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哲 
圖片來源：haiwainet.cn
編者按：近些年來，國際“聖戰”組織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伊斯蘭國”從一個以伊拉克為根據地的叛亂組織轉變為一個跨國性的恐怖主義組織，它的興風作浪極大衝擊了“基地”組織的霸主地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已不只是一個遜尼派“聖戰”組織的挑戰，可以說是二雄爭霸的局面。儘管採取了不同戰術，但是殊途同歸，二者“聖戰”組織的屬性未變，其對於全球反恐形勢的威脅始終存在。
本文摘譯自布魯金斯杜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研究報告。
作者：查理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他曾是布魯金斯杜哈中心的訪問學者。研究領域主要涉及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叛亂局勢以及各國存在的安全威脅，尤其是黎凡特地區國家，即中東托羅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區域。
譯者：李文哲
“基地”組織的強大無疑是以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為起點。早在2003年前後，本·拉登便通過招募願為“基地”組織效力的其他恐怖組織，開始了全球擴張運動。加入“基地”組織的偉大事業意味著這些效力者一方面需要適應更廣闊的組織架構，另一方面要不斷發動攻擊，特別是針對西方世界的攻擊。這一策略是一把雙刃劍，因為絕大多數臣服於“基地”組織的都是介於自身的弱小，希望尋求“基地”組織的庇護，全球擴張可以滿足他們潛在的戰略需求。但是，攻擊西方世界無疑會帶來外在威脅，失道寡助。
最近幾年來，由於國際反恐的打壓以及“伊斯蘭國”的挑戰，“基地”組織不得不改變策略，重歸本地周邊目標。“基地”組織的效力者們，特別是敘利亞恐怖組織“支援陣線”（Jabhat al-Nusra）和“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都打起了持久戰，在本地聚攏人心，發展壯大。
與此同時，“伊斯蘭國”也在不斷增強其地方影響力。自2000年開始，它就不斷打破地區現有秩序，建立自己的單邊控制領土。通過聚攏地方靈傑、嚴控當地居民、殘暴鎮壓異見者，“伊斯蘭國”強制推行伊斯蘭教教法。
事實上，“伊斯蘭國”的早期領導人與“基地”組織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在雛形時期，“伊斯蘭國”曾一度效力於“基地”組織的領導，也就是“伊拉克基地組織”（AQI）。AQI不斷違背“基地”組織的指示，最終於2006年脫離“基地”組織，自立“伊拉克伊斯蘭國”，也就是後來的“伊斯蘭國”。其與“基地”組織的關係不斷惡化，2014年，二者甚至在敘利亞大動干戈。
“伊斯蘭國”頭目巴格達迪，圖片來源：新華社
2014年，“伊斯蘭國”宣佈建立哈裡發國，實現“基地”組織20年來都未完成的事業。但是，“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的迅速推進以及其國際擴張的規模和速度之快勢必其反。在其控制的大部分領土，與“基地”組織相比，“伊斯蘭國”的根基相對不穩，這無疑會影響“伊斯蘭國”的發展勢頭以及其對哈裡發國的自身定位。
“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的爭鬥仍將持續，對於西方世界無疑意味著可能發生更多的恐怖襲擊。美國及其盟友需要制定有效策略來打擊這些恐怖組織，特別是對於極端組織領導人的抓捕。與此同時，國際組織應致力於切斷極端分子的資金來源。當然，伊斯蘭國家自身的政權穩定才是重中之重。脆弱的政府，動盪的社會，這些只會是極端組織滋生的沃土。
一、“聖戰”組織的內部演進
當今世界，各大“聖戰”組織的內部演進始終都在進行。“伊斯蘭國”奇跡般的出現與迅猛擴張從根本上改變了“聖戰”組織原有戰鬥性的動力與本質。2015年10月31日，在埃及被擊落的俄民用客機，以及之後的巴黎恐襲事件，這些都暴露了“伊斯蘭國”顯著的聖戰性。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2015年7月時曾表示，“伊斯蘭國”對於美國本土安全帶來的威脅遠大於先前的“基地”組織。在他看來，與“基地”組織著重襲擊西方，製造恐怖事件不同，“伊斯蘭國”的重點在於推翻當地政權，清除（該組織眼中的）“伊斯蘭世界”的異見者。
文章接下來分析了“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之間的歷史糾葛，包括被視為“伊斯蘭國”創始人的紮卡維與“基地”組織的關係，其思想變化以及對後來“伊斯蘭國”理念的影響，再就是紮卡維被擊斃後繼任者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如何完成其遺願，實現“伊斯蘭國”的創建。作為本·拉登的副手，紮卡維與本·拉登在“聖戰”理念上存在分歧。在紮卡維看來，“聖戰”襲擊不僅是針對聯軍及一些外國勢力，還應清洗整個國家的“異教徒”，即非遜尼派。可以說，紮卡維的思想更為激進殘暴，也曾受到“基地”組織頭目之一艾曼·紮瓦赫裡的抨擊。但紮卡維始終堅守，並在伊拉克籌備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這也就是後來的“伊斯蘭國”。
可以說，二者作為“聖戰”組織，都有著相同的目標，只是採取了兩種不同的策略，或者說兩種模式。文章接下來具體分析了這兩種模式，並進行了對比，最終得出一些具有指導性建議。
二、“基地”組織：地方主義+偷窺西方
在過去的十四年中，“基地”組織不斷發展演變。“9·11”事件一舉成名後，它的全球擴張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但同時也受到了“伊斯蘭國”的挑戰。“基地”組織的組織過程、結構進化、策略形成等都非常複雜，值得大篇幅的探討。通過瞭解組織如何演進，是受內部還是外部壓力影響，並分析同時期其所受到的威脅因素，有利於我們更好的瞭解恐怖組織，採取更有效的反恐措施。
1. 慘痛教訓
“9·11”事件後，“基地”組織備受圍剿，其領導人不得不逃離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國，具體去向不清。儘管本·拉登與世界上其他“聖戰”組織建立了龐大的聯繫，“基地”組織內部在21世紀初進行了大規模集權化運動。
圖片來源：AFP
2003年3月美軍入侵伊拉克，這給本·拉登以可乘之機。儘管在策略上存在分歧，2004年10月，由紮卡維領導的“伊拉克基地組織”（AQI）成為了“基地”組織的第一個正式分支，至此拉開了“基地”組織全球擴張的序幕。
到2009年，除了伊拉克分支，“基地”組織又新增兩支強大的分支：“伊斯蘭馬格裡布基地組織”（AQIM，2007年1月）和“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QAP，2009年1月）。本·拉登對伊拉克分支的依賴遠高於伊拉克分支對本·拉登的依賴，而北非分支及阿拉伯半島分支與伊拉克分支則不同，它們在操作上還與曾經的組織糾葛不清。
作為一個組織，“基地”組織也曾試圖建立一套正式的體系。每個分支都在當地形成自己的統治力量並有自己的“埃米爾”（阿拉伯國家貴族頭銜，意為“貴族”、“酋長”或“地方長官”），同時這位埃米爾忠於本·拉登。除了這種正式架構的組織關係，“基地”組織還與世界上許多追隨者建立了非正式但緊密的聯繫，包括“高加索酋長國”（Caucasus Emirate，俄羅斯車臣分離主義政權）、“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又稱“回教祈禱團”，印尼伊斯蘭極端恐怖組織）、“阿卜杜拉·阿紮姆旅”（The AbdallahAzzam Brigades，遜尼派伊斯蘭武裝）以及中東亞的一些恐怖組織，例如“虔誠軍”（Lashkar-e-Taiba，目前南亞規模最大、最為活躍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ehrik-e-Taliban Pakistan，簡稱TTP）、“伊斯蘭聖戰聯盟”（IslamicJihad Union）、“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the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簡稱“東突運”）等。
“基地”組織的各分支還承擔著一項任務，那就是繼續擴張勢力。這不僅僅意味著要與“近敵”（near enemy）作鬥爭，還要去襲擊“遠敵”，也就是西方，特別是對美國。這一策略存在不利影響，容易丟失在本地的控制權，失去當地人的信任，對政權合法性產生衝擊，同時成為西方世界的敵人或引來殺身之禍。
事實上，只有“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真正落實了這一策略，並具備對西方世界闡釋威脅的能力。2009年至2010年間，該分支共發起了三次對美國的襲擊：
-2009年7月1日，該組織成員在阿肯色州的一個新兵招募站襲擊了兩名美國士兵，造成一人死亡。
-2009年12月25日，美國西北航空航班炸機未遂事件。
- 2010年10月，向美國寄送藏有炸彈的航空郵件，試圖炸毀貨機。
與此同時，“伊拉克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發動的殘暴教派戰爭，以及“馬格裡布基地組織”臭名昭著的罪行和藥物交易都與本·拉登維護的所謂的“伊斯蘭純潔性”相違背。通過結盟擴張可能為“基地”組織帶來了跨國性勢力，但更多的是領導層面的不可控因素。也正是這一原因，本·拉登放棄吸納索馬里“青年党”（al-Shabab，索馬里主要的反政府武裝組織）作為正式分支。
2011年本·拉登被美軍擊斃，這對於“基地”組織無疑是個沉痛打擊。而他的繼任者紮瓦赫裡一上任，卻吸納了索馬里青年党。至此，“基地”組織有了四個正式分支。
正如北非分支和阿拉伯半島分支進入“基地”組織時一樣，索馬里“青年党”也是在“基地”組織相對脆弱的時候，也就是2012年成為“基地”組織的分支。再次驗證了分支的出現意味著失敗。“基地”組織説明那些脆弱的分支需要“資金支援，潛在的避風港，實現重新訓練、招募等等的管道”。
儘管這樣加入了“基地”組織也未能挽回慘局。2012年3月，索馬里青年党重要的美籍指揮官阿布·曼蘇爾·阿穆裡基（Abu Mansur al-Amriki，又名Omar Hammami）曾公佈一則名為“緊急資訊”的視頻。他在視頻中表示，“由於對伊斯蘭教教法以及策略存在分歧，我的生命正處於危險之中。”阿穆裡基的抱怨指向了索馬里“青年党”的軍事失利、對索馬里穆斯林的不公平對待以及頭目艾哈邁德·阿卜迪·戈丹內（Ahmed AbdiGodane）對外國聖戰者的排擠等等。索馬里內部開始公開瓦解，並在2012年、2013年期間，分裂日趨嚴重。而對於索馬里“青年党”的瓦解，紮瓦赫裡視而不見，阿穆裡基以及多名成員最終被殺害。
2. 成熟策略：建立根據地
索馬里“青年党”給了“基地”組織一個慘痛的教訓。長期以來，“基地”組織通過謹慎招募追隨者進行擴張，但是卻未能有效的平衡其反西方的角色。加之西方的反恐舉措，使得“基地”組織開始由集中化的組織形式轉向“去中心化”，它的追隨者們依然效忠於“基地”組織，但擁有著自己的決策權，像是由各個分散的小組織和“打手”。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招牌：“al-Qaeda”（“基地”組織），但甚至不是連鎖店，只是特許加盟（franchised）。
到2011年，“基地”組織核心領導權（al-Qaida’s central leadership，英文簡稱AQC）的根源和實際操控能力嚴重削弱，但是一個更加“成熟”的策略開始出現。各分支開始成為具備社會根基以及戰鬥能力的叛亂運動，同時對於領土和民眾具備一定的統治能力。
文章以“伊斯蘭馬格裡布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等分支的發展演變闡述了“基地”組織試圖建立根據地的過程。其中，2011年，阿拉伯半島分支改名為“伊斯蘭教法支持者組織”（Ansar al-Sharia），這一名稱的更迭標誌著阿拉伯半島分支的當地語系化。在聖戰用語中，Ansar（意為“輔士”、支持者）通常指那些當地教徒、成員，而Muhajiru則指的是逃亡者遷士。2011年夏天，“伊斯蘭教法支持者組織”在葉門南部部分區域形成了統治勢力，自詡為一個“伊斯蘭酋長國”（這也是遜尼派原教旨武裝團夥二戰後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的第一個“國家”）。
為了形成長久統治，該組織為當地民眾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還建立了自己的媒體喉舌機構——“馬達德通訊社”）Madad News Agency）來宣傳它在食物供給、安全保障、飲用水提供、用電輸送、教育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的成績。這些策略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不幸的是，“伊斯蘭教法支持者組織”最終在2012年中後期被軍事取締。
無獨有偶，阿拉伯半島分支也進行了建國嘗試。2012年馬里的混亂局勢給阿拉伯半島分鐘以可乘之機，通過與“伊斯蘭教支持者”（Ansar al-Din，“基地”組織在薩赫勒地區的勢力）的聯合，最終在廷巴克圖紮根立足。與此同時，阿拉伯半島分支的分裂派系“西非認主獨一與聖戰集團”（又稱西非團結聖戰運動或稱西非聖戰統一運動，Mouvement pour le Tawhîd et du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縮寫：MUJAO）統治了馬里東部城市加奧。隨後，“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的人員抵達馬里東北部，包括穆赫塔爾·貝爾摩塔爾（MokntarBelmokhtar，AQIM經驗最豐富的領導人之一，阿爾及利亞恐怖組織“血盟軍”頭目）、SandaOuldBouamama
（“伊斯蘭教支持者”組織發言人）等等。儘管尚未務實地與民眾打成一片，AQIM便與MUJAO共同宣稱建立“阿紮瓦德伊斯蘭國”，在這一區域實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教法。“伊斯蘭員警”在加奧以及廷巴克圖的街道上巡視，即便是小到盜竊的行徑也會被處以公開截肢的懲罰。
在“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領導人阿卜杜·馬利克·德洛克德爾（AbdelmalikDroukdel）看來，馬里民眾與阿拉伯半島分支在馬里的大膽嘗試應被視為是一個“嬰兒”，“這個剛出生的嬰兒正在試圖用自己的膝蓋爬行，還無法直立行走。如果我們想讓他在這個便是敵人的世界裡最終站立，我們必須減輕他的負擔，用手扶持他，幫助他，支持他到他可以自己行走的那一天。”然而這個嬰兒最終還是夭折了，法軍的介入驅逐了AQIM、MUJAO、Ansar al-Din在這一區域的勢力，“阿紮瓦德伊斯蘭國”被挫敗。
與北非分支和阿拉伯半島分支同期，敘利亞反對派“支持陣線”（Jabhat al-Nusra）也在進行嘗試，並且在敘利亞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有望取得長遠發展。當2012年12月聯合國將其正式定為恐怖組織時，大量敘利亞民眾甚至上街遊行抗議聯合國的這一定義。人們高呼著“我們都是努斯拉陣線！”
2013年9月，紮瓦赫裡發佈了他的“聖戰通行準則”（General Guidelines for Jihad），強調了自律與限制的重要性。他要求“基地”組織的各派系“注重培養普通民眾的政治覺悟”，更多的保障安全利益，減少傷害，不攻擊那些“手無寸鐵”的人們，停止襲擊對穆斯林群體沒有傷害的目標。更令人稱奇，也是與“伊斯蘭國”截然不同的一點，該準則還認為，“基地”組織“應避免襲擊異教派（包括什葉派、阿拉維派、伊斯瑪儀派、阿哈默底亞派和蘇菲派）”“避免干涉在穆斯林世界生活的天主教徒、錫克教教徒、印度教徒……應與各教派和諧共處。”
最關鍵的一點，紮瓦赫裡揭露了“基地”組織的一大策略，即他們的“鬥爭是持久戰，‘聖戰’只是建立根據地的手段。”而這些根據地就包括先前在葉門、馬里、敘利亞的嘗試。那麼這些根據地的建立是為了什麼呢？紮瓦赫裡在準則裡這樣寫道，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所有的“聖戰者”都應將襲擊西方猶太複國主義十字軍聯盟（Zionist-Crusader alliance）作為最重要的職責。
也就是說，“基地”組織最終的目標和戰略物件依舊是襲擊西方，只不過要採取更加精細、本土化、長期的策略來穩步推進。它的這一做法有點類似於毛澤東的軍事理念，“只有建立了堅定的政治基礎……遊擊隊才可以擁有物資後勤根據地，才可以為最終的正規戰爭積聚力量和實力。”事實上，“基地”組織領導人們在討論策略時經常使用毛式語言。
更廣泛地說，“基地”組織“正在由一個簡單的恐怖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大範圍的鬥爭運動。這一運動操控叛亂活動、招募外國戰士加入鬥爭、籌集資金，同時進行恐怖行徑……“基地”組織依然做著恐怖主義的生意，只不過恐怖主義已不再是它的唯一商品。”
同“基地”組織一樣，“伊斯蘭國”在最近幾年也不斷演變，特別是在2014年6月宣佈成立哈裡發國以來，“伊斯蘭國”就開始尋求在全世界建立廣泛的“聖戰”組織網路，特別是吸納“基地”組織曾經的追隨者。通過18個月的時間，“伊斯蘭國”成功的抗衡“基地”組織，成為重要的國際“聖戰”運動。但是，由於“伊斯蘭國”的國際關係資源已基本用盡，其對外擴張的勢頭有所減弱，不得不開始重新關注本土化，保障現有統治區域的穩定成為其2016年的當務之急，這也是“伊斯蘭國”最雄厚的力量和最大的潛在威脅。
3. 有控制的以“省”（Wilayah）為單位擴張
2014年6月，“伊斯蘭國”橫空出世。儘管從“聖戰”組織的角度講，“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所取得的領土控制和影響力前所未有，它依然需要更加國際性的運動來確保自身定位。隨後，“伊斯蘭國”採取了兩項舉措：一是在現有領土基礎上，即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控制區域周邊，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二是接納較遠地區其他“聖戰”組織的追隨。前一舉措能否順利進行無疑取決於“伊斯蘭國”在軍事上的勝利，而後一舉措則可以擴大“伊斯蘭國”的影響力，鼓勵世界上更多的聖戰組織來加入到“伊斯蘭國”這一崛起中的哈裡發國。
早在伊拉克統治時期，“伊斯蘭國”就建立了大規模且錯綜複雜的海外勢力網路，這一網路對於其第一批海外“省”（Wilayah）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2014年11月10日，位於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沙特等國的組織先後效忠“伊斯蘭國”。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國家都存在著“伊斯蘭國”早期的支持者，並且也都是在社會、宗教或者說政局穩定方面存在混局的國家。
以埃及極端組織“耶路撒冷支持者”組織（AnsarBeital-Maqdis，簡稱ABM）為例，早在2011年該組織形成時期，多名高級領導人都曾效力於“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包括巴勒斯坦人Hesham al-Saedni以及埃及人Tawfiq Mohammed Faraj。ABM在西奈半島的軍事根基可以追溯到臭名昭著的al-Sawarka組織第三任領導人Khaled al-Musaid，此人深受紮卡維早期活動的影響。
ABM早期以西奈半島上的以色列人為攻擊對象，2013年6月埃及首任民選總統總統莫爾西被軍方罷黜後，開始在埃及製造自殺式爆炸襲擊、暗殺等恐怖事件，殺害了上百名士兵和員警。這使得埃及政府從2014年夏天開始圍剿ABM，ABM多名高級指揮官喪生。儘管2014年1月ABM就開始萌發了對“伊斯蘭國”的好感，當年9月“伊斯蘭國”派出的密使Musaid Abu Qatmah促使ABM的最終加入。
截止到2015年，“伊斯蘭國”宣稱已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地區擁有19個“省”，同時擁有海外“省”18個，分佈在利比亞、沙特、巴林、阿爾及利亞、埃及、阿巴地區（Af-Pak，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奈及利亞以及俄羅斯北部高加索。通過分析可以發現，“伊斯蘭國”的“省”模式都是在現有聖戰組織基礎上的，“省”所在區域都有著活躍的或者可以輕鬆獲取的支持者，包括“基地”組織曾經的追隨者。阿拉伯半島分支早在2014年1月就宣佈他們是“伊斯蘭國”的潛在支持者，而“伊斯蘭馬格裡布基地組織”的中部派系（AQIM’s Central Region branch）也與2014年3月宣佈效力于“伊斯蘭國”。“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最激烈的爭奪無疑是在阿巴地區，“基地”組織的腹地。9名“基地”組織的核心成員都投靠了“伊斯蘭國”，其中包括約旦教士阿布·穆罕默德·馬格迪西。隨後，5名重量級塔利班領導人投靠“伊斯蘭國”，包括首席發言人舍希杜拉·舍希（Shahidullah Shahid）和哈菲茲·賽義德·汗（Hafiz Saeed Khan），據稱是塔利班前任領導人哈基穆拉·馬蘇德（Hakimullah Mehsud）最有可能的繼任者）等。這些人員的加入無疑急劇擴大了“伊斯蘭國”的實力。
“伊斯蘭國”自2014年6月以來的擴張可以用“墨滴式擴散”來形容。一些容易獲取的目標被用作孵化器傳遞“伊斯蘭國”的訊息打前陣。大量投靠者在加盟之後便加速了效力的節奏，不僅為表忠心，更是在本地、本區域乃至本國迅速崛起。同時，加之“伊斯蘭國”卓有成效的媒體策略，它在新屬地有力的軍事成果，以及在當地所鼓吹的美好願景，勾畫出一個欣欣向榮、極具誘惑力的組織形象。每一個“省”都像一滴墨水，印染著周邊區域，使得更多尚在猶豫中的聖戰組織躍躍欲從。
4. “省”模式以及本土主義
“伊斯蘭國”最初的哈裡發國宣言明確指出，效力者應履行一系列重大的加入承諾以及完成“伊斯蘭國”相關的國際擴張行動。但是，截止到目前為止，“伊斯蘭國”尚未與那些海外“省”建立正式關係。這表明，“伊斯蘭國”通過“省”模式的“墨滴式擴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建立正式組織關係之前需要一定的條件。2014年11月13日，“伊斯蘭國”接受了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和沙特等多個組織申請成立“省”的請求。一周後，“伊斯蘭國”在其官方雜誌《達比克》（Dabiq）第五期中闡述了這一條件：
“伊斯蘭國”推遲了宣佈這些“省”的時間。等到這些地方吸引更多“伊斯蘭國”的效忠者或合併其他組織，再或者真正建立起與哈裡發國的直接聯繫，便會得到哈裡發國的最終認可。
“伊斯蘭國”堅持認為，那些潛在的新成員必須具備能與伊拉克和敘利亞領導者們保持直接聯繫的能力。同時，“伊斯蘭國”從敘利亞和伊拉克派遣出的密使更是對新成員的謹慎考察。此外，軍事實力、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介紹“伊斯蘭國”統治模式和規制的願景和能力都是考核的因素。
三、“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的模式對比
在與“基地”組織的競爭中，“伊斯蘭國”具備一大優勢，它的核心目標幾乎是本土化的，而不是針對海外。儘管“基地”組織在近些年一再試圖更加本土化，但畢竟不如“伊斯蘭國”本質性的本土化。“伊斯蘭國”旨在建立一個國家，發展哈裡發國。而從理論上講，等到“伊斯蘭國”統治了世界，它散在海外的墨點便將發揮重要作用。
“伊斯蘭國”的當地語系化策略有效避免了“偏好分歧”，一些成員領導人通常會面臨是發展本地力量還是側重國際擴張的選擇窘境，後者通常會損壞在當地的名聲。“基地”組織則受制於這一“偏好分歧”。本土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彌補了中東北非地區動盪的地緣政治，以及普遍嚴峻的宗派主義。當然，“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復蘇和敘利亞的發展並不僅僅是這些外在因素所致，更重要的還是其本身試圖走的更長遠。
它極其殘暴的手段與《野蠻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Savagery）一書中的理念一脈相承。在該書的113頁，作者AbuBakrNaji闡述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聖戰者需要保持一些有針對性的暴力活動，一方面讓當地政權窮盡一切維護穩定，另一方面給予“聖戰”分子以可乘之機，即發展的沃土。
因此，“伊斯蘭國”充分使用社交媒體，擴散大量宣傳材料，加強了其在現實中的影響力。從本土層面，這種宣傳可以恐嚇敵人，獲得潛在支持者的敬仰；從地區和國際層面，“伊斯蘭國”軍事實力的視覺化、令人聞風喪膽的名聲以及致力於“建立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戰士湧入敘利亞和伊拉克。除了社交媒體，“伊斯蘭國”對“基地”組織的爭辯還出現在了傳統的聖戰網路論壇上。
當“伊斯蘭國”還在致力於發展本土力量時，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展開了對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勢力的空襲。“伊斯蘭國”本土受到威脅，它的應對舉措便是“獨狼行動”，號召針對西方目標展開報復性襲擊。這一舉措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2014年7月至15年7月，超過30起對於西方的恐怖主義暗殺或襲擊都與“伊斯蘭國”有關，占到了80%。
四、結論
“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的競爭是兩代“聖戰”組織的競爭。“基地”組織代表著老一代的“聖戰”組織，它的戰略戰術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而“伊斯蘭國”則代表著21世紀新一代的“聖戰”組織，它所遵從的是紮卡維所領導的新模式。
“基地”組織試圖紮根穆斯林社區，建立長久的“聖戰”團體以不斷向“近敵”和“遠敵”發動襲擊。儘管“伊斯蘭國”形成了一定衝擊，這個傳統派依舊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追隨者前來投靠。通過轉向本土化，建立根據地，“基地”組織的政策有所調整，勢力得到一定的恢復。但其襲擊西方的核心本質未變：根據地只是為今後的襲擊養精蓄銳。而“基地”組織現在最大的弱點在於其核心領導權的削弱，塔利班頭目穆拉·奧瑪爾（Mullah Omar）的喪生是一個重創。加之“伊斯蘭國”的挑戰，核心領導權的削弱正在誘發“基地”組織內部派系的分裂。但這一悲觀前景並沒有阻礙“基地”組織襲擊西方的步伐，2015年1月的巴黎恐襲事件，11月20日的馬里酒店槍戰事件等等，其恐怖威脅始終存在。
與此同時，“伊斯蘭國”則致力於“國家”建設。“伊斯蘭國”甚至認為它才是本·拉登之後世界“聖戰”領導者最正確合法的繼任者。面對未來，“伊斯蘭國”最需要的是保持軍事成果、維護長久統治以避免內部瓦解。儘管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核心區域，“伊斯蘭國”將會面臨嚴峻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危機，但它的國際聯盟可能會提供有力支撐，包括分散反恐勢力的注意力等。“伊斯蘭國”還將繼續挑戰“基地”組織的傳統領導地位。其最高領袖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將更多的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以宣揚“伊斯蘭國”的優越性。吸納更多“基地”組織先前的追隨者或者離間“基地”組織原有派系也是一個重要策略。
總之，為了爭奪21世紀世界“聖戰”組織的霸主地位，“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的鬥爭將加劇。這意味著更多的暴力事件，更多的傷亡，包括更多對西方世界的襲擊。美國及其盟友需要採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打擊“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
對於“基地”組織，應加大對其領導人的打擊力度，加速組織內部瓦解；對於“伊斯蘭國”，一方面應抑制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核心區域的統治，另一方面應消滅正在出現的或者新加入的分支。無論是對“基地”組織還是“伊斯蘭國”，都應切斷二者的資金來源，同時在當地建立穩定的政權，保障地區穩定，避免激進化，不給“聖戰”組織滋生的沃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Charles Lister,Jihadi Rivalry: The Islamic State Chanllendes al-Qaida, Number 16, January 2016
注：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