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熟知作為穆斯林的鄭和七下西洋的故事，艨艟巨艦踏破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某種意義上講，鄭和的壯舉並不是中國突然萌發的航海意識，而更像是中國自宋元以來開放精神的終結。在兩宋時代，商人們不僅揚帆異域，宋朝的各大沿海港口也是一副萬國來華的盛況，在屬於歐洲的大航海時代來臨前，中國與阿拉伯商人們早已頻繁地往來于萬頃波濤間。閉關鎖國並非是中國歷史的常態，本文關注的是兩宋時期鄭和的先人們，那些被宋人稱為“番客”的異國人，劈波斬浪，帶著乳香、香料、昆侖奴遠渡來華的往事。

宋代的番客

從世界歷史看，兩宋時期是一個文化與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卻長期經歷著動盪：阿拉伯帝國四分五裂，各地封建主擁兵割據、獨霸一方，政治氣象變幻莫測。儘管政治上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但是穆斯林商人卻在世界貿易上保持著極高的活躍度。在宋代市舶司負責海外貿易的官員眼中，穆斯林地區與國家是最具有貿易價值與前景的物件。

《嶺外代答》便記載道:“諸番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闍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請注意，這裡的大食並非指代單一國家，從《宋會要》的記錄看，宋代政府十分瞭解當時阿拉伯帝國諸國林立的狀態。（“其國部署各有異名，然皆冠以大食。”）

泉州和廣州是兩宋時期主要的外貿港口，中國與伊斯蘭地區保持著密切貿易聯繫，直接結果便是泉州與廣州出現了外國商人及其家眷的居住社群。現存的資料表明，在宋代，穆斯林大部分生活在這兩個外貿港口，他們居住的社區被宋人稱為番坊。

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這些在宋外國人，廣州地方政府甚至專門從這些居住者中任命番長來負責管理社區事務，而且這些居住於番坊的外國人仍然受制于宋代司法系統的控制，如果外國人犯罪，他們也會受到地方衙門的直接審判。（“廣州藩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藩長一人，管勾藩坊公事。藩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藩坊行遣。”）番長的另一項重要職能是“專切招邀藩商入貢”，這種考量也顯示宋代政府意欲擴大商業利益、加大海外貿易的雄心。

泉州清真寺

官方檔中的穆斯林形象

穆斯林並非僅存在於筆記小說中，在宋代的官方文獻裡，如果仔細留意，我們也能發掘其活動的隻言片語。

淳化四年（993年），一位名為蒲希密的穆斯林商人抵達廣州並遣人往開封致信朝廷。在給太宗的信中，他表示一位來自廣州的番長曾致信邀請他前往中國開展貿易，因此他希望宋朝政府能允許他開展商貿活動。僅僅兩年後，老商人的兒子蒲押拖黎也抵達了宋朝繼續其父的事業。在《宋會要》中還記載了太宗與其子的對話，“太宗因問其國，對雲：與大秦國相鄰，為其統屬，有都城介山海之間。”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這個穆斯林家族來自于接近東羅馬帝國的地區。

天聖元年後（1023年），鑒於宋朝與西夏的對立關係，朝廷直接下詔，令外國商人由海路進入宋國，以防西夏抄掠。熙寧年間，一位名為辛押拖羅的穆斯林使節要求朝廷授予其統查全國諸番長的權力，他甚至還自願捐錢資助了廣州的城牆維修。

穆斯林商人對兩宋政府的捐助行為並不鮮見。據《泉州府志》記載，為抵禦金人入侵，宋朝政府曾要求泉州建造大艦，為減輕地方政府與百姓的負擔，當地外國商人群體默默地對軍艦建造進行了大力資助。（“時大造戰艦，當科民，湜不忍，欲投檄去。諸藩寓居者義之，鹹助其役，艦成而民不知。”）在這些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互動中，很少能看到其背後母國的影響，這些穆斯林商人依靠本身與中國政府的良性關係，似乎獲得了極大的自治權。同一時期的歷史記錄專門使用了“舶主”這樣的稱謂來指稱那些勢力龐大、財產雄厚的穆斯林商人。

為了更有效地擴大某些特殊商品的進口，宋代政府通過降低商稅、給與商業特權（如天禧元年（1017年），朝廷“詔大食國藩客麻思利等回示物色，免緣路商稅之半”）等手段，以主動的姿態吸納更多外國商人前來。不止于此，宋代官方業已覺察這些外國大商人團體的勢力，為了對其進行籠絡，朝廷使用了諸如賜予官職的手段，在百年之後的紹興六年（1136年），“舉福建路市舶司上言，大食藩商蒲囉辛造船一隻，般載乳香，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仍開喻以朝廷存恤遠人優異推賞之意，侯回本國令說喻藩商廣行般販乳香前來。”在徽宗年間，似乎也是順應番商擴大貿易的需求，朝廷下令“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可見朝廷意圖進一步將海外貿易從沿海地區推廣至全國各地。這些番客並沒有因為北宋的滅亡而消失，恰恰相反，番客的活動在南宋時期仍舊活躍，甚至逐漸融入到中國自身的本土文化中。

北宋青白胡人牽馬傭

宋代的多元社區

跨國貿易促進了貨物的往來，不僅如此，發生聯繫的還有人、技術以及知識。穆斯林來華的同時也將新的技術帶入了中國，在內容豐富的《癸幸雜識》中，周密觀察到穆斯林移民教會了寧波人如何從擱淺的鯨魚中提取鯨油的技術。在廣州番坊中，宋朝的觀察者們也注意到了波斯象棋的傳入。穆斯林商人甚至將宋代中國納入了其奴隸貿易的國際市場中，這也形成了當時中國貿易港的種族多元性。廣州的富人們向穆斯林商人購買奴隸，從對於那些奴隸外貌的記載看，他們很可能來自東非地區。結合《諸藩志》的記載，這些奴隸似乎來自于一個被稱為昆侖層期的地區，其國“西有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虯發，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國為奴”。

與他們作為商人的身份相比，穆斯林群體自身的文化背景也同樣對中國的港口城市產生了影響。許多穆斯林商人出於事業上的考慮選擇在宋朝永久定居，但是或多或少，他們仍然維持了原有的宗教、文化背景。雖然番長們“巾袍履笏如華人”，但是大多數穆斯林移民不食豬肉，禮拜真主的儀式與習俗頗為受到觀察者的留意。除了男性移民外，女性移民的形象也出現在了宋朝的記錄中，“菩薩蠻”一詞即特別用來指代女性番客。獨特的耳環成為了她們遺留在歷史記載中的唯一涉及物，“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

在元祐年間，居住在廣州番坊的一位住戶成親了，新郎迎娶的是一位來自宋朝宗室的女子，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這位迎娶者是一位穆斯林，但這一條記錄反映了當時跨種族婚姻的存在。既然宗室女眷都能下嫁番客，跨種族婚姻在當時的情況也許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普遍。究其原因，番客的財富是許多家庭願意與這些外國人聯姻不可忽視的因素，《宋會要》便提到了這樣一個典型案例，紹興七年（1137年），“大商蒲亞裡者。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嫁之。亞裡因留不歸。”可見宋代的中國人似乎很容易將穆斯林商人與財富畫上等號，並且豔羨這些財富。

胡商遇盜圖

宋代人眼中的穆斯林

整體來看，穆斯林移民在宋代中國人眼中的形象是十分積極的。居住泉州城南的穆斯林商人施那帷（Shilave）便被當事人冠以“輕財樂施，有西土習氣”的美名。最終他在泉州終老一生，埋骨中國。

到了元代初年，外來穆斯林在中國的社群規模已佔據了不小規模，尤其在中國南部地區。生活于宋末元初的周密便提及“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基於與穆斯林群體的密切接觸，周密還記錄下了對於穆斯林獨特墓葬習俗的見聞，“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幹，用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桌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周密的細緻記載直接反映了規模可觀的穆斯林社區在宋元的存在，而且這種成體系的葬儀細節大多可能來自於他本人——一個外族人的直接觀察。在其他記錄中我們也能發現，一些穆斯林富商為了安葬本國移民，特意設立了專門的公共墓地，“俾凡絕海之藩商死于有死於吾地者，舉於是葬焉,使生無所憂，死無所恨矣。”

穆斯林商人的驚人財富似乎是當時中國人廣為流傳的談資。在至元十三年，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商人佛蓮在泉州逝世，據說這個男人擁有“海舶八十艘，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

結合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篤信伊斯蘭教的忽必烈之孫，安西王阿難達的勢力正如日中天，他不僅在自己的營地建立清真寺，還使依附於他的15萬蒙古軍隊和屬下居民大部分歸信了伊斯蘭教。

毫無疑問，穆斯林商人在宋代時期的海外商貿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僅滿足了宋代政府對於一些特殊物品的需求，作為優秀的商業仲介，他們也積極地拓展了在中國的市場。而他們本身的異域背景，也成了今日中國多元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