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亂局是否應該歸因於伊斯蘭教

——專訪南開大學哈全安教授

哈全安教授簡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歷史教研室主任、南開大學哲學系複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天津市政協常委、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亞非學會理事、中世紀史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院現代化研究中心“世界現代化論壇”學術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東史、伊斯蘭教史、世界上古中古史，出版學術著作多部，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學與現代化》、《西亞非洲》、《史學集刊》、《東北師大學報》、《南開學報》、《經濟社會史評論》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編者按】

伴隨著西元七世紀的曙光，伊斯蘭教誕生在亞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從蒙昧走向文明，登上了人類歷史的舞臺。作為最早出現人類文明的地域,中東是歷史上不同文明衝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的地區。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視野裡，中東依然是隱藏在神秘面紗背後的未知世界，人們懷著好奇的目光打量這個目前處於動盪變亂中的世界——如何看待世俗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係？宗教與民主之間又有著怎樣的關聯？中東亂局的濫觴是否應該歸因於伊斯蘭教？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哈全安教授將為我們一一解答這些疑問，揭開被掩蓋的事實和真相。

訪談學者：哈全安，南開大學教授。

訪談人：撒海濤，端莊主筆，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2014級學生。

一、2016年土耳其當地時間7月15日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發生未遂軍人政變。事後有國內學者將這一事件稱之為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博弈，不知您如何看待，世俗化與現代化、與伊斯蘭教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係？

從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看，軍人政變與教俗之爭無關。土耳其是民主國家，政府源於民選，埃爾杜安是民選總統，具有合法性。60、71和80年軍人政變，並非針對伊斯蘭主義和捍衛世俗主義。竊以為，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走向，在於去凱莫爾主義、去世俗主義和去軍人政治化。凱莫爾主義起源於民族主義，核心是威權主義，外衣是世俗主義。時過境遷，早已與時代潮流不符。此次軍人政變，與1961年、1970年、1980年三次軍人政變不可同日而語。土耳其共和國之去軍人化直至去凱末爾主義化的政治走向，此次政變未遂，可為佐證。真正的現代文明，核心是多元化，而不是極端主義，無論極端世俗主義，亦非極端宗教主義，都與現代文明不符。現代政治的實質，在於民主化，而絕非世俗化。否則，北朝鮮豈不是現代國家的楷模。

世俗化一詞源於歐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領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領域的非宗教化，強調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原則。多數學者通常將目光聚焦於歐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紀的歷史環境和近代早期之社會轉型的歷史實踐，依據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歷史經驗，援引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現代化模式，將教俗二元體系視作傳統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徵，而將宗教領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領域的非宗教化抑或教俗分離視作現代政治的特有形態，強調現代化與世俗化兩者之間具有普世的同步性和必然性，具有西方中心論的明顯色彩和歷史痕跡，結論尚顯武斷。

世俗化並非孤立存在的社會現象，而是與相應的歷史環境密切相關。然而，所謂的世俗化並非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現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長期伴隨著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緣起於西方衝擊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西化色彩，其主要舉措包括引進西方的世俗法律、興辦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關閉宗教法庭、取締宗教學校、剝奪宗教地產、削弱宗教組織的自主地位和克服宗教勢力的離心傾向。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進程相比，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並非嚴格遵循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原則，而是強調國家和政府對於教界的絕對控制，表現為宗教機構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識形態的官方化。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往往與威權政治的膨脹表現為同步的狀態，包含公共權力模式之重新建構的政治傾向，系官方強化控制民眾社會進而完善威權政治的必要舉措，其實質在於威權政治自世俗領域向宗教領域的延伸，而與民主化的政治進程背道而馳。

綜觀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世俗政治並非現代社會的特有現象，而是普遍存在於不同的歷史階段，自古有之。另一方面，宗教與政治的結合抑或所謂的神權政治並非傳統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歷史模式，而宗教與政治的分離亦非從傳統政治模式向現代政治模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和必然過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政治層面的核心內容無疑是民主化的歷史運動，其實質在於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原則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民主化的政治進程取決於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而不是取決於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無疑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卻非存在根本的對立。傳統世俗政治與傳統宗教政治長期處於共生狀態，兩者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皆強調依附和順從的傳統政治原則。相比之下，現代世俗政治與現代宗教政治皆屬現代文明的範疇，宣導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理念，與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內在邏輯性。至於所謂的世俗化，並非政治現代化的必要組成部分。具有5000年文明的華夏世界素有世俗政治的歷史傳統，世俗君主淩駕于社會之上，世俗皇權極度膨脹，宗教政治微乎其微，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變革局限於世俗的領域，表現為不同世俗勢力之間的激烈抗爭，而所謂的世俗化進程則無從談起。

強調現代化進程與世俗化進程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將世俗化視作現代化的歷史座標，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現代化的發展水準，進而將宗教政治挑戰世俗政治視作現代化進程的負面因素甚至是現代化進程的逆流，實屬令人費解。

以世俗和宗教作為判斷現代的依據，將世俗等同于現代而將宗教等同于傳統，荒謬至極。中國自古就是世俗文明，所謂世俗化無從談起，而現代化亦並未因為世俗傳統而長足發展，直到共產黨誕生，新中國才得以橫空出世。無論世俗還是宗教，只要推動民主化就是進步的，只要阻礙民主化而獨裁專制就是逆歷史潮流的。這是我學習鄧小平黑貓白貓論的心得。

哈全安著《中東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二、有學者指出，中東缺乏民主的根源在於伊斯蘭教，也有很多人將目前的中東亂局與歐洲出現的恐怖危機歸因於伊斯蘭教，您如何看待？ 

竊以為，其一，宗教改革或者宗教轉型，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其二，宗教與是否自由民主並無必然聯繫，自由民主和社會轉型亦非宗教信仰的產物。兩百年來，伊斯蘭教經歷一系列改革，目標是自由民主，諸多方面與當年基督教宗教改革異曲同工，可惜學界視而不見。我曾寫小文，題目就是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改革。

以伊朗為例，若無伊斯蘭革命，當下的選舉和民主恐怕遙遙無期，依然是巴列維國王的天下。就中東而言，世俗政權幾乎清一色是獨裁統治，薩達姆、卡紮菲和穆巴拉克皆為獨裁高手。伊朗和土耳其這樣伊斯蘭主義猖獗的反動國家，卻無所謂的官二代，草根平民足以當選總統。埃及是世俗國家，然而官二代猖獗，埃及人民不答應，於是總統父子同堂受審。

近代以來幾百年，歐洲戰爭不斷，殺的人仰馬翻，而那時的中東卻很平靜。那時的基督教並沒有給歐洲帶來和平，當今的所謂西方文明和中東亂象只是歷史長河的一朵浪花而已。當下歐洲出現的危機，與西方在中東的狂轟濫炸所導致的生靈塗炭，具有內在的因果關係。穆斯林失去家園，只能打擾歐洲人的平靜生活了。所謂恐怖，既有白色恐怖，也有紅色恐怖。以暴制暴，天經地義，否則只能任人宰割，就像舊中國的華人一樣。

基督教並非生來自由民主，中世紀的基督教不僅拒絕異教，而且不允許異端信仰的存在，宗教裁判所可謂臭名昭著，同時代的中國亦豐盈焚書坑儒和文字獄，而伊斯蘭世界，無論是阿拉伯帝國還是奧斯曼帝國，卻以宗教寬容為特色，於是有了迪米制和米勒特製。曾經在一次會上，有人問我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我反問道，基督教與民主又是什麼關係，於是會場一片死寂，無人再敢作聲。

基督教起源於地中海東岸，原本是亞洲宗教，後來傳到歐洲。矛盾起源於利益的爭奪，而不是起源於宗教信仰。中世紀以來，歐洲基督徒自相殘殺，人仰馬翻，國人打內戰也沒有因為血濃於水而手下留情。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並非拯救所謂主的陵墓，而是洗劫了富庶的君士坦丁堡。

伊斯蘭教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的教派，凡是極端教派，都是短命的，而長久延續的都是寬容的。三大教派中的哈瓦利及派是極端派別，早已灰飛煙滅，什葉派中的極端派別也只是曇花一現。《古蘭經》明確宣導寬容和諧，尤其是禁止濫殺無辜。塔利班和伊斯蘭國奉行極端原則，違背經典，褻瀆宗教，是穆斯林中的毒瘤，註定失敗。

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都應當受到尊重，所有殺人行為都應當受到譴責和懲罰，殺人者逍遙法外是不可以的。近年來西方在中東殺人無數，塗炭生靈，犯下滔天罪行，當下難民潮和西方人面臨的恐襲也是自食惡果。美國人在殺人的時候也不區分軍人和平民，中東死於西方人之手者遠不止百萬，其中多為無辜平民。富人有導彈，窮人沒有導彈，又不肯任人宰割，只能使用便宜貨。從邏輯上說，戰爭是國家行為，而現代社會的特徵在於國家行為體現和代表民眾意志。

我並非偏袒穆斯林，更不贊同極端主義，只是同情弱者，仇視以強淩弱。不反抗，任人宰割，不會換來和平的。可悲的是，西方主導話語權，而盲從者甚多，強盜的邏輯深入人心。我渴望自由平等，生來最恨的就是霸權，就是富人高高在上，視窮人和弱者如同草芥。看問題如同做學問，立場和視角不同，觀點和結論自然有區別。所有的帝國都離不開霸權，所有的統治者都是霸權者。不同之處在于，傳統時代是依附社會，人分貴賤尊卑，而現代文明崇尚自由平等，恃強淩弱當罪加一等。

哈全安著《土耳其通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

三、您對中東的政治前景有何看法？

對中東政治前景的展望，民主化會得到長足發展，包括一些中東現在還算風平浪靜的國家也不例外，這些國家現在用錢緩解矛盾，但是我們都知道人有一個本性，是渴望自由和民主，這個用紅包是改變不了的。

我可以簡單地補充一點。人權和自由是沒有救世主的，美國和西方都不是人權和自由的救世主。而真正推動民主化進程，要靠民眾政治潛能的釋放。我不否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很崇尚民主價值觀，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美國崇尚的民主價值觀是文化的範疇，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是政治的範疇，政治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美國人很欣賞民主價值，但他的對外政策要符合他的國家利益，從實踐角度看，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最多，最可靠。而“阿拉伯之春”後，中東的獨裁統治者紛紛落馬，美國在中東的盟友越來越少了。按邏輯講，美國人崇尚民主價值，美國人交朋友一定要交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怎麼能跟一個獨裁的統治者打得火熱，可實際上他就打得火熱。為什麼打得火熱？因為美國人“實事求是”。所以你看沙特是美國的盟友，過去巴列維國王是美國的盟友，埃及的總統穆巴拉克號稱“最後的法老”，是美國的盟友。同樣美國選盟友不看你是民主還是專制，他是看你是不是和美國一條心。另外的獨裁統治者，薩達姆和卡紮菲和美國不一條心，美國就不要，同樣的專制統治者在美國人眼裡看來他的對外政策是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是不同的，不要把文化和政治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