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穆斯林也是法國公民--伊斯蘭之光

見到杜妮亞（Dounia）時，巴黎恐襲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天。

這座城市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痊癒著：街上行人匆匆，商店全開，廣場邊上的咖啡館裡坐滿了人。

傷痕隱藏在更深的地方—— 當我問老闆能不能去更安靜的二樓拍攝時，老闆皺著眉頭拒絕了。

“我看不到你們在上面幹什麼。我得為安全考慮。”

杜妮亞上身穿著黑色西裝外套，頭上裹著頭巾，黝黑的眼睛笑盈盈的。

杜妮亞在法國南部出生長大，雖然擁有法國和摩洛哥的雙重國籍，但她從未去過自己名義上的故鄉摩洛哥。對杜妮亞來說，法國就是她當之無愧的祖國。

杜妮亞出生于傳統的穆斯林家庭，但她對穆斯林的理解最初局限于文化習俗層面。

比如她會遵從宗教習俗，像其他穆斯林一樣過齋月（齋月是伊斯蘭曆中的第九個月；被許多穆斯林視為一年當中最聖潔的一月。）但她微笑著說：“不過我從沒想過背後的宗教意義是什麼。”

就像在中國，雖然那裡有源遠流長的佛教傳統，但許多人對佛教的接觸也僅止於大年初一到廟裡上香。

高中畢業後，杜妮亞獨自一人來到巴黎念書。在獨自生活的過程中，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開始問自己許多哲學問題，比如“我為什麼活著？”“人為什麼會死？”“死後還有另一個世界嗎？”“如果有，那個世界會是啥樣的？””

她開始認真閱讀古蘭經。遇到難解的問題，她會向伊瑪目（伊斯蘭學者、宗教領袖）請教。杜妮亞強調道：“我不會隨便去街上拉一個人來問，我會請教那些真正懂得古蘭經的人。”

在她19歲這一年，杜妮亞選擇了戴上頭巾。

這個決定給她帶來不少麻煩。杜妮亞的夢想是成為法國派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她在大學主修了政治科學，還在聯合國實習了六個月。但根據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職人員不能佩戴帶有明顯宗教意義的裝飾，而頭巾正是其中一種。

這個“二選一”的抉擇讓杜妮亞非常為難，甚至考慮是否要放棄在法國擔任公職，轉而去公職人員可以佩戴頭巾的摩洛哥工作。和她一樣，她的一個律師朋友也面臨這個難題：“她每天上班前把頭巾摘下來，下班後再帶回去。她說這感覺很不好—她覺得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如果你不帶頭巾，你的家人會反對嗎？”我問。

“剛好相反！”杜妮亞忍不住笑了。

“我是我們家唯一一個戴頭巾的，家人有時還會嘲笑我太“極端”，他們常常勸我把頭巾拿掉，不要因為這個耽誤前程。” 杜妮亞的爸爸、媽媽在孩童時期便隨父母來到法國，並在這裡落地生根。

家庭成員在遵守宗教習俗上存在分歧的現象並不少見。我在愛爾蘭時就認識一對穆斯林姐妹：姐姐戴頭巾，穿長及小腿的特製外套，決不在擺著酒精飲料的桌子旁坐下。妹妹不僅不帶頭巾；在參演話劇《夏洛特的網》時，還穿著緊身芭蕾舞服扮演劇中的“蜘蛛”。”

杜妮亞在咖啡館接受採訪

戴頭巾給杜妮亞帶來的壓力還有顯而易見的人身威脅。

根據法國“反對‘仇恨伊斯蘭教’國家觀察站”的結論，自2015年1月7日“查理週刊”襲擊案發生以來，全法境內反穆斯林暴行呈現大幅上升趨勢。僅在1月份，該組織便收到了147起舉報，超過了去年舉報數的總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黎恐襲案讓法國反穆斯林情緒再次高漲，僅襲擊案發生後的一周內就發生了至少32起反穆斯林暴行，有人在清真寺上噴塗“紅十字”或其他侮辱性話語，甚至當面對穆斯林進行口頭或者肢體攻擊。

頗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暴行80%以上針對的是穆斯林婦女。

杜妮亞是幸運的，因為她還從未遭受過任何語言或肢體上的直接攻擊。困擾她的更多的是人們一樣的目光。

“自從恐怖襲擊發生以來，地鐵上便經常有人盯著我看。我的辦法就是對他們微笑，試著和他們聊天。”

相比之下，杜妮亞的兩個朋友就沒那麼幸運了。走在街上時，有人對她們大喊“這不是你們的國家，滾回你們自己的國家去！”

“可她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啊！”杜妮亞難以置信地補充道，淺啜了一口杯裡的咖啡，略帶疲色。

杜妮亞服務于一個學生組織“法國穆斯林學生會”（EMF）。這個組織于26年前成立，在法國各地擁有21個分支機搆，定期舉行多種活動為穆斯林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上提供幫助。巴黎恐襲案發生以來，杜妮亞和她的同事們便一直在緊張地籌備著一個和平宣傳活動。活動的名字叫“團結一致”（Nous Sommes Unis）——杜妮亞反復強調，她發動這次和平宣傳活動只是因為她是法國公民，而不是因為她是一個溫和派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