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義論

英國演化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科普作家,當代最著名、最直言不諱的無神論者和進化論擁護者,被稱為“達爾文的羅威納犬”、“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的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先生毫無徵兆、信口開河地肆意攻擊了艾哈邁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ed),這讓我們感覺無法接受,我們也認為道金斯先生的言行真的很武斷。

作為一個成年人,一個著名的科學家,一個自詡為追求真理的“勇士”,道金斯先生為何會無端攻擊一個14歲的小男孩呢?畢竟,這個男孩曾飽受偏見的折磨,而那些折磨他的人正是本應當保護他的人,他們本應當保護他茁壯成長,保護他成為一個自尊、自強的人。

如今,可能我們每個人都已經熟知艾哈邁德•穆罕默德的故事了。年僅14歲的他為了討好老師和同學們,辛辛苦苦做了一個小鐘拿到了學校,可是,這個小鐘給他惹來了大禍——他的老師和警方都堅信他造了一個炸彈,荷槍實彈的員警在學校給他戴上手銬逮捕了他。不過,這個故事最終有了一個美麗的結局,全球各地的人們都對他表示了支持,他甚至受到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邀請造訪了白宮。

至此,這個故事本應已經終結,我們不應再看到任何後續的慘相發生。但是很可惜,自詡為“新唯物主義論大使”、肆意宣揚“伊斯蘭恐懼症”的新納粹主義分子們卻不願意看到上面那個的結局。

於是,我們看到上述這些人的代表理查•道金斯先生在新聞中公開指責艾哈邁德•穆罕默德,指責他故意造了那個鐘,因為他就想讓員警來逮捕他。

這到底是新唯物主義論,還是一種另類的宗教狂熱?

道金斯同美國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神經科學家山姆•哈裡斯(Sam Harris)和已故的英裔美國作家克里斯多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常常一起被稱為“新無神論四騎士”,現如今,他們所宣揚的理念已經達到了宗教狂熱的地步,他們已經退化至一種非常規性的狂熱崇拜,他們崇拜著一種狂熱的思想。作為自詡為無神論者的精英份子,他們的這種崇拜與他們所宣揚的理念充滿了矛盾。

對任何正直高尚的人而言,從道德、哲學以及超自然學說的角度來講,無神論本身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總體而言,無神論主義者常常自詡為和平主義者,他們拒絕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創造了我們這個星球,因為他們認為相信“造化”就是相信神靈的存在。他們的這種猜測也許是對的,但它也有可能是荒謬的,但是,他們的做法卻很堅決——只要是別人所相信的,他們就會堅定地選擇不信。

然而,道金斯之流宣揚此類無神論思想的方式卻無異于“伊斯蘭國”首腦艾布•拜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對伊斯蘭信仰的宣傳,無異于約翰•哈基(John Hagee)對基督教信仰的宣傳,也無異於拉比伊萊奔•大瀚(Rabbi Eli Ben-Dahan)對猶太教思想的宣傳。這些人都是狂熱的絕對主義者,他們堅信自己所宣揚的仇恨性思想才是真理,他們絕不會對自己所堅信的狂熱教條有任何懷疑,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封禁、去懲戒那些不相信他們思想的人,他們不允許他人犯任何過錯,不會給人自省的機會,也不會去包容、寬容他人。

這種新型無神論主義者熱衷於給宗教信仰定性,他們熱衷於反駁甚至消滅宗教,他們毫無寬容之心,毫無謙遜之情,他們本身也充滿了疑惑。這樣的人又怎能教導別人學會堅忍、謙遜以及寬恕呢?又怎能真正瞭解人性中的愛與恨呢?他們所擁有的,只不過是無盡的仇恨、自負以及對他人的鄙視與敵視。

道金斯認為,艾哈邁德的鐘錶事件屬於欺詐行為,他認為那個鐘錶是艾哈邁德買來故意拿去討好老師的。好吧,就算那個鐘錶真的是艾哈邁德花錢買來的,那又怎樣?難道,就因為一個孩子買了一個鐘帶到了學校,地球另一端一位赫赫有名的成年人就要大張旗鼓的批判他?

道金斯及其同僚們所宣揚的新型無神論思想毫無包容性可言,其教條極其武斷,他們鄙視人性中的一切好與惡,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成為了他們一直都在譴責的那類人……他們堅信,宗教本身就充滿了邪惡,同時,他們對宗教也充滿了自負與仇恨之情,他們甚至把自己也融入到了這種仇恨、偏執、武斷以及狂熱之中,而這些特徵正是任何宗教都在譴責的特性。

假設此類充滿惡意的狂熱分子統治了這個世界,假設他們擁有了立法權及執法權,你敢想像我們會有怎樣的結局嗎?我們能想到的只是無盡的擔憂、畏懼甚至抑鬱,畢竟,他們都是些神經極其過敏的人,而這種“神經過敏”,則正是他們所鄙視的宗教屬性。

這些人用他們充滿仇恨的新型無神論思想推演出一種與時代發展相左的理論——他們鄙視人性以及人的尊嚴,包括人性的愚笨、缺陷及脆弱。這種鄙視就意味著他們已經擁有一種超越一切的優越感、仇恨及憎惡,他們不光仇恨並憎惡那些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甚至也仇視人性的本質。

此類新型無神論主義與基督教猶太複國主義以及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一道組成了一套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如果你想看清這一切,就請看看所謂的“伊斯蘭國”在狂熱理念的推動下所犯的種種滔天罪行吧,然後,再將這一切融入到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中細細體會個中寓味。

盧克•薩維奇(Luke Savage)在其巨作《新無神論&舊帝國主義》一問中詳細指明一點:新無神論只不過是西方世界為自己締造的完美藉口,從而從智力層面掩蓋西方世界死灰復燃的帝國主義。此外,還有一本同等偉大的書,即特裡•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寫的《理性、信仰與革命》一書,這本書也詳盡揭露了新無神論主義者的極度狂熱。

需要補充的一點時,這種新型無神論總是與“邪惡軸心”以及“邪惡帝國”這兩個概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邪惡軸心”這一概念是布希總統提出的,意指“資助恐怖主義的政權”,而“邪惡帝國”則由雷根總統在冷戰時期提出。將這些概念與思想結合到一起,就是帝國主義爭奪主導權的一套理論,它不僅揭示了帝國主義分子用來欺騙他人的陳腔濫調,更重要的是,它也揭示了所謂“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本質:信馬由韁式的放縱,以及道德和理智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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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哈雅譯自《半島電視臺》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5/09/theology-atheism-150927063318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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