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為“塑造”自己而假稱焚燒巴勒斯坦嬰兒是極端分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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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31日,西岸Duma村,Ali Saad Dawabsha被以色列非法定居者縱火致死後,葬禮上,親人托著他的屍體。)

7月31日,以色列住在巴勒斯坦的非法定居者用汽油放火焚燒Duma村一戶巴勒斯坦人家,致這家18個月大的嬰兒Ali Dawabsheh死亡,嬰兒的四個親人嚴重燒傷、殘疾。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擔憂,以色列軍方發言人說:“此次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是野蠻的恐怖主義行徑。”這種有力的否定在以色列是聞所未聞的,因此,有些人(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稱讚了這種突破。然而,堆積如山的證據表明,軍方的言詞只是用來控制自己在國際方面受損程度的。它為“塑造以色列”,假稱焚燒嬰兒是邊緣“極端分子”的行為。但現實是,攻擊巴勒斯坦兒童已被織入以色列軍方和定居者運動的結構中。

用巴勒斯坦保護兒童國際(DCI-Pal)負責人Khaled Quzmar的話說就是:“以色列對這一罪惡行徑的譴責很是空洞,該國的政策導致了有罪不罰的現象,使得這種暴力成為可能。”

根據DCI-Pal統計,自2000年以來,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暴力奪走1895名巴勒斯坦孩子的生命,然後沒有一個罪犯為謀殺孩子服刑。相反,數百名巴勒斯坦兒童在以色列監獄中煎熬,忍受折磨、不能見律師、不能見父母,被單獨囚禁——像16歲的Diyaa一樣——他們的罪名只是一個“莫須有”。

巴勒斯坦死亡者中只有不到27%得到調查,其中90%都不起訴就結案。根據DCI-Pal統計,當巴勒斯坦兒童遭以色列人殺害時,只有1.4%的兇手受審。此外,當以色列人極為罕見地受審時,結果通常都是宣告無罪;在更為罕見的定罪情況中,幾乎沒有受到處罰的。有這麼一個罕見例子(我所知道的過去20年中的唯一一例),1996年,36歲的非法定居者Nachum Korman在追逐巴勒斯坦兒童過程時抓住了11歲的Hilmi Shusha,毆打他,後用腳踩著孩子,用槍托將孩子打死。法院一開始宣告Korman無罪,後上級法院予以定罪,他被判處社區服務,支付罰金11000美元——以色列法院花了五年時間發現他有罪,即便如此,他也沒有為當著驚恐不安的一群孩子將另一個孩子打死而蹲監獄。而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與一名以色列婦女自願發生性行為後被指控強姦,獲刑18個月——那名婦女是在得知他是阿拉伯人後感覺受到侵犯而起訴他的。

去年夏天,以色列三名青年遇害後,以色列最高階的政客發出讓人毛骨悚然的復仇呼籲,非法定居者從巴勒斯坦村中綁架了14歲的Mohammad Abu Khdeir,毆打他,強迫他喝下汽油,活活將孩子燒死。儘管肇事者對罪行供認不諱,他們仍未被定罪或判刑。同樣,2013年,Jalud一所學校遭非法定居者襲擊和縱火,沒有審判;襲擊和焚燒居住在Sinjil的Ruwaida Dar Khalil一家的非法定居者也未受審。而12歲的巴勒斯坦孩子卻因向開過他們住處的重裝甲車投石而面臨20年監禁。

在去年被殺害的幾百名巴勒斯坦兒童中,有兩名得到特別審查——Nadeem Nawara和Mohammad Abu Daher,二人都是在手無寸鐵之下被以色列狙擊手射殺的。由於國際方面的關注,以色列被迫進行調查,很快就發現,士兵沒做錯什麼:沒使用實彈。但法醫證據(包括驗屍、閉路電視、CNN攝影師記錄)顯示,兩人無疑都是被冷血的狙擊手以實彈故意殺害的。獨立調查甚至能夠從CNN的視頻中識別出狙擊手,不過他們仍然沒有獲刑。

有關以色列殺害巴勒斯坦兒童而不受懲罰的文化,有太多的例子。比如Sinjil鎮5歲的Enas Khalil被一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撞死,同一周,13歲的Bahaa Badr被一名以色列狙擊手擊中胸部死亡。加上受傷致殘的巴勒斯坦兒童,這一數字是呈指數級增長的,6歲的Mousab被橡皮塗層子彈奪去了右眼。另外,還有看不見的傷害——在以色列暴力的軍事佔領下生活受到的心理影響——巴勒斯坦兒童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比率是驚人的。

以色列這個國家養著一群拉比,為殺戮非猶太人提供宗教裁定,包括殺戮嬰兒。以色列的司法部長呼籲屠殺巴勒斯坦人,包括嬰兒,她稱他們是“幼蛇”。議會副議長指定了多階段的消滅加沙計畫。這不是邊緣社會的風氣。它們代表了一種優越論占主體的有罪不罰文化,視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缺乏價值,是種威脅。

焚燒嬰兒Ali致死不應該讓人們覺得奇怪——並非沒有證據充分的先例。以色列稱焚燒巴勒斯坦嬰兒是極端分子行為,這只是以色列此刻嘗試的一種新的公關策略。

【作者:蘇珊·阿布哈瓦 編譯:@veilsoflight】

【來源:http://www.middleeastey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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