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11日，整個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會哀悼2001年恐怖襲擊事件中的遇難者。
和別人一樣，每一年，我都會哀悼他們，我會為逝者祈福，也會為傷者祈禱，但是，我也會為這場恐怖襲擊之後因“反恐戰爭”而遭受無盡磨難的無數穆斯林祈禱。
“9•11”事件爆發後不久，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便在國會發表緊急講話，代表美國政府向穆斯林世界發出宣言：“美國的敵人並不包括我們的穆斯林朋友，也不包括我們的阿拉伯朋友，我們的敵人，只是已經組建極端組織的恐怖分子，是所有支持恐怖分子的政府。”
雖然布希總統似乎在嘗試為他們眼中的“好穆斯林”與“壞穆斯林”劃定界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之而來的“反恐戰爭”幾乎都是針對著整個穆斯林群體。
自2001年起，美國政府已經通過軍事入侵手段成功瓦解了若干個穆斯林政府。美國人權組織“社會責任醫師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截止2015年，已有逾130萬穆斯林人口死于以“反恐”為藉口的軍事行動之中。該組織同時指出，受“反恐戰爭”波及地區的平民死傷率極高。上述資料乃粗略統計結果，其中還不包括葉門和索馬里地區“反恐戰爭”的“附帶”遇難者。
就美國本土而言，穆斯林群體長期以來遭受執法部門地孤立與區別對待。不論是民間穆斯林群體還是穆斯林學生社團，都會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特別關照。此外，聯邦政府也熱衷於釣魚執法，誘騙他們眼中的“潛在恐怖分子”實施犯罪。人權觀察組織曾於2014年發佈一份報告，表示30%的本土暴力襲擊事件都源自情報人員的主動誘導。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還用通信管理機制來管理收押在監的穆斯林嫌疑犯。該機制禁止嫌犯與其他獄友及外界進行任何通訊聯繫。在其巔峰時刻，該機制受管制人數中60%為穆斯林，可是，穆斯林群體只占全美收押人數的6%。
在更為極端、更為驚恐的關塔納摩監獄，該比例甚至達到了驚人的100%。
然而，重點還不止於此。執法部門及安全部門已經成功營造了一種基於反恐的“恐懼文化”，它們成功地讓人們對穆斯林產生莫名的恐懼，同時，也迫使美國穆斯林群體產生了對美國政府的恐懼。雖然這種恐懼文化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極為盛行，可是特朗普並非該文化的始作俑者。這種暴力文化始於布希政府，在奧巴馬領導期間，該文化得到了進一步擴張，當特朗普走馬上任後，這種“恐懼文化”最終得以發揚光大。
今年初，特朗普總統簽署了兩份行政法令，即所謂的穆斯林禁令第一版及第二版，上月，特朗普又簽署了第三版禁令。
雖然絕大多數人都對特朗普總統這種公然基於種族與信仰的歧視且仇外法令表示震驚，但是，對於我們經歷了無數“反恐戰爭”的穆斯林群體而言，本來就極度仇視伊斯蘭信仰的特朗普簽署此類法令其實也並不足為奇。該法令簽署之時，正是仇恨穆斯林犯罪風起雲湧之際。此外，據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調查顯示，相比2016年，今年針對穆斯林群體的仇恨犯罪率已經上漲了91%。
人權觀察組織於2002年發佈的另外一份報告指出：“雖然此類仇恨犯罪背後的動機大不相同，但是，其根源就是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歧視、恐懼及偏狹等思想，而這種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源自政府的相關政策。”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美國穆斯林，“9•11”讓我學到了很多。它讓我明白，在反恐戰爭的整體大環境之下，“集體負責制”是一切法律法規與政策的核心所在，換言之，倘若有“穆斯林”作惡，我們整個穆斯林群體就要與他一起背負罪名，除非我們這些“好穆斯林”能夠自證清白，同時證明我們對國家外交及反恐政策毫無怨言。
它讓我明白，宗教信仰自由確實是美國精神的一大部分，當然，對於穆斯林而言，這卻成了需要穆斯林自己去爭取的權利，與此同時，它也成了外界口中的“安全隱患”。
它讓我明白，我們社會中很多群體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沉重的“集體負責制”。在不同的年代，都會有不同的群體遭受不盡相同的區別對待，遭受種族主義及仇外主義思想的限制與毒害，倘若有人追究其背後的原因，相關部門或人士就會告訴你，這一切，都是出於對“國土安全”的考慮。
今年是反恐戰爭爆發的第十六個年頭，這十六年來，西方政府動用武力去清除它們眼中的邪惡勢力、恐怖威脅，可是，最終受到威脅、感到恐懼的卻是我們穆斯林。
究其本質，所謂“反恐戰爭”是為了確保我們國家、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可是，作為一名美國穆斯林，我根本沒有任何安全感。我甚至感覺因反恐而來的“安全感”從來都不會屬於我或者我的族人。雖然我們依舊要做好準備迎接未來的一切挑戰，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最好自己，強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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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哈雅譯自：
http://www.ips-dc.org/the-war-on-terror-has-targeted-muslims-almost-exclu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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