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縱觀西方社會，總會有人發表各類伊斯蘭恐懼症言論及伊斯蘭威脅論，聲稱穆斯林將把“伊斯蘭教法”強加於西方社會。

雖然那些人並不清楚到底何為“伊斯蘭教法”，或所謂的“沙裡亞法”（shariah），卻似乎與伊斯蘭教法有著不共戴天之仇，西方政客也熱切地迎合民主的仇恨，不斷宣揚要通過立法形式對“沙裡亞教法”頒佈禁令。

所謂沙裡亞，是阿拉伯語音譯，原意為“通向水泉之路”，泛指“行為”“道路”，引申為應遵循的“正道”“常道”，即指古蘭與聖訓的教導，是每一個穆斯林必須遵行的宗教義務。

很多人雖然對所謂沙裡亞教法咬牙切齒，但他們似乎並不願承認，所謂的教法，只針對穆斯林，只適用于穆斯林，外人的擔憂與恐懼，似乎更像是自作多情。

可是，擔憂與恐懼的存在，正是某些政客和極右分子的意圖所在。在西方社會，不論是民間還是政界，總會有人挑起爭端，將中東地區的混亂以及全球範圍內恐怖主義的氾濫歸咎於伊斯蘭信仰，聲稱伊斯蘭與現代社會水火不容，將穆斯林群體視為落後無知的野蠻人。

西方對“沙裡亞法”的爭論，並非新鮮事物。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英帝國、法國等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先後撤離中東、非洲及亞洲等穆斯林地區，故意留下混亂與禍根，當地穆斯林群體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他們陷入內部紛爭之中，不確定是否應當重建屬於穆斯林的伊斯蘭社會，還是繼續遵循西方殖民時期的政治社會體制。

雖然民間更傾向於重回伊斯蘭，然而，西方殖民者所培養的掌權者卻堅決支持殖民者留下的西方體制。

無疑，這種意見相左，給日後社會的混亂埋下巨大禍根。

蘇丹、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索馬里等國獲得獨立後，皆選擇在政治層面拋棄伊斯蘭，延續殖民時期的政治體制，將伊斯蘭教法局限於婚姻及繼承法等為數不多的社會生活層面。

法國、義大利、英國等國殖民地區大多為穆斯林國家，它們皆選擇壓制伊斯蘭信仰、強制推行西方律法。

為了理解穆斯林領導人為何會作出此類決定，研究人員回顧了歷史上那些穆斯林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在獲得獨立時所經歷的掙扎，力求從中獲得蛛絲馬跡，理解他們決定國家與民眾民運的初衷。

以蘇丹為例，1956年，蘇丹成為黑非洲首個擺脫英國殖民獲得獨立的國家。研究人員走訪了大量蘇丹當地法律界人士及政府官員，同時參閱了位於蘇丹首都喀土穆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及圖書館大量史料。調查結果顯示，英國殖民者離開後，蘇丹絕大多數司法人士、政界人士及知識份子都希望蘇丹成為一個民主的伊斯蘭國家，他們希望司法系統能與伊斯蘭教法共存，二者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大力宣導宗教自由，允許民眾公開堅信信仰權利。

1956年，哈桑•穆達提爾（Hassan Muddathir）在一份官方備忘錄中引用一段聖訓表示：“世人就好似一把梳子，大家僅僅依偎在一起，互相扶持。阿拉伯人不比波斯人優越，白人也不比黑人優越，世人皆平等。”蘇丹獨立後，穆達提爾成為該國近代史上首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然而，彼時的蘇丹與其他被殖民國家一樣，政治及軍事實權皆掌握在殖民者一手扶持的本地領導人手中。這些掌權者不願聆聽民眾的聲音，因為他們深知，通過民主的方式將伊斯蘭成為社會的主流，必然會讓他們處於劣勢，必然會損害他們的固有利益。因此，他們以強硬手段否決了民眾對於伊斯蘭與民主的渴求，繼續推行能夠給他們謀利的西方式民主體制。

問題在於，這些領導人為何一定要堅持推行殖民者留下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呢？除了利益，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作祟？

以蘇丹為例，研究人員發現，促使掌權者摒棄伊斯蘭、繼續推行西方政治體制的終極原因，不外有三。

其一，是政治利益；其二，是實用主義（亦稱利益優先主義）；其三，則為人口學因素。

在後殖民主義時代，蘇丹政界與軍界的爭權奪勢導致政府停擺，議會無力發揮立法作用，整個蘇丹的發展都處於停滯狀態。

換言之，蘇丹社會無力作出任何改變，只能被迫全盤延續殖民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體系。

從某種程度而言，沿用英國殖民主義律法，其實也並不完全是無奈之舉。殖民律法與體制的延續，也有很多基於實踐與實用主義的理由。

前殖民主義時代的蘇丹北部港口城市薩瓦金（Suakin）

沿用殖民時代律法、司法體制，不僅影響了蘇丹的政治發展，也給蘇丹國民、文化、社會與宗教自由與多元產生了諸多影響。

彼時的蘇丹，有著不同的族群、文化與語言。信仰伊斯蘭的民眾大多生活在蘇丹北部，蘇丹南部則集中了不少信仰基督教的群體。蘇丹的宗教與文化多元成了後殖民主義時代領導人摒棄伊斯蘭、沿用殖民主義政治體制的一大理由。他們認為，在一個伊斯蘭與基督教共存的國家，將伊斯蘭信仰介紹至政治體制，會帶來諸多爭端。

然而，研究人員明確指出，當今中東、北非等穆斯林地區依舊處於混亂與不穩定狀態，其實正是源於後殖民主義時代掌權者對伊斯蘭信仰的拒絕與拋棄。

為了延續殖民主義時代政治及社會體系，掌權者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採用殖民者的強制世俗化進程，打壓伊斯蘭信仰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但是，如殖民者一樣，後殖民主義時代掌權者同樣未能有效解決宗教屬性以及信仰律法等相關問題。掌權者一味推行世俗化進程，全力削弱伊斯蘭信仰的作用與地位，最終導致民眾與政府產生隔閡，發展為互相猜忌、不信任的狀態。

這種隔閡逐漸促生了信教群體內部的團結情緒，他們希望齊心協力打造一個真正為民眾謀利的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很多穆斯林地區不可避免的衍生出對政教合一國家的渴望與追求，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索馬里、尼日利亞等國。然而，這些通過革命實現政教合一、完成對伊斯蘭信仰的主流化，必然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強制性現象，也必然促生了新的宗教激進主義思想。

換言之，後殖民主義時代的穆斯林國家遏制了伊斯蘭信仰的復蘇，導致某些極端分子乘虛而入，衍生出極端主義思想，打著恢復“伊斯蘭教法”治國的旗號，籠絡人心，造成整個國家的混亂與爭端。

須知，伊斯蘭信仰本就是民主的代言人。伊斯蘭信仰更是世上最為古老的民主宣言，可是，在所謂文化衝突論的誤導之下，伊斯蘭卻被宣傳為自由與民主的敵人。

現如今，沙裡亞法在西方社會已經淪為一個貶義詞，人們用它來形容伊斯蘭的“落後”“封建”與“殘暴”。可是，倘若我們對伊斯蘭信仰多一點瞭解，我們必然會發現，伊斯蘭教法，即所謂的沙裡亞法，是對人權與民權的最好保護。可是，當政治與宗教淪為某些政客謀利的工具時，宗教必然會成為利益之下的犧牲品。

在某些穆斯林國家，雖然掌權者聲稱政教合一、以伊斯蘭教法治國，但他們似乎並沒有完全遵循伊斯蘭的教導。他們剝奪民權，對於女性合法權益，他們似乎依舊沿用蒙昧時期思想，讓世人誤以為一切都是源於伊斯蘭信仰，誤以為是伊斯蘭信仰導致了這些政府的不齒做法，誤以為伊斯蘭信仰與民主與自由背道而馳。

如上所述，所謂沙裡亞法只針對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它只是對信教群體的鞭策與約束。西方社會談到沙裡亞法都會倍感不安，甚至會心生恐懼，然而，伊斯蘭教法本身卻無比寬容、憐憫且靈活，伊斯蘭信仰絕不會為難任何人，正如古蘭經所言，伊斯蘭給人容易，不使人犯難。

縱觀後殖民主義時代的穆斯林國家，它們大多經歷了混亂與爭端。當伊斯蘭教法最終被引入政治層面之時，必然會引發新一輪分歧與爭論。

以色列1948年宣佈建國後，隨即將猶太教法寫入以色列律法之中。在以色列開國總理大衛•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的領導下，以色列政府逐漸開發出一套猶太律法與英國律法共存的司法體系，將這一體系強加於所有人生活在以色列及其佔領區的民眾之上。

拉丁美洲國家獲得獨立之後，在政治、生活等層面引用了西班牙殖民者帶來的某些天主教教條，諸如對墮胎、厲害、同性戀等方面的法律規定。

美國司法界同樣高度重視基督教教義。基督教教義頻繁出現在美國立法、司法人員實際案例之中，美國司法界至今仍盛行一句話：“基督教法是普通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謂“普通法”，又稱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該法系與歐陸法系（又稱大陸法）並稱為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兩大法系。特點就是判例法，即反復參考判決先例，最終產生類似道德觀念一般的普遍的、約定俗成的法律。

然而，在西方國家或其他信仰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地區，當該國政府在政治、司法層面引用宗教教義時，沒有任何人會對此提出異議。雖然某些話題確實充滿了爭議，確實與西方社會所吹捧的民主與自由相悖，但是，沒有人會去抨擊他們的信仰，沒有人會將所有的問題歸咎於某一特定宗教。

可是，每當穆斯林國家領導人頒佈某些特定法令或判例時，縱然這些法令只針對該國穆斯林國民，不論該法令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世人總會因此而對伊斯蘭信仰大放厥詞，總會在第一時間將他們眼中“落後”“違反民主與自由”的相關法令歸咎於伊斯蘭信仰。

如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充滿貶義的詞眼。雖然原教旨主義源自基督教，但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社會卻堅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恐怖主義、暴力主義、極端主義的根源。

然而，對於真正能夠睜開雙眼看清事實之人而言，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絕不屬於伊斯蘭，也不屬於任何信仰，它只是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時代的必然產物。

對穆斯林國家而言，它們經歷了長久的殖民統治，又經歷了長達50多年的強制世俗化進程，若要回歸伊斯蘭，若要挖掘並強調伊斯蘭信仰對民主與自由的宣導與維護，必然會困難重重。

民主與自由是每個人的追求，可是，若一個國家依舊處於混淪之中，它的最大追求，更應當是和平與穩定。

而和平，正是伊斯蘭的意義所在。

編輯：葉哈雅

出處：The Conversation

原文：Don’t blame Sharia for Islamic extremism – blame colonialism

連結：http://suo.im/4ALVIt