士兵的人身安全構成了“巨大威脅”，甚至表示艾哈德會妨礙以色列政府的正常運作。

艾哈德之流只不過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她們只不過是在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權，她們只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以及家人免遭以色列侵略者的毒害，可是，以色列政府卻依舊選擇將他們歸為如恐怖分子一般的威脅勢力，對他們投擲催淚彈、發射橡皮彈，甚至用荷槍實彈打擊他們。

試問，作為一個年僅16歲的少女，艾哈德到底有何能力去對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構成威脅？以色列當局公開運用行政手段對艾哈德她們進行嚴酷打壓，以色列教育部長納夫特利•貝內特甚至直接指出，艾哈德•塔密密及其家人應當老死在監獄。

艾哈德的遭遇也表明，西方世界所謂的人道主義是有選擇性的，它們只會選擇某些特定個體作為標榜自己人權高度的範例而已。

人類學家Miriam Ticktin指出，當今人道主義組織針對受壓迫群體確實發出了道義上的支援，但是，只有某些特定個體才會真正得到所謂人道主義的關注，這其中就包括若干受盡磨難的女性或殘疾人士。

由於這種理念的存在，針對某些特定群體的壓迫與剝削也變得理所當然，因為，在這種規則之下，這些群體根本無權得到關注。

鑒於此，諸如失業問題、全球饑餓、暴力衝突、軍方濫用暴力、詆毀他人文化等問題也幾乎得不到人道主義組織的任何關注，這些問題甚至被認為人類世界不可避免的難題。因此，國際社會所宣揚的人道主義精神似乎並不適用於艾哈德•塔密密。

同理，諸如艾哈德•塔密密這樣反抗侵略者、反抗殖民主義者的普通女孩們也根本不會成為西方世界想要宣揚並包裝的女權主義代表。畢竟，她們只不過是在追求正義，只不過是在反抗壓迫，而非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

艾哈德•塔密密這種人的女權主義早已超出了性別與權益的高度，的確，她們的力量已經對某些暴權構成了實際威脅，因為，她們正在慢慢撕毀殖民主義侵略者的假面具，也正因如此，她們才會被以色列政府視為“巨大威脅”。她以她的無盡勇氣與大無畏告訴我們所有人，侵略他國領土、壓迫他國人民是錯誤的。

艾哈德•塔密密現如今所處的困境應當讓我們每個人都仔細審視我們身邊這種選擇性的人道主義。那些反抗暴力政權的個體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活動家，他們揭示了隱藏在權力與金錢之下的惡毒面目，倘若他們的事業得不到我們的尊重，最起碼，也理應得到我們的關注。

縱然我們不去關注艾哈德•塔密密這些為自由和人權而奮鬥的弱勢群體，我們起碼可以傾聽她們的聲音，可以睜開雙眼看看她們所遭受的痛苦與磨難，看看她們被迫寄人籬下、流離失所卻無力作出任何抗爭，正如納爾遜•曼德拉所言：“我們很清楚，倘若沒有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我們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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