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達師範與回族新文化運動述略-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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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達師範與回族新文化運動述略

【編者按:近代回族知識份子鑒於本民族的積貧積弱和國家的板蕩舛運,為振興民族和國家在回族群體中掀起了一場以興教育、求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文化運動,顧頡剛先生稱之為“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覺發動的文化運動”。 如果說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以北京大學為核心,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那麼相應地——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就是以成達師範為中心,以《月華》雜誌為理論宣傳陣地的回族啟蒙運動。本篇圖文為作者平日留心積累梳理所得,其目的在於簡述成達簡史及與回族新文化運動之關聯 ,文章雖少創見亦言之有據。惟願回望歷史、普及當下,以資鏡鑒。】

如何看待一所處於急劇變革時代的學校在群體性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大視野下成達師範的存續與回族新文化運動有著怎樣的關係?成達師範之於民族、國家而言,又有著怎樣的意義?1936年,作為成達師範的創始人之一的馬松亭阿訇給予了成達師範這樣的評價:“成達師範的工作,確是當前回民的重要的大問題,實際也就是中華民族當前的一個大問題。”點出了成達師範的時代意義。以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王寬創辦回教師範學堂為起點,近代回族知識份子鑒於本民族的積貧積弱和國家的板蕩舛運,為振興民族和國家在回族群體中掀起了一場以興教育、求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文化運動,顧頡剛先生稱之為“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覺發動的文化運動”。康得將啟蒙定義為“人類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從這一維度來看,回族新文化運動無疑具有啟蒙的文化品格。無論是1908年留東清真教育會出版《醒回篇》時“醒”的歷史暗喻,抑或是回族新文化運動進程中青年學生的文化自覺,均可視之為回族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明顯特徵。在這一運動過程中,成達師範無疑是一座具有重要意義的里程碑。

一、濟南時期:成達師範的草創階段

成達師範的創立,既是回族新文化運動的邏輯延伸,亦與社會變革所提供的時代契機息息相關。光緒三十二年(1906),北京牛街清真寺王浩然阿訇在赴麥加朝覲之際,先後到土耳其各國考察,次年回國之後,與王友三、達浦生等諸阿訇在北平牛街清真寺創辦回教師範學堂,“於經課之外,加入各項學科,是為中國回教有新式學校之權輿。”之後王浩然又與馬鄰翼、孫芝山、馬少衡、馮余軒、古亮臣、馬瑞川等先生創辦京師公立清真第一兩等小學堂,開近代回民新式教育之先河。“自是厥後,各地回民莫不聞風興起......全國各地凡有回民之地,莫不有回教小學之設......”而後民國肇興,五族共和,1912年孫中山在北平針對中國伊斯蘭教界的講話鼓舞了穆斯林大眾參與民族國家復興的積極性,馬松亭在《中國回教與成達師範學校》一文中便引用孫中山講話內容:“三民主義首在解放國內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國歷代所受壓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強。故今後宜從事于回民之喚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運動。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犧牲著名于世,苟能喚起回民之覺悟,將使革命前途得一絕大之保障。”激勵大家“基於這種教訓,我們知道促進回、漢團結,培植回民的國家意識,提高回民文化,發揮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復以前在國家的地位......”正是在文化自覺意識的引導推動與社會變革所提供的時代契機的雙重影響之下,成達師範於民國十四年(1925)4月24日在山東濟南創立,時在濟南西關杆石橋穆家車門清真寺任教長的馬松亭阿訇,與任濟南道道尹的唐柯三商議創立新式伊斯蘭師範學校,在當地鄉老法鏡軒、穆華亭、馬紱生等人的支持下,創辦成達師範學校,取“成德達材”之意。

成達師範的校名由校長唐柯三命名,取自《孟子·盡心》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又達材者,有問答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成達師範校訓為“篤誠敏健”,唐柯三曾經手書並釋意“篤,厚也,實也。《論語》曰: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追溯吾教東來之初,如入異國,一經宣傳,道化大行。是果何道以致之哉?知必有《論語》所言之化及蠻貊者,則篤之感人深矣。誠乃不欺之謂,舉凡拜主事上,律身治家,以及進德修業,待世接物,相當以誠為主,苟稍涉不誠,將以欺人,實先自欺,不惟自欺,亦即欺主。此存誠之功,為吾人所萬不可忽者也。儒家言盛道敏字。如敏于事,敏於行,敏有功,務時敏之類,皆示人努力猛進之意。誠能善體此旨,則敬畏天命,五時決不敢少時,奮勉前修,寸陰亦不容虛度。習之既久,自能有恆矣。健之為義至廣,言德業須力求剛健,言學術須養成健全,內而保身宜強健而戒委糜;外而作事,宜穩健而戒輕浮。國民健則國日強,穆民健則日興。健之為用大矣哉!曰篤曰誠,吾教之美德,曰敏曰健,吾人之寶箴。同學共勉之。”

唐柯三是東魯鄒縣人,出身回儒世家。從成達校名校訓的取則我們不難看出,相比於回族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力圖改革傳統經堂教育弊端的單一目標,成達所具有的視野和氣魄無疑變得更為寬廣深厚——用斯土斯地傳誦千年的世界觀與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基因相結合來引導一個群體的標的和前景,這樣的思考和踐行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了一片更為豐饒的精神領土。

回族新文化運動經過二三十年代的發展,顯然應具有與時代發展相符的理論基礎,這一點從成達師範的辦學宗旨和辦學目標便不難看出。成達師範以“施行師範教育,以造就健全師資,啟發回民智識,闡揚回教文化為宗旨”,按照“教育興教,宗教救國”的理念,成達師範以所謂“三長制”或“三長教育”為其辦學目標——“所以造成的人才,至少可以擔任下列三種職務:1.宗教方面能擔任教長或教師。所謂教長,就是上述的阿訇;教師是普通領導人才,希望能以教長的地位,領導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擔任普通小學或社會教育行政行政或教授的職務 ,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啟迪工作。3.社會方面,能擔任民眾組織與社會之團體領導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團體的力量,來領導回民的種種社會活動。”如果說新文化運動之初的目的在於革除經堂教育的弊端,那麼此時成達師範的宗旨和目標更具有了振興文化和改良社會的意味,其最終的旨歸則是“增強回民對於國家的效能”,自此新文化運動不再是單純地改良回民自身的文化運動,在動盪變革的年代,成達師範把目標提高到了對於復興整個中華民族、貢獻國家的層面上,使得成達師範在建立之初便擁有了恢宏的格局和深遠的見識。

成達師範建立之初,篳路藍縷,儘管處於草創階段,在現實中面臨有著如校址狹隘、經費拮据、師資缺乏、學生缺乏、課程難定、職員缺乏等諸多困難,但明確的辦學宗旨使得成達師範在濟南時期就已進行諸多有創見性的社會活動,如成達師範創辦人和董事會會員,經常到有關院校做學術報告,並接受人家的訪問,擴大學校影響力,宣傳回回民族的風俗文化。此外,成達師範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為救濟苦難同胞,于1925年12月26日成立“回教婦孺救濟院”,對於受助者,“純取救濟主義,不限宗教,故外教入院者,亦複不少”。足見其寬廣胸懷與深遠見識。上述可見,成達師範自創立之初便已具備宏觀的視野和明確的實踐目標,因而在以人才培養為主要目標的同時,積極廣泛參與社會活動——打破民族隔閡、促進回漢交流、開展學術對話,承擔社會責任,這些活動特徵在濟南時期均已具備,此後無論在北平時期、桂林時期,還是重慶時期,也都保持這一傳統,使得成達師範的意義絕不僅僅局限於學校的方寸之地。回族新文化運動的旨歸是對社會的改良,脫胎于新文化運動的成達師範承襲了這一品格。1928年5月“五卅慘案”發生,社會動盪,學校收到衝擊被迫停課。後在馬福祥將軍支持下,1929年成達師範遷往曾經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平,校址位於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北平時期:成達師範的黃金階段

自1929年秋成達師範遷到北平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被迫南遷這八年時間,是成達師範發展的黃金時期,亦是成達師範全方位助力於新文化運動的巔峰時期。這一時期,成達師範在不僅在組織機構、課程設置、師資水準、辦學影響等方面不斷完善自身,獲得了長足發展,而且先後派遣留埃學生、建立福德圖書館、出版以《月華》為代表的期刊及其他報刊書籍等,這些回族新文化運動史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事件均留下了成達師範濃墨重彩的印記,使得新文化運動真正具有了“新文化”的品格和重要的社會意義,對後世影響之大,至今不可忽略。

從成達師範課程的變遷及組織不難看出,自創立之初到遷平之後穩定發展,成達師範的課程設置體現出緊隨時代發展因時制宜、不斷改革的特徵,整體表現出由側重宗教教育向民族教育過渡的趨勢。

成達師範的學制“系采四二制,前四年系初級師範,後二年為高級師範,初級師範偏重回教師範課程。高級師範偏重回教文化之探討。”從1925年成達課程表來看,課程設置包括阿文、公民、儒經、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理化、習字等科目,共分六個學年,其中阿文課程在全部六個學年均在課程總數半數以上,可見比起以往雖在課程設置方面已較為全面豐富,但在宣導改良宗教教育的社會大背景之下,教學重點還是以阿文課程為主,其他科目為輔;至1929年遷平之後,課程設置進一步細化、各課程設置比重基本持平、逐步趨於合理科學,如歷史課程細分為中國近代史、西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國文課程細分為選文、作文、文學史、國故概要、公牘文、作文;教育課程細分為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管理法、教學法、教學實習、倫理學、心理學等。此後成師課程不斷在摸索中調整,以求適應於社會發展,整體表現出“伊斯蘭教課程時數減少,師範及文化課大量增加,並新增回民、法律課,明顯地展示出培養目標已由培養阿訇的重點,轉向培養懂得伊斯蘭教義的回民教員、校長或機關工作人員為重點”的趨勢。

成達師範由側重改良經堂教育的流弊起步,逐步走向興辦“回民師範教育”,其課程設置的完善與師資力量的不斷加強亦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在1926年該校聘請了北大的畢業生劉柏石(1896-1982)為教務主任,使得課程設置逐漸完善;1928年馬松亭聘請原中華書局編輯、晨報編輯孫幼銘擔任《月華》主編,創制宏規,擘畫綱領,《月華》因之盛極一時;1929年趙振武受馬松亭之邀任成師回文和回教史教師;1930年聘請曾在山西創辦“回文大學”的河南馬自成阿訇任回文課程主任;1930年請張子文阿訇主持教務工作並兼阿文教授;1931年聘請馬淳夷任教義課老師、1934年聘請艾宜栽為教務主任等。上述可見,成達師範在遷平之後,師資力量不斷增強,可以說集合了當時全國回族回族知識界的精英人才,使得成達師範具有更多的“精英教育”色彩。隨著成師課程設置的不斷完善、師資力量和水準的不斷提升,社會影響力隨之上升,報考人數日益增多,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生源地已擴大到河北、河南、山東、哈爾濱、陝西、雲南、江蘇等十二個省區。幾乎遍及當時全國各個地區,生源的擴大,使得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空間上更具有了全國意義。

成師遷平之後的八年,是其力圖發展,銳意進取的黃金時期。為了把成師辦成“中國回教最高學府”,學校自1936年起還一度邀請各界學者名流來校講學,如顧頡剛先生講《發揚回教文化精神》、徐炳昶先生講《宗教與科學》、韓儒林先生講《福德圖書館之于回教文化及中國文化》、陶希聖先生講《中國儒釋道三教關係變遷的概略》、姚從吾先生講《歷史上看回教文明對中西文化的關係》、梅貽寶先生講《西北四省概況與回教問題》、馮友蘭先生講《青年的修養》、張星烺先生講《中國歷史上兩位回教名人的事蹟》等。成師的辦學思路日益靈活,發展視野日益廣闊,與主流學界的交流互動亦日漸增強。民國十八年(1929)成達師範在原有學校管理機構基礎上進行重組完善,由時任國民政府蒙藏事務委員會的馬福祥將軍任董事長,並聘請回族教育家馬鄰翼、社會名流候德山任副董事長,由唐柯三任校長。此外,學校還聘請全國各地社會各界知名人士60余人為董事會成員,為學校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同時更加擴大了學校的社會影響力。此外,學校將原有職教員會議改為校務會議,下設學務部(註冊科、訓育科、教學科)、總務部(出版科、齋務科、會計科、庶務科)、教務部(編譯科、宣傳科、訓育科)及特種委員會(編譯委員會),或是鑒於分工過於繁瑣,1934年又改設出版部、事務部、訓育部、教育部及特種委員會(回文課程設計委員會、畢業生服務指導委員會)。從上可知,學校的組織管理機構一直處於不斷調整之中,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學校教務,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譬如出版科的設置,反映了在新文化影響之下,回族社會日益迫切的文化需求,誠如馬松亭阿訇所言:“成達的出版事業,不僅是學生的成績的披露,更走著溝通中西回教文化的途徑;而且是在特殊的教育環境下,尤必自附出版事業,以供應特殊的用書。”可謂一言中的。作為清末民初“輿論界之嬌子”的梁啟超曾這樣闡述期刊報紙的社會功用:“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

在社會急劇變動振盪的年代,思想自由多元,民眾對社會資訊的渴求亦隨之日增,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 “中國穆斯林從1906年丁國珍創辦《正宗愛國報》開始,到1949年龐士謙主編《回民大眾》為止,近半個世紀中,北自東三省,南到兩廣,東起江浙沿海,西至新疆,穆斯林報刊分佈之廣,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確屬空前。創辦者既有穆斯林團體、學校、清真寺,也有有志于文化傳播的個人。刊物類別分綜合性學術類、純教義類、學術類、政論類等 ,品種繁多,在中國穆斯林新聞傳播史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由成達師範主辦的《月華》無疑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孫幼銘、趙振武、白壽彝、金殿貴、馬金鵬、龐士謙等先後出任主編,其報刊宗旨是:發揮回教適合現代潮流之精義;介紹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進中國回民之知識與地位;解釋回民新舊教派之誤會;發達中國回民之國家觀念;提倡中國回民之教育及生計。《月華》在動盪的年代堅持辦刊長達20年(1929—1948年),足跡遍及中國乃至東南亞、歐洲、中東許多國家,它屢經劫難,社址一度隨成達師範播遷而流動,始終自強不息,堅持辦刊宗旨,開展社會調查,關注社會發展,在新文化運動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該刊也是北方回族知識份子創辦最早,影響最大的回族伊斯蘭報刊,也是國內回族伊斯蘭教報刊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報刊之一。它的創辦不僅引領了當時回族伊斯蘭報刊的形式和內容,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回族學者,為後來回族學的發展鋪墊了堅實的基礎。

《月華》雜誌的刊行,將以成達師範師生為核心的先進回族知識份子的思想成果,轉化為啟發民智、啟蒙民眾的思想武器,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塊思想輿論陣地,極大增強了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力。如果說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以北京大學為核心,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那麼相應地——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就是以成達師範為中心,以《月華》雜誌為理論宣傳陣地的回族啟蒙運動。

除了《月華》之外,成師還自1930年起出版《成達學生會月刊》,1934年改為《成師月刊》,專門刊登師生的論著文章;此外還有五日刊《成師校刊》,偏重報告校務和學生作品,這幾種刊物定期的刊行,為成師的師生提供了獨立思考的平臺,廣大師生將自己所思所想發佈出來,極大地活躍了成師的學術氛圍,客觀上也促進了校務管理的透明度和公開度,使得成師得以在現代科學管理的基礎上穩步向前發展。

成達師範的出版工作,除了相關刊物的印行刊發之外,還有對於各類圖書著作的出版發行。據相關統計,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成師出版部每月出版書籍已累計不下百餘種,據筆者翻閱《月華》、《成師校刊》、《成師月刊》等相關刊物的出版資訊,出版著作有《伊斯蘭名勝》、《成達文薈》、《齋月演詞》、《西行日記》、《穆民教訓》《中國回教史研究》等各類著作或譯作,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且對後世亦有深遠意義。如金吉堂先生所著《中國回教史研究》一書,被白壽彝先生評價為“著者以一人之力,于授課之餘,完成此編,實已難能。中國士林與治中國文化史、中國宗教史者,均可為一讀者也。”至今仍舊是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報刊和書籍的發行出版,是一個群體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出發點是改良宗教教育、啟發回民智識,因而以期刊和書籍的發行和出版為表現形式的社會知識的傳播和流動便成為其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文化特徵。成達師範以一校之力,集合整個群體的精英人才,發行對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期刊和重要的譯作著作,這與其立校之初的宗旨和理念一脈相承。從遷平到南遷的這八年時間,是成師發展的關鍵時期,其中尤其值得書寫、對整個新文化運動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便是福德圖書館的建立和留埃學生的派遣。

1932年馬松亭阿訇第一次赴埃,見到了埃及國王福德一世和愛大校長佐瓦希理,陳述了在中國奇缺阿文經書的情況,福德國王慨然應允由埃及政府和愛資哈爾大學捐贈阿文圖書441部,並答應以後源源不斷地寄書給成達師範。此舉為成達師範福德圖書館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此為契機,1934年成師發表倡議書,呼籲大家興建圖書館。同年4月埃及國王福德一世逝世,為紀念福德一世對中國穆斯林文化事業的支持,遂將圖書館命名為“福德圖書館”。同時商議組建福德圖書館委員會,並邀請中國文化界名流加入。邀請資訊發出後得到徐炳昶、顧頡剛兩位學者的支持,由他們轉請全國學術界知名人士組成北平成達師範福德圖書館籌備委員會。1936年9月22日在新建館址(清真寺南側)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委員有蔡元培、陳垣、翁文灝、朱家驊、李書華、李麟玉、白鵬飛、黎錦熙、梅貽寶、馮友蘭、姚從吾、張星烺、陶希聖、徐炳昶、顧頡剛和回族各界人士馬鄰翼、唐柯三、馬松亭、劉尊五、趙璞華、孫幼銘、白壽彝、陳樹人、常松椿、艾宜栽、趙振武、王夢揚等共27人,公推顧頡剛、唐柯三、白壽彝三位為常務委員。會議發出了《征書啟》,倡議“我們僅代表成達師範學校,向各界人士、公私機關,介紹該校的立場及述明其重要性,希望各界惠於捐助各種書籍或購書專款。我們希望在短時期內,因各界的幫助,能把這個圖書館充分地充實起來,同時並希望由此進向大規模的回教圖書館之設。這是為中國回民教育——邊疆教育增加力量,也就是為中國學術開闢一條新路,為中華民族製造活氣。我們謹以十分的熱忱,渴望各界的厚賜。”福德圖書館征書啟發出後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捐書方面的單位和個人如下:國立北平研究院、禹貢學會、燕大史地週刊社、燕京大學圖書館、蒙藏委員會、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海軍部、實報社、東方書社、閻百川先生、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等。另外白鵬飛先生、馮友蘭先生、張履賢先生等也捐贈大量書籍。這次捐贈圖書共計1240種,3157冊。1936年10月,馬松亭阿訇為弔唁前國王福德一世去世和祝賀新王法魯克就任,開始第二次赴埃及考察,臨行前將《征書啟》譯為阿文,到埃及後印發,得到了埃及國內的回應。不久埃及法魯克一世捐贈300埃及鎊,由愛資哈爾大列出書目購書,新任校長穆拉威捐贈價值100埃鎊的圖書,國務總理那哈斯巴沙捐贈《古蘭經》500部,並令所屬機關將出版物一律贈送全份,攝政委員會官員、埃及大學及埃及學者多人都有捐贈。

福德圖書館之所以在整個回族新文化運動史乃至整個中國回族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義,除了圖書館本身所承載的普及文化、發揚文化的資訊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籌建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特殊的文化意義——福德圖書館的建立,既是國內回漢兩族學者同行並伍、和衷共濟的產物,也是近代中阿文化友好交流的結晶。成師福德圖書館的建立,使得回教新文化運動獲得了更為廣闊深厚的視野,也使得新文化運動具有了促進國內團結互信、溝通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價值。

當一個群體的視野向外擴展的時候,他所關注的東西往往是自身缺失的東西。自1931年雲南明德中學首開留埃先河之後,先後共有33名回族學生遠渡重洋赴埃及求學,其中成達師範學生有21人,占留學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1932年成達所選第一批留埃學生(也即中國的第二批留埃學生)韓宏魁、王世明、金殿貴、馬金鵬、張秉鐸五人赴埃及留學;1937年,由成達師範委派龐士謙阿訇為團長的法魯克留埃學生團一行16人,他們是龐士謙、馬繼高、馬宏毅、馬維芝、劉麟瑞、范好古、楊有漪、丁在欽、王世清、金茂荃、張文達、李宏清、張懷德、熊振宗、高福爾、杜壽芝,這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派出的第六屆留埃回族學生,既是歷屆中國留埃學生中人數最多的一屆,也是成行的最後一屆留埃回族學生。留埃學生之于新文化運動、之於回族群體、之於國家的重大意義,時人曾這樣評價:“所以這次為伊斯蘭前途危險而去留埃的學生……及願犧牲自己的身體,去做大家的開創者、引路者、冒險者、偵探者,如像哥倫布的乘風破浪,艱難困苦中在黑暗的道路上,茫茫的大洋裡尋求美洲一樣。”

留埃學生的派出,使得成達師範具有了國際視野,也使得回族新文化運動擁有了更為廣闊的參照物。誠如馬博忠老師所言:“他們以所學,結合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實際,用他們的譯著、新視角、新形象,成為民國時期回族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力量,為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和當代中國阿拉伯語教學活動提供了新鮮血液,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這種力量和影響,遠遠超越了派遣留學活動的初衷。”直至今日,建國以來藉由留埃學生支撐起來的中國高校阿拉語教育、翻譯等各個領域,依舊是成達師範與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延伸。

三、南遷時期:“興教建國”與改為國立

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的境況下,成達師範堅持“宗教教育救國”理念,在“七·七”事變之前提出“愛國愛教”的口號,使得新文化運動的使命具有了更為崇高的愛國主義內涵。1936年成達師範校長唐柯三在《目前回民應有的幾項工作》中主張將訓練回教青年、培養阿訇人才與抗戰建國的時代主題結合,回族知識份子將自身群體的發展與整個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復興命運聯繫起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成達師範全體師生“服從教義,保全人格,不甘在敵人威脅利誘下苟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線曙光,樹立回民抗敵的風聲”,於是同全國同胞一道,將自身命運與國家的興亡聯繫起來,保留文化火種,開始南遷。自此,成達師範開始進入另一發展階段,“抗戰救國”成為這一時期成達師範與回族新文化運動鮮明的時代主題。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北平淪陷,成師師生分批南下,在回族將領白崇禧的支持下, 於1938年2月遷到其家鄉桂林,在桂林西門外清真古寺複課。成師南遷桂林之後創辦《成師壁報》,復刊《月華》 和《成師校刊》,在《月華》 復刊詞即明確說明:“全面戰爭,必須全民動員,全國五千萬回胞們,大家趕快起來,逐出敵人於我國境之外。”成達師生除記錄各地回民動態及成師活動外,還重點關注全國抗戰動態,刊登了大量有關抗戰的文章, 內容涉及戰時回民教育、 戰時婦女工作、 民族團結和闡釋抗戰聖訓等,如《抗戰時期之回民教育》、《抗戰與孤寡貧民之救濟》、《獻給伊斯蘭婦女》、《戰火下的同胞起來吧》、《古蘭中抗戰的教訓》、《抗戰中回民應有的工作》等文章,當時的《月華》與《成師校刊》 儼然成為回族民眾發表抗日言論、 從事抗戰宣傳活動的主要陣地。成達師生通過闡釋抗戰聖訓,以求在宗教上論證抗日戰爭的正當性與正義性,鼓勵全國回民投入到抗戰建國的潮流中去;通過發展戰時回民教育開啟民智,聚集抗戰力量; 通過介紹聖訓中有關戰時婦女活動的記載,鼓勵回族婦女克服困難,參與抗戰。白壽彝先生時在《回教文化運動與抗戰建國》一文中如此慷慨陳詞:“救亡!救亡!救亡!現在,這樣一個艱巨的時代已經排在我們的前面,籠罩著我們的周圍,而且它與日俱增地,方將增加其艱巨。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放下我們的擔子,我們有什麼理由作偷閒的休息!難道我們的主張,在這個時候已經不適用了嗎?——不!絕不!正相反,我們的主張在這個時候將日益增加其需要。”成師提出的“興教建國” 理念,在促使回族文化自覺的同時,使得愛國與愛教的思想深入人心。蔣介石在《告戰區回教同胞書》中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全國回教同胞一致興起,或執干戈以衛國家,或盡力捐助以裕軍需,或主持正義以正輿論,或教育子弟以待復興,在此民族國家斷續之教,無不思完成其歷史之重大任務。凡所表現,不特博得國人之敬愛,國際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國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無疑是對回族“興教建國”理念的歷史認可和時代表彰。

此外,成師在桂林期間開展的諸如調查回民戶口、 編譯回民小學課本、創辦成達附屬小學,實施新式回民教育,促進回民成人教育、婦女教育;、關注戰時民眾教育, 實施“岩洞教育”等社會活動,也推動桂林回族社會的發展,增強了桂林回族社會與社會各界的互動, 成師的教育理念及五所成師附小的創辦,推動了新式回民教育在桂林的發展,成師對回族婦女教育的關注與實踐,促使桂林回族婦女走出家庭、關心時政,成師與軍政、文化、教育等社會各界的聯繫與互動,增進了社會各界對伊斯蘭文化及桂林回族社會的瞭解,加強了伊斯蘭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流與對話, 為戰後桂林回族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

1941年,在唐柯三、馬松亭等努力,並孫繩武、王曾善等共同努力下,教育部正式行文批准成達師範改為國立,改名國立成達師範學校,實質上完成了成達師範由宗教教育向民族教育的轉變。前人從意識形態出發,對於成達師範改為國立多有憤懣不平之意,但從歷史資料來看,成達師範的國立,使得回族教育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成為國家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達師範的國立,使得回族教育的發展步入正規教育的軌道,具有了國民教育的資格;成達師範的國立,使得回族教育的發展有了穩定的物質支持和制度保障;成達師範和隴東師範等回族民辦教育的國立化,恰恰是國家對回族新文化運動價值的認可和肯定。唐柯三在《成達師範改為國立後之感想》一文中寫道:“今承教育部改本校為國立,是不吝認本校之教育設施,為中華民國教育之一種,本校之同人,竊自慶倖十六年來之試驗,庶幾不誤,此柯三所引為欣慰者一也......抗戰以還,我回教同胞,或在前方浴血殺敵,或在敵後守正不屈,回教之精神及其組織之力量,於是乃大白於世,今教育部改本校為國立,乃我政府對回教的新認識具體表現,此不僅為本校之榮,實我回教全體同胞之光。抑且昭示我未來的新中國之一種新精神,此柯三所引為欣慰者又一也......”可謂對成達師範改為國立的精闢闡述,成達師範改為國立,不僅是國家對成達師範十六年奮鬥歷程的承認,亦是政府對回族新文化精神引導下回族大眾對國家貢獻的表彰。成達師範改為國立,實質上代表了國家對回族新文化運動在民族與宗教二重領域的認可和肯定。

1944 年日寇攻陷桂林,成師被迫遷往重慶,設於十八梯清真寺,自1945年8月16日起校長由薛文波擔任。1946年9月26日成達師範複址北平,先設和平門內中華中學舊址,繼而遷萬壽路,1948年秋搶先進入攝政王府,11月20日薛文波離校。次年三月,成達師範被奉命接管,1949年8月,創辦24年之久的成達師範學校與西北中學,燕山中學合併為“國立回民學院”。至此成達師範完成了她在近代回族史上的歷史使命。

四、結語

作為我國回族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成達師範本身就是回族新文化運動孕育的產物。成達師範前後24年數次遷址,在文化自覺、人才培養、思想啟蒙、社會改良等方面為回族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支援;從改良宗教教育到發展回族教育,成達師範不斷順應時代發展,擴展了新文化運動的視野和格局;為回族群體的現代化、中華民族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這場基於群體自覺和民族自救意義上的運動進程當中,成達師範無疑是一座高高矗立著的精神高峰。這樣的殊榮與讚譽不只是因為她在一片荒原當中篳路藍縷、敢為人先的開拓之功,更重要的是——藉由大時代塑造的回族文化精英對於母族群體的關切和對國家人民的熱愛高度統一凝結成的高潔情懷,以及在動盪的時代肩負使命、奮鬥高昂的偉大精神,這些無疑已融入回族的血脈和基因當中,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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