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以下關於“大以色列”形成的文章是當前內塔尼亞胡政府、利庫德黨以及以色列軍方和情報機構內強大的猶太複國主義派別的基石。內塔尼亞胡就是在否認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平臺上競選連任的。
猶太複國主義之父希歐多爾·赫茨爾說：“猶太國的面積‘從埃及河到幼發拉底河’”。Fischmann拉比說：“應許之地的範圍從埃及河到幼發拉底河，包括部分敘利亞和黎巴嫩。”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伊拉克戰爭、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及現在仍在進行的敘利亞戰爭、埃及的政權更迭，都要聯繫“猶太複國主義的中東計畫”來理解。該計畫包括削弱、最終分裂阿拉伯鄰邦——這是以色列擴張計畫的一個步驟。
“大以色列”包括從尼羅河穀到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地區。
猶太複國主義的這項計畫支持猶太定居點運動。更廣泛地來說，涉及一項政策：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巴勒斯坦，最終以色列吞併西岸和加沙。
大以色列將創建一批附庸國，包括部分黎巴嫩、約旦、敘利亞、西奈，以及伊拉克、沙特的一部分。（見下圖）
根據Mahdi Darius Nazemroaya2011年在Global Research發表的文章，Yinon計畫是英國中東殖民計畫的延續：
“[Yinon計畫]是以色列的一項戰略計畫，以確保以色列的地區優勢。計畫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邊阿拉伯國家分裂成更小、更弱的國家來重塑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的戰略家們視伊拉克為他們在阿拉伯最大的戰略挑戰。所以，伊拉克被描述為分裂中東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以色列戰略家們呼籲將伊拉克分裂成一個庫爾德國和兩個阿拉伯國——一個什葉、一個遜尼。Yinon計畫討論的第一步就是，要伊拉克、伊朗打仗。
“2008年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2006年的美軍《武裝部隊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都刊登了根據Yinon計畫勾勒的地圖，流傳甚廣。除了分裂伊拉克（也是拜登計畫的內容），Yinon計畫還要求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分割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巴基斯坦也都與這些觀點有關。Yinon計畫還要解體北非，從埃及開始，蔓延到蘇丹、利比亞和北非其餘國家。”
“大以色列”要打破現存的阿拉伯諸國，將其變為小國。
“這一計畫在兩個基本前提下運作。為了生存，以色列必須1）成為地區的帝國力量；2）解體現存的阿拉伯諸國，將整個地區分裂成小國。根據民族、教派來劃分。猶太複國主義希望以教派建小國，作以色列的衛星國；還有其令人諷刺的道德合法性之源……這不是新構想，也不是猶太複國主義戰略思想的第一次呈現。事實上，分裂所有阿拉伯國家、將其變成更小的國家一直是反復出現的主題。”（Yinon計畫，見下文）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爭實際上是以色列領土擴張的一部分。以色列的情報機構與美國、土耳其、沙特和北約勾結，直接支持討伐所謂的伊斯蘭國（ISIS），最終目的是要摧毀敘利亞和伊拉克這兩個民族國家。
Michel Chossudovsky，Global Research，2015年9月6日
猶太複國主義中東計畫
編輯、翻譯：Israel Shahak
希歐多爾·赫茨爾的以色列（1904）和Fischmann拉比的以色列（1947）
猶太複國主義創始人希歐多爾·赫茨爾在日記第二卷第711頁寫道，猶太國的面積“從埃及河到幼發拉底河”。
1947年7月9日，巴勒斯坦猶太人代辦處（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成員Fischmann拉比在聯合國特別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應許之地從埃及河到幼發拉底河，包括敘利亞和黎巴嫩一部分。”
譯自Oded Yinon著
“以色列1980年代戰略”
1982年由麻塞諸塞州貝爾蒙特
阿拉伯裔美國大學畢業生協會出版
1號特別文件（ISBN 0-937694-56-8）
目錄
出版說明
前言
以色列1980年代戰略
結語
關於譯者
注釋
出版說明
1
阿拉伯裔美國大學畢業生協會認為，出版這份特別檔、這篇Oded Yinon發表在Kivunim（《方向》，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資訊部雜誌）上的文章，非常緊迫。Oded Yinon是位元以色列記者，曾與以色列外交部有關聯。據我們所知，這篇文章是迄今猶太複國主義記錄最明確、最詳細的中東戰略，精確表明了現在執政的貝京、沙龍、埃坦猶太複國主義政權的整個中東“願景”。因此，其意義不僅在於歷史價值，更是它所呈現的可怕未來。
2
這一計畫在兩個基本前提下運作。為了生存，以色列必須1）成為地區的帝國力量；2）解體現存的阿拉伯諸國，將整個地區分裂成小國，根據民族、教派來劃分。猶太複國主義希望以教派建小國，作以色列的衛星國；還有其令人諷刺的道德合法性之源。
3
這不是新構想，也不是猶太複國主義戰略思想的第一次呈現。事實上，分裂所有阿拉伯國家、將其變成更小的國家一直是反復出現的主題。這個主題在AAUG出版、Livia Rokach所著的《以色列神聖的恐怖主義》（Israel’s Sacred Terrorism，1980）中已有記錄。該書根據以色列前總理摩西·夏里特的回憶錄、Rokach的研究檔，詳細記敘了猶太複國主義的對黎巴嫩計畫及五十年代中期的準備情況。
4
1978年以色列第一次大規模入侵黎巴嫩，從最微小的細節上證實了這項計畫。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再次更加野蠻地全面入侵黎巴嫩，旨在實現這一計畫的部分目標，希望分裂黎巴嫩，以及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公開卻稱，希望有一個強大、獨立的黎巴嫩中央政府，真是諷刺。準確地說，他們想要一個與他們簽署和平條約，支援他們區域帝國計畫的黎巴嫩中央政府。他們還欲使巴勒斯坦人民、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和其他阿拉伯政府默許他們的計畫。他們希望、計畫的，不是一個完整的、而是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屈服於其霸權。因此，Oded Yinon在文章“以色列1980年代戰略”中談到，通過“以色列周圍極其激烈的狀況”建立“自1967年以來首次影響深遠的機會”。
5
猶太複國主義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的政策非常活躍，在衝突期間更加激烈——如在1947-1948年戰爭中、1967年戰爭中。本次出版附上了“以色列的新遷徙話語（Israel Talks of a New Exodus）”，以展示猶太複國主義者過去如何把巴勒斯坦人民從故土趕出，展示除我們呈現的主要猶太複國主義檔外其他的猶太複國主義驅逐巴勒斯坦人計畫。
6
猶太複國主義戰略決策者們1982年2月發表在Kivunim上的“影響深遠的機會”，就是他們試圖向世人證實的“機會”，就是他們宣稱要通過1982年6月的入侵製造的“機會”。同樣清楚的是，巴勒斯坦人從來不是猶太複國主義計畫的唯一目標，而是優先考慮的目標——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有活力、獨立的民族，否定了猶太複國主義國家的本質。而每個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那些具有凝聚力的、具有清晰的民族主義方向的，遲早會成為以色列的真正目標。
7
與這份猶太複國主義戰略檔中詳細、明確的闡述相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戰略偏巧模糊而不連貫。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阿拉伯戰略家們內化了猶太複國主義計畫的全部分支。相反，每展開一個新的階段，他們的反應都是震驚、不可思議。以色列圍困貝魯特的時候，阿拉伯沉默——這已然就是他們的反應。悲哀的事實就是，只要不重視猶太複國主義中東戰略，未來面對其他的阿拉伯首都被圍，阿拉伯的反應還會是這樣。
Khalil Nakhleh
1982年7月23日
前言
作者：Israel Shahak
1
我認為下面的文章是（沙龍和埃坦）猶太複國主義政權詳細、準確的中東計畫，基於將整個地區分裂為小國，解體現在所有的阿拉伯國家。我將在結語中評論這個計畫的軍事方面。這裡，我想提醒讀者幾個要點：
2
1.以色列使所有阿拉伯國家倒臺，分裂成小國，這種觀點一次次出現在以色列的戰略思維中。比如《國土報》軍事記者Ze’ev Schiff（可能是以色列對這個主題最博學的人了）寫道，若要伊拉克“最大程度”符合以色列利益：就要將“伊拉克分裂為一個什葉派國家、一個遜尼派國家和一個庫爾德國。”（《國土報》，1962年6月2日）。事實上，這個方面的計畫很有歷史。
3
2.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聯繫緊密，這一點特別突出，尤其是在作者的注釋中。但是，雖然嘴上說是為了“保衛西方”免受蘇維埃政權侵擾，作者的真正目的、以色列當前政權的真正目的是明確的：使以色列帝國成為世界強國。換言之，沙龍的目的是，在騙了所有人之後再去騙美國人。
4
3.顯然，無論是在注釋中還是行文當中，很多相關的資料都是含糊的，或被省略，比如美國對以色列的金融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純粹是狂想。但是，不該視這個計畫是沒有影響的，或者以為它不能在短期內實現。該計畫忠實遵循德國1890-1933年的地緣政治觀念——希特勒和納粹運動當年全盤吞下的地緣政治觀念，並以此確定了他們的東歐目標。這些目標在1939-1941年得到實施，特別是分裂當時存在國家——全球只有一個聯盟擋了他們一段時間。
5
最後附了作者的注釋。為避免混淆，我沒有加我的注釋，而是把重點部分放在前言和結語中。以上我已經強調了文章的一些部分。
Israel Shahak
1982年6月13日
以色列1980年代戰略
作者：Oded Yinon
本文最早以希伯來文發表在KIVUNIM（《方向》）上，這是一本猶太教、猶太複國主義的雜誌；期號，1982年2月，5742，冬-14；編輯：Yoram Beck；編集委員會：Eli Eyal，Yoram Beck，Amnon Hadari，Yohanan Manor，Elieser Schweid。耶路撒冷，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宣傳部出版。
1
在1980年代初，以色列需要以新的視角看自己在國內的位置、目地、國家目標。由於以色列、以色列所在地區和世界目前的一系列核心進程，這種需要益發顯得重要。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人類歷史新時期的初級階段，其特點與我們迄今所知的完全不同。所以，一方面我們需要理解象徵這個歷史新時期的核心進程，另一方面，我們需要一種符合新狀況的世界觀和運行戰略。猶太國的存在和繁榮、穩定取決於它為國內外事務採用新框架的能力。
2
這個新時期有幾個我們可以確定的特點，它們也象徵著我們目前生活方式上的真正革命。占主導地位的進程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支撐西方文明及其成就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的崩潰。以此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觀基於幾個“真理”——現在都在消失——比如，以個人為宇宙中心的觀點，萬物為滿足個人的基本物質需求而存在。這種觀點正在被廢除——很顯然，宇宙資源不能滿足人的需求、經濟需求或人口。在一個擁有四十億人口的世界，經濟和能源不能成比增長來滿足人類需求，要滿足西方社會的主要需求是不現實的[1]——滿足無限消費的願望是不現實的。決定人類方向選擇的是物質需求而非倫理道德，這種觀點今天很流行，我們看到，一切價值觀幾乎都在消失。我們正在失去判斷最簡單事物的能力，特別是善惡這樣簡單的問題。
3
看到周圍破碎的世界秩序，面對悲哀的生活現實，對人類希望無限、能力無限的願景就縮水了。面對四分之三人類生活在極權下的現實，向人類承諾自由似乎很是荒謬。社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把平等和社會正義的觀點變成笑柄。這兩個思想的真實性沒有爭議，但顯然並未被妥善付諸實踐，人類大多已失去平等、正義的自由和機會。在這個核世界裡，我們相對和平地生活了三十年，而當蘇聯這種超級大國的軍事、政治學說是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不僅可能、而且必然發生核戰時，國與國之間和平、共存概念就沒有意義了，倖存都難，更不要說取勝了。[2]
4
由於政治、軍事、經濟轉型，人類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的基本概念正在發生變化。蘇聯的核力量、常規力量把時代推入最後的喘息階段，接著將是摧毀世界大部的多維全球戰爭，與之相比，過去的世界戰爭就是小兒科了。核力量和常規武器，以及其數量、精度、品質，幾年功夫就能把我們世界的大部變得天翻地覆，我們以色列必須調整自己、面對這一切，即，面對我們和西方世界的主要生存威脅。[3]世界的能源戰爭，鑒於蘇聯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控制世界主要礦產所在地波斯灣、非洲南部的巨大資源、打敗西方，阿拉伯對石油的壟斷、西方要從第三世界進口大部分原材料，這些因素正在改變我們瞭解的世界。可以想像我們未來要面臨的全球對抗程度。
5
戈爾什科夫學說呼籲蘇聯控制海洋和第三世界礦產豐富的地區，再加上現在蘇聯的核學說——控制、贏得、活過核戰爭——西方的軍事力量很可能被摧毀，西方人淪為馬列主義的奴隸，這是世界和平和我們自身存在的主要危險。自1967年以來，蘇聯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變成“戰爭是以核手段的政策延續”，並使之成為他們所有政策的指導。今天，他們正忙著在我們所在地區、世界各地展開他們的目標，要把直面他們變成我們國家和其他自由世界的安全政策的主要內容。這是我們主要的外部挑戰。[4]
6
因此，雖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不斷增強軍事力量，是以色列的主要威脅，但不是我們在1980年代要面對的主要戰略問題。這個世界及其民族、教派、內部危機具有驚人的自我毀滅性，看看黎巴嫩、非阿拉伯的伊朗，現在還有敘利亞，它們不能成功處理其基本問題，因此，長期來看，不能構成對以色列的真正威脅，但短期來說，其當前的軍事實力在增強。長遠來說，我們周邊的這個世界不通過真正的革命變革是不能夠以現有框架存在的。穆斯林的阿拉伯世界就像外國人（1920年代的法國、英國）用紙牌搭起的臨時房子，並未考慮原住民的意願。它被任意分割成19個國家，所有的國家都由互相敵視的主體民族、少數民族構成，所以，今天的每個阿拉伯穆斯林國家都面臨內部民族社會的破裂，有些已經內戰肆虐。[5]大部分阿拉伯人——1.7億中的1.18億——都生活在非洲，大部分在埃及（今天有4500萬）。
7
除了埃及之外，所有的馬格裡布國家都由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的柏柏爾人構成。阿爾及利亞Kabile山區的兩個民族已經發生內戰。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在西屬撒哈拉大打出手，且各自還有內部鬥爭。激進伊斯蘭危及突尼斯的完整，卡紮菲組織的戰爭從阿拉伯的角度看是破壞性的，該國人口稀少，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他過去一直嘗試與埃及、敘利亞這樣的真正國家聯合。蘇丹是今天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四分五裂的一個國家，該國的四個群體互相敵視，占少數的阿拉伯穆斯林遜尼派統治著占大部的非阿拉伯非洲人、無信仰者、基督徒。埃及是個遜尼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面臨一個在上埃及佔優勢的較大的基督教少數民族——人口約700萬，所以，薩達特在5月8日的演講中甚至表示，擔心他們會想建立自己的國家——埃及版基督徒黎巴嫩。
8
以色列東邊的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被內部衝突撕裂、打碎，千瘡百孔，甚至比馬格里布地區更嚴重。敘利亞除了有個強大的軍事政權統治著，基本與黎巴嫩沒有什麼不同。時下占多數的遜尼派和統治者、占少數的什葉阿拉維派（僅占人口的12%）間發生的真正內戰證明了其國內麻煩的嚴重性。
9
伊拉克與它的鄰居們沒有本質的不同，只是這裡是什葉派占多數，統治者是占少數的遜尼派。65%的人口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而20%的精英握著權力。此外，還有北方較大的庫爾德少數民族，如果不是統治政權、軍方和石油收入的力量，伊拉克的未來與過去的黎巴嫩、現在的敘利亞不會有什麼不同。內部衝突和內戰的種子現在已顯而易見，特別是霍梅尼在伊朗掌權後——伊拉克的什葉派視他為自然領袖。
10
所有的海灣君主國、沙特是建立在精緻的沙房上的——只有石油。在科威特，科威特人只占人口的1/4；在巴林，什葉派占多數，但被剝奪了權力；在阿聯酋，什葉派也是多數，但遜尼派掌權；阿曼和北葉門也是如此，即便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南也門，也有相當大的什葉少數派；在沙特，一半人口是外國人——埃及人、葉門人，但掌權的是沙特的少數派。
11
約旦實際上是巴勒斯坦人的，由外約旦的貝都因少數派統治，而軍隊和官僚大部現在是巴勒斯坦人。事實上，阿曼像納布盧斯一樣，也是巴勒斯坦人的。所有這些國家都擁有相對強大的軍隊。但是也有問題。敘利亞軍隊今天大多是阿拉維派軍官領導遜尼派，伊拉克軍隊是遜尼派軍官領導什葉派。長期來說，這一點意義重大，這將使它不可能長期維持軍隊的忠誠，除非涉及惟一一個問題：敵視以色列。今天，連一點也不能夠了。
12
除了阿拉伯人，其他穆斯林國家也有類似的分裂困境。伊朗一半人口是說波斯語的人群，另一半是突厥人；土耳其的人口包括占多數的突厥遜尼穆斯林，約占50%，兩個較大的少數民族，1200萬什葉阿拉維派和600萬的遜尼派庫爾德人；阿富汗有500萬什葉派，占人口1/3；遜尼巴基斯坦有1500萬什葉派，是該國存在的危險。
13
這種少數民族狀況從摩洛哥到印度，從索馬里到土耳其，使得穩定性缺乏，可使整個地區迅速惡化。若再加上經濟因素，我們就會明白，這一地區就是紙牌做的房子，無法承受嚴重問題。
14
在這個巨大、破碎的世界裡，有少量富裕的群體，有一大群窮人。大部分阿拉伯人平均年收入為300美元。這是埃及的狀況；馬格裡布地區的國家大多也是如此，除了利比亞；伊拉克也是這樣。黎巴嫩四分五裂，經濟狀況破爛不堪。這是個沒有集中權力的國家，事實上只是五個主權機構（北方的基督徒；敘利亞人支持的Franjieh家族的統治，位於敘利亞直接征服的東部地區；中部是長槍黨控制的基督徒飛地；南部到利塔尼河是巴勒斯坦人占多數的地區，由巴解控制；Haddad少校的基督教國，有50萬什葉穆斯林）。敘利亞的狀況更嚴重，即便將來與利比亞聯合後獲得援助，也不足以應對基本的生存問題和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埃及正處於最糟的狀況之下：數百萬人處於饑餓邊緣，一半勞動力失業，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住房稀缺。除了軍隊，沒有一個部門有效運作，這是個長期處於破產狀態的國家，完全依賴和平以來美國給予的外部援助[6]。
15
海灣國家、沙特、利比亞和埃及積聚著世上的金錢和石油，但享受這一切的是極少數精英，他們缺乏廣泛的支援和自信——這是軍隊保證不了的。[7]沙特軍隊即便有裝備，也無法應對國內外的真正危險，保護政權，1980年麥加發生的事情只是其中一例。悲哀、激烈的狀況環繞著以色列，為它創造機會，有問題、有風險，也有1967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深遠機會。那時錯過的機會，1980年代再次觸手可及，其程度、維度甚至在今天都不能想像。
16
通過依靠美國的“和平”政策、返還領土，我們排除了創造新選擇的可能。1967年以來，一方面，所有的以色列政府都把我們國家的目標降到狹隘的政治需要上；另一方面，也降到破壞性的層面，抵消了我們在國內外的能力。我們在一場強加於我們戰爭中獲得了新領土，卻未能對其上的阿拉伯人採取措施，這是六日戰爭一結束以色列就犯下的重大戰略錯誤。那時，如果我們把約旦給居住在約旦河西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免於所有痛苦、危險的衝突，就解決了現在面臨的巴勒斯坦人問題——為沒有解決之方的問題找到了解決辦法，領土妥協或自治，其實都一樣。[8]今天我們突然面臨巨大的機會，徹底轉化這種狀況，這是我們在未來十年必須要做的，否則我們無法作為國家生存下來。
17
1980年代，以色列必須在國內的政治、經濟制度上進行深遠的變革，進行激進的外交政策變革，來迎接新時期全球和地區的挑戰。失去蘇伊士運河油田，失去西奈潛力巨大的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自然資源（地形學上等同于該地區富裕的石油生產國），將會導致不久後的能源流失，破壞我國國內經濟：我們現在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4、預算的1/3都用來購買石油。[9]不久的將來，在內格夫和海岸附近尋找原材料將有助於改變這一狀況。
18
（重新獲得）西奈現有、潛在的資源，因此是政治上應該優先考量的——大衛營和和平協議成了羈絆。這個錯誤當然就是現在的以色列政府和1967年以來為領土妥協政策鋪路的各屆政府犯下的。埃及人收回西奈後，就不需要維持和平協定了，他們會竭力回到阿拉伯世界、回到蘇聯那裡，以爭取支持和軍事援助。因為和平條款，美國會維持短暫時期的援助；美國自身在國內外變弱，會使這種援助減少。沒有西奈的石油和石油帶來的收入，面對現在的巨大開支，我們沒有能力以現有條件度過1982年，我們將不得不行動起來，使現在的西奈回到薩達特訪問之前、回到1979年3月錯誤地與他簽署和平協定之前的狀態。[10]
19
以色列可通過兩個主要途徑來實現這個目標，一是直接的，一是間接的。直接的途徑不太現實，因為以色列政權、政府的性質和薩達特的智慧——他使我們從西奈撤出，這是他上臺以來，除1973年戰爭之外的主要成就。以色列不會單方面撕毀協議，今天不會，1982年不會，除非迫於極艱難的經濟、政治因素，除非埃及給了以色列奪回西奈的藉口——我們短暫歷史上的第四次。所以，只剩下間接途徑。埃及的經濟狀況、政權性質和它的泛阿拉伯政策，會在1982年4月後帶來一種狀況——以色列被迫採取直接或間接行動，以重新控制西奈，將其作為戰略、經濟、能源的長期儲備。由於埃及的內部衝突，在軍事戰略上不會構成問題，只要一天就能把它打回1967年戰爭後的狀態。[11]
20
1956年，埃及的阿拉伯世界有力領導人神話被推翻，當然也沒能夠活過1967年，而我們返回西奈的政策，卻要把神話變成“現實”。事實上，1967年以來，埃及無論是對以色列還是對阿拉伯世界，力量都降了近一半。埃及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政治力量，經濟上處於危機邊緣。若沒有國外援助，第二天就會危機。[12]短期內，由於歸還西奈，埃及拿走了我們一些好處，但1982年以後就不一樣了，權力平衡不會向著有利於它的方向改變，卻可能使其垮臺。埃及目前的國內政治圖景已是一具僵屍，再加上不斷加深的穆斯林-基督徒裂痕。1980年代，以色列的西線政治目標就是，打碎埃及的領土，將其變成多個地理區域。
21
將埃及分裂成多個中心。埃及崩潰後，利比亞、蘇丹甚至更遙遠的國家都不會再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也會像埃及一樣解體。在上埃及形成一個科普特基督教國家，再加上一系列沒有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力量，這是歷史性發展的關鍵——此前因和平協定而受挫，長遠來看卻是不可避免的。[13]
22
表面看西線問題多，實際上沒有東線複雜——大事都是新近發生的。黎巴嫩完全解體、變成五省，現在正在進行中，是整個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阿拉伯半島）解體的前奏。以色列在東線的長遠目標就是，隨後使敘利亞和伊拉克解體為像黎巴嫩一樣的民族、宗教單一的地區；短期目標主要是，消解這些國家的軍事力量。敘利亞將按民族、宗教結構分裂成像今天黎巴嫩一樣的幾個國家，什葉阿拉維派沿著海岸線，阿勒頗地區的遜尼國，大馬士革的又一個遜尼國——敵視北方鄰居，德魯茲人建國，甚至可能包括我們的戈蘭，當然還有浩蘭和約旦北部。這種狀態將保證該地區的長期和平與安全。今天，這一目標已觸手可及。[14]
23
伊拉克擁有豐富的石油，但內部分裂，註定是以色列的目標。相較敘利亞，伊拉克的解體對我們更重要。伊拉克比敘利亞強大。短期來看，伊拉克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脅。兩伊戰爭將撕裂伊拉克，使其內部崩潰，無法對我們組織廣泛鬥爭。短期內，任何阿拉伯的內部對抗都對我們有益，可以縮短製造伊拉克派別衝突（像在敘利亞、黎巴嫩一樣）的時間。像奧斯曼時代的敘利亞一樣，可將伊拉克沿民族/教派線進行分裂，三個（或更多）國家將出現在三個主要城市周圍：巴士拉，巴格達，摩蘇爾，使南部的什葉派與遜尼派、北部的庫爾德人分裂。現在的兩伊戰爭能夠加深這種分化。[15]
24
由於內外壓力，整個阿拉伯半島會自然分裂，這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沙特。不管其基於石油的經濟實力保持不變或是在未來失去實力，以目前的政治結構，其內部的分裂、崩潰都是顯然的。[16]
25
短期來看，約旦是個戰略目標，長期則不是。在短期目標中分裂約旦，結束侯賽因國王的漫長統治，將權力移交巴勒斯坦人，這樣就不構成真正威脅了。
26
長期來看，約旦不可能以現在的結構繼續存在下去。以色列無論是採用戰爭還是和平政策，都要在約旦現政權下終結它，把權力移交占多數的巴勒斯坦人。改變約旦河東的政權也可以解決約旦河西領土上阿拉伯人口密集的問題。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把他們從領土上去除，凍結其經濟，以改變約旦河兩岸。我們要積極活動，儘快加速這一進程。同否定任何領土妥協、領土分割一樣，也要否定自治計畫，鑒於巴解組織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那些計畫，鑒於1980年9月的Shefa’amr計畫，除非分隔兩個民族，阿拉伯人去約旦，猶太人在約旦河西，否則，兩個民族不可能繼續在這個國家生活下去。只有阿拉伯人明白，沒有猶太人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統治，他們就不會存在、不會有安全，這樣才會有真正的共存、和平。只有在約旦，他們才有自己的國家和安全。[17]
27
在以色列區分67年領土、48年領土，對阿拉伯人一直沒有什麼意義，現在對我們也沒有什麼意義了。要全面看這個問題，不要分67年、48年。要明白，不管未來的政治狀況、軍事態勢如何，原住阿拉伯人只有承認以色列的存在，確保以色列邊界安全，才可能解決其問題——這是困難時代我們的存在需要，我們很快就要進入核時代了。進入核時代後，不可能讓四分之三的猶太人生活在密集的海岸線上，太危險。
28
因此，擴散人口是國內最高的戰略目標，否則我們在任何邊界內都不能生存。裘蒂亞、撒瑪利亞、加利利是我們國家存在的唯一保證，如果我們不能成為山區的多數，我們就不能統治這個國家，我們就會像十字軍一樣，失去這個國家，成為外國人。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任務，是從人口、戰略、經濟上平衡這個國家。基於重要的戰略考量，要攫住從貝爾謝巴到上加利利的山區水域——今天還沒有猶太人在這裡定居。[18]
29
實現我們在東線的目標取決於這一內部戰略目標的實現。轉變政治、經濟結構，實現這些戰略目標，這是實現整個變革的關鍵。我們要從政府廣泛參與的集中化經濟變為開放、自由的市場經濟，從依賴美國納稅人變為動手發展真正的生產性經濟基礎。如果我們不能自由、自願地完成這種轉變，也將因世界的發展、因自己愈發孤立而被迫去完成，特別是在經濟、能源和政治領域。[19]
30
從軍事和戰略角度看，美國領導的西方扛不住蘇聯在全球施加的壓力，所以以色列必須在80年代、在沒有任何國外（軍事或經濟）援助的情況下獨立。今天我們有這個能力，不用妥協。[20]全球的快速變化也將帶來一種變革，使以色列成為猶太人最後的、惟一的生存選擇。我們無法想像未來的美國猶太人、歐洲、拉美猶太社群繼續以現有形式存在。[21]
31
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存在是一定的，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從這裡除掉，無論是用武力還是計謀（薩達特的方法）。雖然“和平”政策是錯誤的，雖然有以色列阿拉伯人問題，雖然有領土問題，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會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結語
1
要澄清三個要點，以便理解猶太複國主義中東計畫的顯著可能性，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公開這個計畫。
2
計畫的軍事背景
上面沒有提到這個計畫的軍事條件，但在很多場合中，類似這個計畫的東西通過非公開會議對以色列當權者進行“解釋”，這一點要澄清。可以想見，以色列軍隊的所有分支也不足以勝任上面討論的對這麼廣闊領土的佔領。事實上，即便是在西岸巴勒斯坦人急劇“動盪”的時期，以色列軍隊力量也沒有太多展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通過“Haddad力量”或“鄉村協會”（也叫“鄉村聯盟”）來統治：“領袖”治下的地方勢力完全與群眾分離，甚至沒有任何封建或政黨結構（不像長槍黨）。“Yinon”提出的“國家”是“Haddad土地”、“鄉村協會”，其武裝力量也類似。這種情況下，以色列的軍事優勢會比現在大大增加，任何反抗運動都會受到“懲罰”——像西岸人、加沙人一樣遭受屈辱；或者像現在的黎巴嫩城市（1982年6月）一樣遭到轟炸、封鎖；或者兼而有之。為此，這個計畫如口頭解釋中的一樣，呼籲在小國間的焦點處建以色列駐軍，配備必要的快速作戰部隊。事實上，我們在Haddad土地上已經看到類似的東西，很快，我們就能看到這個體系首先在南黎巴嫩或黎巴嫩全境運作。
3
顯然，上面的軍事假設和整個計畫都取決於阿拉伯人更加分裂，且缺乏真正進步的群眾運動。只有計劃進展得很好，才可能消除這兩個條件，帶來難料的後果。
4
為什麼要在以色列公開這個計畫？
公開計畫是因為以色列-猶太社會的雙重性：對猶太人極大的自由、民主；擴張主義、種族歧視。因此，必須說服以色列-猶太精英（大眾聽電視的、聽貝京的講話）。說服的第一步是口頭上的，如上所述，但時間到了不太方便的時候，為了較愚蠢的“勸說者”、“解釋者”（比如中等級別的官員，他們通常非常愚蠢），必須產生文字材料。於是他們“學習這個材料”，多少向他人做些宣傳。應當指出，早在二十年代的Yishuv（譯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居民）就已經這樣運作了。我還清楚記得（在我成為“反對者”之前）1956年戰爭前他們怎麼向我們解釋戰爭的必要，1965-1967年間他們怎麼向我們解釋“在有機會的時候”征服“剩下的西巴勒斯坦”的必要。
5
他們為什麼認為公開這類計畫不會帶來外部風險？
只要以色列內部有原則的反對者非常弱小，這類風險就只能來自兩個方面：阿拉伯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美國。阿拉伯世界已經表現出極缺乏細緻、理性分析以色列-猶太社會的能力，巴勒斯坦人整體上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高呼以色列（真真切切的）擴張主義危險的人，也不是因為實際的、詳細的材料，而只是一種信念。比如，固執地相信以色列國會的牆上寫著關於尼羅河、幼發拉底河的聖經經文，其實沒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最重要的阿拉伯領導人們一直的錯誤說法，說以色列國旗上的兩個藍色條紋象徵著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實際上取自猶太人祈禱用披肩（Talit）上的條紋。以色列專家認為，整體而言，阿拉伯人不會注意他們對未來的認真討論，黎巴嫩戰爭已經證明了他們的正確，那為什麼不繼續用老辦法說服其他以色列人呢？
6
美國也存在非常類似的情況，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嚴謹些的評論員從兩個源頭獲取關於以色列的資訊和大部分觀點。一是“自由派”美國記者的文章——幾乎全是崇拜以色列的猶太人寫的，就算他們批評以色列的某些方面，也是忠實實踐史達林的“建設性批評”。（事實上，他們中間那些自稱“反史達林主義的”比史達林還史達林，以色列是他們不敗的上帝）。在這種崇拜框架下，以色列總是“好意”的，除非“看走眼”，所以他們不會討論這個計畫——同樣，他們也不會提《聖經》中猶太人實施的大屠殺。另一個資訊源是《耶路撒冷郵報》，情況類似。因此，只要以色列對世人來說還是個真正“封閉的社會”——世人非要閉著眼睛——公開甚至開始實施這樣一個計畫，都是現實的、可行的。
Israel Shahak
1982年6月17日，耶路撒冷
作者：Israel Shahak
編譯：@veilsoflight
來源：http://www.globalresearch.c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84d4b0102wag6.html
關於譯者：
Israel Shahak（1933-2001），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有機化學教授，以色列人權、公民權聯盟主席。他出版《Shahak報》（Shahak Papers），彙集希伯來語報刊的重要文章。他的著作很多，包括《猶太國的非猶太人》（Non-Jew in the Jewish State）、《以色列的全球角色：鎮壓的武器》（Israel’s Global Role: Weapons for Repression，1982年AAUG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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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 No.33, 1979.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will be 6 billion in the year 2000. Today’s world population can be broken down as follows: China, 958 million; India, 635 million; USSR, 261 million; U.S., 218 million Indonesia, 140 million; Brazil and Japan, 110 million each.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of the U.N. Population Fund for 1980, there will be, in 2000, 50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5 million each. The population ofthp;Third World will then be 8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Justin Blackwelder, U.S. Census Office chie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not reach 6 billion because of hunger.
2. Soviet nuclear policy has been well summarized by two American Sovietologists: Joseph D. Douglas and Amoretta M. Hoeber, Soviet Strategy for Nuclear Wa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 Press, 1979). In the Soviet Union tens and hundreds of articles and books are published each year which detail the Soviet doctrine for nuclear war an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ocumentati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by the U.S. Air Force,including USAF: Marxism-Leninism on War and the Army: The Soviet View, Moscow, 1972; USA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Soviet State. Moscow, 1975, by Marshal A. Grechko. The basic Soviet approach to the matter is presented in the book by Marshal Sokolovski published in 1962 in Moscow: Marshal V. D. Sokolovski, Military Strategy, Soviet Doctrine and Concepts(New York, Praeger, 1963).
3. A picture of Soviet intentions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world can be drawn from the book by Douglas and Hoeber, ibid. For additional material see: Michael Morgan, “USSR’s Minerals as Strategic Weapon in the Future,”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 Dec. 1979.
4. Admiral of the Fleet Sergei Gorshkov, Sea Power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9. Morgan, loc. cit. General George S. Brown (USAF) C-JCS, Statemen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Defense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Fiscal Year 1979, p. 10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view of Non-Fuel Mineral Policy, (Washington, D.C. 1979,); Drew Middleton, The New York Times, (9/15/79); Time, 9/21/80.
5. Elie Kedourie,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 No.4, 1968.
6. Al-Thawra, Syria 12/20/79, Al-Ahram,12/30/79, Al Ba’ath, Syria, 5/6/79. 55% of the Arabs are 20 years old and younger, 70% of the Arabs live in Africa, 55% of the Arabs under 15 are unemployed, 33% live in urban areas, Oded Yinon, “Egypt’s Population Problem,” The Jerusalem Quarterly, No. 15, Spring 1980.
7. E. Kanovsky, “Arab Haves and Have Nots,” The Jerusalem Quarterly, No.1, Fall 1976, Al Ba’ath, Syria, 5/6/79.
8. In his book, former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said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in fact responsible for the design of America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June ’67, because of its own indecisiveness as to the future of the territories and the inconsistency in its positions since it established the background for Resolution 242 and certainly twelve years later for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the peace treaty with Egypt. According to Rabin, on June 19, 1967, President Johnson sent a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Eshkol in which he did not mention anything about withdrawal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but exactly on the same day the government resolved to return territories in exchange for peace. After the Arab resolutions in Khartoum (9/1/67) the government altered its position but contrary to its decision of June 19, did not notify the U.S. of the alteration and the U.S. continued to support 242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basis of its earlier understanding that Israel is prepared to return territories. At that point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to change the U.S. position and Israel’s policy. From here the way was opened to peace agreements on the basis of 242 as was later agreed upon in Camp David. See Yitzhak Rabin. Pinkas Sherut, (Ma’ariv 1979) pp. 226-227.
9. Foreign and Defense Committee Chairman Prof. Moshe Arens argued in an interview (Ma ‘ariv,10/3/80)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failed to prepare an economic plan before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was itself surprised by the cost of the agreements, although already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it wa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heavy price and the serious error involved in not having prepared the economic grounds for peace.
The former Minister of Treasury, Mr. Yigal Holwitz, stated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oil fields, Israel would have a positive balance of payments (9/17/80). That same person said two years earlier that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from which he withdrew) had placed a noose around his neck.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Ha’aretz, 11/3/78). In the course of the whole peace negotiations neither an expert nor an economics advisor was consulted, and the Prime Minister himself, who lack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economics, in a mistaken initiative, asked the U.S. to give us a loan rather than a grant, due to his wish to maintain our respect and the respect of the U.S. towards us. See Ha’aretz1/5/79. Jerusalem Post, 9/7/79. Prof Asaf Razin, formerly a senior consultant in the Treasury,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conduct of the negotiations; Ha’aretz, 5/5/79. Ma’ariv, 9/7/79. As to matters concerning the oil fields and Israel’s energy crisis, see the interview with Mr. Eitan Eisenberg, a government advisor on these matters, Ma’arive Weekly, 12/12/78. The Energy Minister, who personally signed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the evacuation of Sdeh Alma, has since emphasized the seriousness of our condi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il supplies more than once…see Yediot Ahronot, 7/20/79. Energy Minister Modai even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consult him at all on the subject of oil during the Camp David and Blair House negotiations. Ha’aretz, 8/22/79.
10. Many sources report on the growth of the armaments budget in Egypt and on intentions to give the army preference in a peace epoch budget over domestic needs for which a peace was allegedly obtained. See former Prime Minister Mamduh Salam in an interview 12/18/77, Treasury Minister Abd El Sayeh in an interview 7/25/78, and the paper Al Akhbar, 12/2/78 which clearly stressed that the military budget will receive first priority, despite the peace. This is w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Mustafa Khalil has stated in his cabinet’s programmatic document which was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11/25/78. See English translation, ICA, FBIS, Nov. 27. 1978, pp. D 1-10.
According to these sources, Egypt’s military budget increased by 10% between fiscal 1977 and 1978, and the process still goes on. A Saudi source divulged that the Egyptians plan to increase their militmy budget by 100% in the next two years; Ha’aretz, 2/12/79 and Jerusalem Post, 1/14/79.
11. Most of the economic estimates threw doubt on Egypt’s ability to reconstruct its economy by 1982. Se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1978 Supplement,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E. Kanovsky,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Occasional Papers, The Shiloah Institution, June 1977; Kanovsky, “The Egyptian Economy Since the Mid-Sixties, The Micro Sectors,” Occasional Papers, June 1978; Robert McNamara, President of World Bank, as reported in Times, London, 1/24/78.
12. See the comparison made by the researeh of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n London, and research camed out i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of Tel Aviv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by the British scientist, Denis Champlin, Military Review, Nov. 1979, 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9-1980, CS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Sinai…by Brig. Gen. (Res.) A Shalev, No. 3.0 CSS; The Military Balance and the Military Options after the Peace Treaty with Egypt, by Brig. Gen. (Res.) Y. Raviv, No.4, Dec. 1978, as well as many press reports including El Hawadeth, London, 3/7/80; El Watan El Arabi, Paris, 12/14/79.
13. As for religious ferment in Egyp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pts and Moslems see the se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Kuwaiti paper, El Qabas, 9/15/80. The English author Irene Beeson reports on the rift between Moslems and Copts, see: Irene Beeson, Guardian, London, 6/24/80, and Desmond Stewart, Middle East Internmational, London 6/6/80. For other reports see Pamela Ann Smith, Guardian, London, 12/24/79;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27/79 as well as Al Dustour, London, 10/15/79; El Kefah El Arabi, 10/15/79.
14. Arab Press Service, Beirut, 8/6-13/80. The New Republic, 8/16/80, Der Spiegel as cited by Ha’aretz, 3/21/80, and 4/30-5/5/80; The Economist, 3/22/80; Robert Fisk, Times, London, 3/26/80; Ellsworth Jones, Sunday Times, 3/30/80.
15. J.P. Peroncell Hugoz, Le Monde, Paris 4/28/80; Dr. Abbas Kelidar, Middle East Review, Summer 1979;
Conflict Studies, ISS, July 1975; Andreas Kolschitter, Der Zeit, (Ha’aretz, 9/21/79) Economist Foreign Report, 10/10/79, Afro-Asian Affairs, London, July 1979.
16. Arnold Hottinger, “The Rich Arab States in Troub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5/80; Arab Press Service, Beirut, 6/25-7/2/80;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1/5/79 as well as El Ahram, 11/9/79; El Nahar El Arabi Wal Duwali, Paris 9/7/79; El Hawadeth, 11/9/79; David Hakham, Monthly Review, IDF, Jan.-Feb. 79.
17. As for Jordan’s policies and problems see El Nahar El Arabi Wal Duwali, 4/30/79, 7/2/79; Prof. Elie Kedouri, Ma’ariv 6/8/79; Prof. Tanter, Davar 7/12/79; A. Safdi, Jerusalem Post, 5/31/79; El Watan El Arabi 11/28/79; El Qabas, 11/19/79. As for PLO positions see: The resolutions of the Fatah Fourth Congress, Damascus, August 1980. The Shefa’amr program of the Israeli Arabs was published in Ha’aretz, 9/24/80, and by Arab Press Report 6/18/80. For facts and figures on immigration of Arabs to Jordan, see Amos Ben Vered, Ha’aretz, 2/16/77; Yossef Zuriel, Ma’ariv 1/12/80. As to the PLO’s position towards Israel see Shlomo Gazit, Monthly Review; July 1980; Hani El Hasan in an interview, Al Rai Al’Am, Kuwait 4/15/80; Avi Plaskov, “The Palestinian Problem,” Survival, ISS, London Jan. Feb. 78; David Gutrnann, “The Palestinian Myth,” Commentary, Oct. 75; Bernard Lewis,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PLO,” Commentary Jan. 75; Monday Morning, Beirut, 8/18-21/80;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Winter 1980.
18. Prof. Yuval Neeman, “Samaria–The Basis for Israel’s Security,” Ma’arakhot 272-273, May/June 1980; Ya’akov Hasdai, “Peace, the Way and the Right to Know,” Dvar Hashavua, 2/23/80. Aharon Yariv, “Strategic Depth–An Israeli Perspective,” Ma’arakhot 270-271, October 1979; Yitzhak Rabin, “Israel’s Defense Problems in the Eighties,” Ma’arakhot October 1979.
19. Ezra Zohar, In the Regime’s Pliers (Shikmona, 1974); Motti Heinrich, Do We have a Chance Israel, Truth Versus Legend (Reshafim, 1981).
20. Henry Kissinger,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Washington Review Vol 1, Jan. 1978; Arthur Ross, “OPEC’s Challenge to the W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80; Walter Levy, “Oi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0; Special Report–”Our Armed Forees-Ready or No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0/10/77; Stanley Hoffman,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Dang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6/80; Time 4/3/80; Leopold Lavedez “The illusions of SALT” Commentary Sept. 79; Norman Podhoretz, “The Present Danger,” Commentary March 1980; Robert Tucker, “Oil and American Power Six Years Later,” Commentary Sept. 1979; Norman Podhoretz, “The Abandonment of Israel,” Commentary July 1976; Elie Kedourie, “Misreading the Middle East,” Commentary July 1979.
21. According to figures published by Ya’akov Karoz, Yediot Ahronot, 10/17/80, the sum total of anti-Semitic incidents recorded in the world in 1979 was double the amount recorded in 1978. In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the number of anti-Semitic incidents was many times greater in that year. In the U.S. as well there has been a sharp increase in anti-Semitic incidents which were reported in that article. For the new anti-Semitism, see L. Talmon, “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New Republic, 9/18/1976; Barbara Tuchman, “They poisoned the Wells,” Newsweek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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