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為保障美國國土安全簽署的“禁穆令”，似乎坐實了一些聖戰組織的說法，那就是美國和西方的確在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為敵。
在去年6月造成50人喪生的奧蘭多槍擊事件後，特朗普就開始用“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措辭描述槍手的動機。
針對這種說法，前總統奧巴馬表示，極端組織“扭曲了伊斯蘭教義”，特朗普“這樣的說法被人聽到後，我們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都會得到這樣的資訊：伊斯蘭教多少帶點恐怖主義”，“這讓我們很難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入主白宮後，特朗普依然在各式演講中保留這種爭議說法，但掌權“滿月”的他似乎也學到了教訓，針對穆斯林的偏激言論有所收斂，他在2月28日的首次國會施政演說中就流露出了希望與穆斯林盟友合作反恐的意願。
過去幾年，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西方媒體的報導吸引到歐美政治中心，聚焦于發生在英、法、德以及聯合國和歐盟“首都”的暴力事件時，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其實穆斯林群體才是極端主義最大的受害者，而很多穆斯林國家遭遇的血腥襲擊事件卻被埋沒在了浩瀚的新聞報導海洋中。
按照非營利機構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給出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GTI），2014年全球共有至少32,658人死于恐怖主義行為，其中約1萬人死在伊拉克，超過7,000人死在奈及利亞，超過6,000人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還有將近2,000人被虐殺在戰火紛飛的敘利亞。
在2015年死于恐怖主義行為的29,376人中，有四分之三的受害者出自上述五個國家。而美國國家反恐中心（NCC）早在2011年的報告中就指出，那之前的五年裡，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中有82%到97%是穆斯林。
2015年11月14日，當全球媒體奔向一天前發生恐襲的巴黎、當歐洲極右翼把矛頭從“伊斯蘭極端主義”轉向全體穆斯林時，他們似乎都“選擇性”忽視了11月12日發生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兩起自殺式襲擊。當時有超過40人在襲擊中遇難，200人受傷，那是貝魯特自1990年以來遭受的最嚴重炸彈襲擊。
為什麼人們如此關注巴黎卻鮮有問津黎巴嫩的恐怖襲擊？介面新聞的一篇文章評論說，從消息傳播的角度來說，新聞的價值評判標準中有一條原則是“新聞接近性”。法國對西方媒體而言是“我們”，黎巴嫩和伊拉克則是“他們”。如果人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巴黎，知道埃菲爾鐵塔，但對貝魯特一無所知，那麼大家顯然對發生在巴黎的事情更感興趣。
人們還有一種心理是，中東本來就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在中東發生恐怖襲擊要比在歐美更司空見慣。當巴黎這樣歌舞昇平的歐洲大都市發生恐怖襲擊時，自然會有更多人感到震驚與恐懼。
媒體的報導角度和力度也存在不公平。全球最通用的語言是英語，觸角最廣的也是西方媒體。在歐美媒體占主導的背景下，巴黎發生了什麼，確實比貝魯特發生了什麼更容易產生“資訊大爆炸”的轟動效應。
當一些人對自稱“伊斯蘭國”（ISIS）的極端組織感到憤怒，卻在被動接納ISIS的煽動性宣傳、將全體穆斯林視為同樣的“敵人”時，ISIS也就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西方民間社會也的確在流露出反穆斯林情緒。英國智庫Demos去年8月的一項調研發現，推特上每天有7000條帶有“伊斯蘭恐懼症”的英語推文在歧視或攻擊穆斯林群體。研究負責人卡爾·米勒（Carl Miller）說，令人擔憂的是，人們不只是憎恨恐怖組織，而是“對整個穆斯林世界都有怨氣”。
與此同時，大多數溫和穆斯林則被遺忘在角落，在西方右翼甚囂塵上的大合唱中漸漸失去了聲音，而他們的聲音對於消弭仇恨和偏見不可或缺。
巴黎恐怖襲擊後，牛津大學教授、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哈桑·班納的外孫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譴責以伊斯蘭名義進行屠殺的恐怖分子，強調伊斯蘭永遠不會混同于這些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
在他聲明的回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條主張將伊斯蘭和個體區分開——“如果我犯了錯，應該歸罪於我，而不是我的宗教。”第二條回帖是：“我不是穆斯林，但我知道宗教和恐怖主義的區別。恐怖主義沒有國家，沒有宗教，沒有靈魂。”還有一些穆斯林把ISIS視為“伊斯蘭教最大的敵人”，是“全體穆斯林的麻煩”。
在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中，幾位元巴基斯坦穆斯林青年說，他們“不會為幾個瘋子的所作所為負責——雖然他們聲稱和我們一樣”。“我們和你們一樣，和你們有同樣的煩惱、同樣的渴望、夢想和憧憬。”他們對巴黎的遭遇感同身受，因為就在2014年，被塔利班殺害的132名在校學生也讓巴基斯坦人痛心疾首。
伊斯蘭世界中也有不少人對教義進行寬容的解釋和實踐，統稱蘇菲派的穆斯林神秘主義派別就是其中之一，僅在巴基斯坦就有數百萬追隨者，但遭到極端主義者的反對。2016年6月，蘇菲派著名歌手艾姆賈德·薩布裡（Amjad Sabri）就死在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槍口下。
他的一位同行說：“薩布裡是一位真正愛真主、愛生活和所有美好事物的人，他的愛的事業被那些在世界上傳播仇恨的人縮短了，這真是個悲劇。”
曾主演《三傻大鬧寶萊塢》、《PK》和《摔跤吧爸爸》的印度穆斯林影星阿米爾·汗（Aamir Khan）在巴黎襲擊發生一周後的電視訪談上說，恐怖行為與任何宗教無關，沒有宗教會教人濫殺無辜。
“當你看到恐怖或是暴力行為時，你不會把他稱作是基督教或是印度教或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而只會移去宗教的標籤，叫他恐怖分子。”他說。
這與奧巴馬的看法如出一轍。奧巴馬在去年9月一檔與美國民眾對話的電視節目中說，如果一個基督徒是個殺人犯，還把自己的行為歸於宗教，人們又會怎麼說呢？
歐洲就有這樣的白人殺人魔。2011年7月22日，挪威極右翼分子安德斯·佈雷維克（Anders Breivik）在奧斯陸襲擊中殺死77人。向希特勒著作《我的奮鬥》致敬的他說，納粹主義必須成為民主的組成部分。
“這些人是什麼，我們就把他們叫做什麼——殺人犯、恐怖分子，”奧巴馬說，“要確保我們不是把他們（極端分子）與全球十多億穆斯林相提並論。穆斯林也是平和的人，也講道理，在美國他們同樣當兵、當員警、做消防員、做老師，也做鄰居和朋友。”
事實上，避免使用“極端伊斯蘭”這樣的字眼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國策。在描述恐怖分子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時，上述政策在小布希和奧巴馬執政時都很明確。小布希就曾說過，是恐怖組織“劫持了伊斯蘭教”。
加州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政治家的政治措辭會在緩和或煽動仇恨犯罪的過程中扮演某種角色。
在美國，小布希曾在9·11事件後的演說中宣佈“伊斯蘭教是和平的”，“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信仰”，在國家元首表態後，因9·11事件出現的仇恨犯罪數量立刻出現下滑。
在歐洲，當社會因社交媒體對爭議言論的快速傳播而愈顯分裂時，一些宗教領袖也在為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民間和解付出艱辛的努力。
2015年11月，天主教教皇方濟各成為近代史上首位造訪戰區的教皇，在中非共和國與穆斯林見面。他入鄉隨俗脫鞋進入清真寺，向穆斯林聖城麥加方向躬身致意。他說，“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兄弟姐妹”。
半年後，他又在梵蒂岡會見埃及艾茲哈爾清真寺大伊瑪目艾哈邁德·塔伊布（Ahmed al-Tayeb）。這是羅馬天主教會與遜尼派伊斯蘭最高權威自2000年以來的首次會面。
在非洲，生活中的真實故事也在提醒人們，穆斯林曾經從極端組織的槍口下冒死救下身邊的基督徒兄弟。
2015年12月，一夥索馬里青年党武裝分子在肯亞開槍攔下一輛巴士，要求車上的穆斯林指認基督徒乘客但遭到拒絕。一名在事件中為基督徒提供庇護的穆斯林因槍傷不治離世。
目前，特朗普對待穆斯林的態度和“禁穆令”等政策正在讓幾乎所有穆斯林感受到歧視——從在機場被盤問“你是不是穆斯林”的拳王阿裡的兒子，到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卻因“禁穆令”而不願到場領獎的伊朗導演。這也讓伊斯蘭會議組織（OIC）憂心忡忡：“這種帶有歧視的舉動只會加大極端分子的激進。”
但正如二戰電影《血戰鋼鋸嶺》刻畫的傳奇軍醫戴斯蒙德·多斯（Desmond Doss）所說，我們的世界已經四分五裂，總要有人把它重新縫合在一起。當然，前提是不要選擇性忽視和忘記。
巴黎襲擊事件後，一首由印度博客作者卡魯納·帕雷克（Karuna Ezara Parikh）寫的詩曾在網上廣為流傳，也許每一個將穆斯林同極端主義和恐怖襲擊混同的人都應該認真品讀一下。這首詩這樣寫道：
我們應該為之祈禱的不是巴黎，而是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貝魯特在巴黎遇襲兩天前遭遇了炸彈襲擊，但媒體不聞不問。
在這個世界裡，一枚炸彈在巴格達的一個葬禮上被引爆，而沒有人在帳號的狀態更新中寫上#巴格達，因為沒有一個白人死去。
為這個世界祈禱。
這個世界把恐怖襲擊怪到難民危機頭上，卻不去區別襲擊者和與你一樣在襲擊中四處奔逃的穆斯林。
為這個世界祈禱。
這個世界有許多人在不同國家輾轉數月，背上的行囊是他們唯一的所有，而他們卻被告知無處可去。
為巴黎祈禱，但請祈禱更多，為那個已經沒有祈禱者的世界，為那些已經沒有家園可以守護的人們。
為每一個角落都正在坍塌的世界，而不只為那些我們熟悉的鐵塔和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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