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與話語權的背後

u=2955049392,1246581682&fm=21&gp=0.jpg

如何理解長期被政治漫畫誤解為乘駝之徒的穆斯林體系?如何定位自我標舉的至高道德和媒體演繹出的暴虐形象之間的矛盾和落差?如何在盲目的奔波與可悲的高傲的夾縫裡求得一聲被理解和同情的呼喚? 是的,要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如同集市上常見的鬥嘴趴在地上撒潑,不是閉口不言夢想著襄助會在長期的受難之後降臨,不是徜徉在八百年的黃金美夢中無視現實的逼迫和殘酷。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看待問題要從問題本身出發。所謂“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僅高於政治,也高於學術,它遠不僅僅是指不在學術上與當時的政治權威所妥協,更重要的是不能帶著任何一套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先入之見去從事學術研究,或是受制於各種隱形的權力和預設的話語陷阱、看待世間萬物。前者已是殊為不易,後者更是難上加難。

而事實是,大多數的人則受制於觀念的預設陷阱,如同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荒誕——它忽略了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體系必須以本身的思想積澱為底色而不是死搬硬套。為一個群體對世界的影響力則取決於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更毋庸說“十字軍東征”以“征”所表露出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我們每天被各種穿著前沿外衣的思潮所裹挾,而無視一個偉大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特徵——如同隱藏在色情經濟學背後的對於暴露形體的追逐——用自由主義的幌子來對頭巾背後的偉大文明進行口誅筆伐。

回到問題本身,穆斯林世界何以在今天成為了各種貶義色彩的代名詞,穆斯林本身的悲憤和自我辯白為何只是清者自清的無助歎息。作為特立獨行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愛德華·薩義德,以他提出的東方主義最為世人所知,他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學》一書中指出,19世紀西方國家眼中的東方世界沒有真實根據,憑空相象出來的東方,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種強烈的偏見。薩義德認為,西方文化中對亞洲和中東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藉口。這本書已經成為後殖民論述的經典與理論依據。薩義德的另一本書《文化與帝國主義》,則從西方文學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西方文化與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他的《知識份子論》則提出,知識份子應該特立獨行,不應該與當權者妥協、誓從獨立的角度提出批判。

 “話語”是薩義德東方學語境下的核心詞彙,20世紀初的語言學轉向使得語言學不斷向專業領域外延擴展,廣泛深入其他學科並對其他其產生影響。薩義德話語觀建構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就是福柯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福柯認為,知識與權力是二位一體的。知識的產生和認定蘊含著權力,權力產生知識,通過權力,我們服從於知識的產生,只有通過知識的生產,我們才能實行權力。福柯的理論深刻影響了薩義德話語體系的建構,誠如迪迪·埃埃裡蓬所言:“福柯曾標誌一個時代,他也會永遠標誌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就是我們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福柯的形象似乎會被長久銘記,不容抹殺,並不像福柯在《詞與物》一書的結尾時所說的那些沙灘上勾畫出的圖畫,隨著海水漲潮或死亡的突然來臨而消失。”薩義德在《東方學》中這樣陳述福柯對自己的影響:“我發現,蜜雪兒·福柯(MichelFoucauh)在其《知識考古學》(The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和《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話語(discouse)觀念對我們確認東方學的身份很有用。薩義德將話語與權力的政治學理論靈活運用到文本及文學批評當中,以此來闡釋力量關係模式影響下產生的論說東方的話語模式。

此外,薩義德話語體系建構的另一個理論來源就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思想——“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階級的領導權’……  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相比於經濟和政治的傳統威懾霸權,文化霸權更具有隱蔽性且以同化異己和消解另類為目標。葛蘭西將文化霸權一理論應用於東方學的話語體系當中並深刻指出:“正是霸權,或者說文化霸權,賦予東方學以我一直在談論的那種持久的耐力和力量。當我們認識到像文化這樣無孔不入的霸權體系對作家、思想家的內在控制不是居高臨下的單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勢方也產生了生成性時,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影響為什麼能夠長盛不衰。”

T1wSAXBjJj1RCvBVdK.jpg

薩義德將福柯與葛蘭西的觀點加以吸收借鑒,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他的東方學話語體系。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自古以來就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歷。東方不僅與歐洲相毗鄰;它也是歐洲最強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歐洲語言和文明之源,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東方學作為一種話語方式在文化意識形態的層面對此組成部分進行表述和表達,其在學術機制、詞彙、意象、正統信念甚至殖民體制和殖民風格方面都有著深厚的基礎。

正如美國阿拉伯學者瓦利德·卡裡迪所說:“當前西方公眾對阿拉伯和伊斯蘭歷史和文明普遍缺乏足夠的瞭解,尚停留在一個很低的認識水準。”此語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西方社會主流人群對阿拉伯國家、阿拉伯民族、伊斯蘭教缺乏基本認識的尷尬情況。上世紀中期之後,西方社會民眾對阿拉伯人—穆斯林的印象開始異化,他們頭腦中阿拉伯人形象的建構與大眾媒體有選擇性的宣傳、政客的不實厥詞亦步亦趨。

回溯歷史,西方主流文化對阿拉伯人的誤讀與偏見早已有之。以歐洲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攻擊為例,他對自己的信眾說:“在蕩婦床上學習的穆罕默德也沒有在他的聖經上找到證據。因此這些卑鄙醜惡的人就誇耀他們的上帝(其實其本質是魔鬼)賜予了他無窮的體力,讓他可以和四十個女人交媾還不滿足。事實上。他的所謂聖書《古蘭經》,就是淫婦的淫詞蕩語,通篇充滿了惡臭和對《聖經》拙劣的模。他在女人的陰阜裡尋找到了預言。”極盡侮辱誹謗之辭。在十七世紀英國著名劇作家莎士比亞的戲劇《奧賽羅》中,這位西方世界級的大文豪便借由劇中人物對摩爾人奧賽羅的描述道出了中世紀後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人的不良印象:“因為魔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帝丟在一旁的人”、“到處為家、漂泊流浪的異邦人”、“一個粗野貪淫的摩爾人”“一頭老黑羊”。

諸如此類的歪曲性描寫在西方主流文學、文藝作品中比比皆是,然而阿拉伯人作為英雄的正面形象在主流作品中卻不見蹤影。阿拉伯人的扭曲形象在西方民眾的頭腦中逐漸定型,即阿拉伯男人都是斜眼的鷹鉤鼻、“腦滿腸肥的石油大亨”、“為了上天堂後能擁有79個女人而搞自殺性襲擊的恐怖分子”;阿拉伯女人則是“包裹在層層面紗裡的人”“提供性服務的肚皮舞娘”,不一而足。誠如愛德華·薩義德所揭示的那樣——“伊斯蘭本身不光被貼上了不準確的專利,而且還表達了一種不受限制的西方世界對伊斯蘭的種族優越主義,文化甚至種族的憎恨,荒謬而不受限制的敵意。”

如何看待這種所謂的東方學思維——僅僅桎梏于文本的流轉將其一言蔽之以文化的差異,抑或是文明的衝突而無視隱藏在衝突背後的利益與權謀,能否給人以信服的解釋?不——如果我們看到1973年阿以戰爭之後阿拉伯人所具有的“閃米特人”的形象,我們便會明白漫畫中站在阿拉伯油泵之後的酋長的意味——“阿拉伯人是使西方石油短缺的內在根源。”

那麼又如何解釋東歐劇變——即穆斯林世界成為抵抗殖民主義的先鋒之前西方對伊斯蘭形象的認知呢?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提到一個人——亨利·皮朗。西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轟然倒塌,史學界將其視為古典文明終結的標誌,長期以來構成了傳統的解說模式。20世紀初,皮朗逐漸認識到了伊斯蘭的擴張與中世紀西方形成之間緊密的關係——他以“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這樣一句形象的表述來作為自己學術思想的集中表達,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而簡單的事實——自七世紀以來,來自阿拉伯—伊斯蘭教狂飆般的擴張對西方社會歷史命運造成了根本性的改變,它徹底砸碎了各種古典傳統,使得地中海世界割裂為兩大部分,昔日作為羅馬人的marenostrum(拉丁語:我們的海)地中海轉變為穆斯林的內湖,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首次出現了向北部地方的轉移,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得墨洛溫王朝垮臺加洛林王朝興起,由此西方進入了中世紀,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誕生。

如此方可解釋為何在伊斯蘭興起之後至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歐洲人都將穆斯林視為魔鬼般的存在——因為地中海的緊鄰關係總是喚起西方世界對伊斯蘭世界入侵者的沉痛記憶,直到今天,“伊斯蘭世界潛在的權力不斷引起西方世界的焦慮”。若我們再聯想到“9·11事件”之後不久布希以公開以“十字軍東征”來表達其憤怒和不滿,儘管隨後白宮發言人以“口誤”為由加以解釋,但隱藏在這一話語背後的對立卻是無法掩飾的。毋庸置疑,一千多年來歐洲的伊斯蘭世界觀被美國所承襲,並通過政治權力與媒體的結合,形成了今天西方世界大多數人對伊斯蘭世界模式化的固有成見。

自從穆斯林世界失去了掌握世界的能力之後,話語權亦隨之剝落。自近代以來,西方所形成的伊斯蘭知識體系並沒有掌握在穆斯林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精英手中。英國學者詹森指出,直到1935年之前,關於伊斯蘭的書籍,99%都是西方學者所撰寫。所以,穆斯林的學生在到了智力所及的時候,不得不到牛津、哈佛等學術中心去接受深造,然後用西方老師的指導眼光來觀察自己和自己身後的整個世界——西方的東方學家的偏見和誤解在穆斯林內部造成了一種“知識浩劫”。薩義德在《遮蔽的伊斯蘭》一書中也指出,西方社會關於伊斯蘭的論述被塗上了政治、經濟和思想的色彩。。許多例證明顯地表面,關於對伊斯蘭的論述與其說被無限誇大,不如說與政權或權力有關。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這是卡爾.馬克思1851-1852年間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的話。它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今日穆斯林在世界話語體系當中的處境。行文至此,隱藏在話語權及其背後關於知識與權力、報導與掩飾、詮釋與共謀背後的利益與現實的博弈就不言自明瞭。我無意掩蓋穆斯林世界本身固有的諸多問題,因為任何一個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而穆斯林世界失去了掌握世界的能力的現實也是客觀存在的。我想說的是,面對問題本身,不該盲目盲從,尤其作為知識份子,應該有真實取代虛偽,用責任取代逃避,用批評取代一團和氣。如此,我們方能在現象的掩蓋背後,看到問題的關鍵所在。

 

(轉載於端莊文藝週刊)

    為您推薦

    發表評論

    電子郵件地址不會被公開。 必填項已用*標注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